一年多前，大陆媒体发表了一家西方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一次全球性调查。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80％的中国民众对现状感到满意；而美国、日本、德国和俄国的民众对现状满意者却都祇在30％左右。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应当怎样解释呢？记得几年前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一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裔学者宣读了他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按照他的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竟然高达70％。这个支持度也大大地高于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我当时就问他：你这项调查结果，共产党相信吗？如果它相信，它为什么还要对异议活动和维权活动严厉打压呢？这位学者无言以对。
这里首先有个问题，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选举的地方，我们如何判定那里的民众是不是对他们的政府满意，是不是支持他们的政府。我们知道，“支持”是指在选择的基础上对某一事物所公开表示的一种肯定态度。它是意志的一种主动状态。“支持”是相对于“不支持”、相对于“反对”而言的。换句话说，祇有在人们可以不支持和可以反对的情况下，支持才是有意义的。在当今中国，人民对政府没有反对的权利，没有选择的权利，因此问中国民众是否对政府满意，是否支持政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尽人皆知，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个压迫性的专制政府，你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政府，那是不是说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支持专制？支持压迫？假如说，明天中共宣布说它不专制了，不压迫了，难道大多数中国人反而会不满意，反而会起来抗议吗？这怎么可能呢？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确实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如果明天中国开放选举了，共产党还是会赢得多数票。我的答复是，且不说这种估计是否正确，问题是一旦共产党开放选举，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实现了自身的转型，纠正了它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算多数人会支持放下屠刀后的明天的共产党，那绝不等于他们同样会支持手拿屠刀不放、还在杀人行凶的今天的共产党。这两者的区别不是很明显的吗？
上述那家西方民意调查公司在中国的调查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进行的，鉴于中国城乡差别相当大，故而其调查结果必须打折扣。此不待言。另外，连许多西方学者也知道，在中国做的民意调查常常有水份，因为受访者习惯于给出正面的回答。因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专制压迫之下，平时说话就不得不小心自律，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这样，即便是面对西方人的民意调查，按说一般是不会危及自身安全的，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往往还是那套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不少人甚至到了自由的西方都一时改不了这种习惯。如果在公众场合或是对陌生人讲出几句所谓反动话，明知没有危险，明知讲的是心里话，却依然感觉怪怪的，怕怕的。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一批当年的右派和右派的后人联名上书向当局索赔。既然当局自己也承认反右犯了“扩大化”的错误，99％以上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因此即便站在当局的立场，索赔的要求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知道，当年的右派至少有50几万，再加上他们的后人至少有几百万。另外，有不少当年的右派如今身居显位，像朱熔基甚至当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理说，这场索赔运动可以造成极大的声势，在政府内部也会得到广泛而有力的呼应。但事实并非如此。迄今为止，签名的祇有1000多人，几位发起者还受到当局的骚扰恐吓。试问，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和他们的后人，尤其是那些身居显位、当上了这样或那样精英的人，为什么不响应不签名呢？是他们认为索赔的要求不正当不合理吗？是他们患了健忘症或失去同情心吗？不是，当然不是。说到底，他们是恐惧，恐惧当局给自己找麻烦──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当局不满、不信任和不认同。至于说其中某些人却要摆出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表示自己对现状很满意，表示自己对当局很支持，那不过是苟且而已。
我曾经指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祇要你不去追求什么自由民主，祇要你不去计较什么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祇要你对强权的恣虐不再愤慨，祇要你对他人的苦难不寄同情，生活原来并不沉重，它甚至还可以很安逸。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事实上，祇要你还感觉痛苦，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沉沦——这很可以当作我们衡量当今社会沉沦程度的指标。我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也很可以当作我们解读当今中国民意的一个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