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有不少人发表文章纪念这个日子。这个日子的确值得纪念，毕竟1978年开始的这30年改革，是我们国家摆脱过去的极权主义制度、逐步走向开放、开始了这样一个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30年过来到现在，有很多需要回味、总结的地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80年代初有关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怎么样看待“异化”的话题，这是曾经讨论得非常热闹的话题，这个话题和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历史简单做一个回顾。这个题目也和我们读书班正在讨论的东西，也就是总结过去100年的历史，推进中国的转型和宪政改革，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梳理当年的历史，对于更好地理解、把握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特别是推进宪政改革这件事肯定是有帮助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聊。大概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咱们把8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岁数大一些的都知道那个过程，年轻一点儿的不一定完全了解。下半部分我想现身说法，把我自己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思考过程，直到后来写《从五四到六四》，为制度现代化寻求哲学人类学的根据和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反省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个个人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向大家做个汇报，也许能给大家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一点参考。

80年代的人道主义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历史语境的前提下，这个语境就是文革结束时间不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认知层面、思想层面很多东西还处在刚刚开始解冻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都在思考很多的问题，包括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对毛的个人崇拜如何解释？文革中的相互批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疯狂又如何解释？等等。在文革结束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当时整个中国的思想状况处在很活跃的状态。八零后的这一代年轻人是不好想象这些东西的。文革爆发那年，我11岁，正上小学四年级，本来很喜欢看的《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突然不让放映了。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学校都在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处都在大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这种东西一折腾就是10年。象“毛主席语录歌”一类，节奏简单、响亮高亢、又生硬做作，完全不是艺术，文革结束以后突然听到“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尽管今天看“洪湖水浪打浪”也是典型的党文化歌曲，但毕竟曲调优美，很生活化，甚至人性化，这是60年代前半期党文化艺术表达很不同于文革的地方。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思想界、文学艺术界非常活跃的时期，人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反思历史，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情。当时比较明显的，也是最让普通人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那时有个说法叫“伤痕文学”，很多以中篇、短篇小说形式出现，《十月》、《当代》等刊物刊载了大量这样的小说，主题基本都是恢复人的正常的情感，恢复人和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反思过去那段不正常的历史，从里面试图挖掘出一些关于人性、人生、历史、哲学、宗教问题的意义。当时有篇中篇小说叫《晚霞消失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描写的是国共上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人的矛盾纠葛，最后上升到宗教信仰层面，让人思考很多。在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这部小说遭到批判。最著名的伤痕文学，像《苦恋》、《人啊人》，大家都知道的，基本都是这个主题，反思历史，反思文革。《苦恋》拍成电影了，叫《太阳与人》，那个片子拍的不错，音乐也很好，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施万春教授谱的曲，可惜拷贝搞出来以后不让放。还有电影《小街》，张瑜和郭凯敏主演，这两位被称为中国的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他们拍的《庐山恋》被认为是当时拍的最好的电影，风景美，人也美，到现在庐山风景区电影院还在放那部片子，据说是进入《吉尼斯大全》了，同一部电影在同一个地方放映最多，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其实，《庐山恋》只是一部风光片，更有思想深度、更耐看的是《小街》，它从一个被欺辱的女孩子的独特的角度来反思那段历史，对人格的不尊重，对人的命运的戏弄，等等。所有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文革及文革何以可能、何以猖獗十年之久进行反思，当时的社会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氛围，这是从文学、艺术的层面看。

学术、思想层面的反映也很明显，那就是提出了关于人道主义如何理解的问题。当时有个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比较早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道主义的命题是不是应当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不是应该重新理解？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把在文学层面、艺术层面、日常生活层面人们反思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了。过去的文革、大饥荒、1957年的反右等等，中国人遭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难。我们怎么样从理论上去分析它？王若水把它归结为就是不尊重人，不重视人的价值，不重视个体的尊严。王若水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本来是有这一块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当中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内容，这是王若水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大家知道，当时中国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从苏联那儿搬过来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教程》定的调。这套“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喜欢引用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里的一句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道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抽象地看待人的本性，把人的历史属性抽象掉了，似乎人就是讲平等讲博爱讲自由，虚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已。所以人道主义在过去是被批判的，中国从50年代到60年代到文革，一直在批判这个东西，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了这个背景，就可以理解80年代初像王若水这样的一些学者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确实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这是对共产党教条的挑战。我们客观地历史地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关于异化和异化理论

王若水使用的理论武器、凭借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被广为传播的马克思的一本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马克思的一部早年著作，里面讨论了大量的经济学问题，但是从哲学角度来谈的，由于这本书是在马克思流亡巴黎期间写成的，所以又叫《巴黎手稿》。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大的不得了，我手上至今还有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这本书的单行本，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出版过西方学者论这部手稿的文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研究者还不知道有这个手稿的存在，它是在1932年由苏联人最先整理出版的，中文版在1956年翻译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马克思在他的这部早年作品中谈了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人的本性、劳动的异化、共产主义等许多问题，苏联人解释说这是马克思早年的作品，不成熟的作品，那时候马克思只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还没有定型，这是当时苏联人对这本书的解释，后来的中国人基本也是这么个解释，当时很少有人看这本书。这本书写的的确很晦涩，用的都是黑格尔式的哲学语言，读起来不好懂。再加上苏联人定论说这是青年马克思的东西，不成熟，不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费那个功夫干啥？但是到了80年代初情况变了，人们突然发现马克思这本书里讲的一些东西有道理，不能把早年马克思的东西笼统说成是不成熟的，晚年马克思的东西才是科学的，这么讲不见得对。

启发中国人思考的不仅仅是中国文革的历史背景，国际学术界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等等问题的讨论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其实，早在40年代，西方学者知道手稿的存在后，就开始进行研究，50~70年代形成高潮。特别是一些左翼理论家，比如弗洛姆、马尔库塞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阿尔杜塞这样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手稿进行了解读。他们的解读又影响了东欧的理论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西方和东欧学者研究手稿、研究异化问题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陆续摆上书店。我当时正在读大学，记得很清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些人，比如南斯拉夫有个著名的实践派，他们讨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意义，讨论手稿所阐发的思想对现实的价值，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人看来都是非常解放的思想。南斯拉夫还有一些领导人，思想也很开放，比如说卡德尔，他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不会存在？国有制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人民的公仆反过来变成人民的主人这样的现象？卡德尔专门写了本书《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来回答这个问题，读后大开眼界。波兰有个哲学家叫沙夫， 写了一大堆东西，关于人学，人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位置，等等，影响也很大。经济学方面就更多了，比如波兰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弗•布鲁斯，捷克的改革经济学家奥塔•希克等等，这批人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根本怀疑，但都在狠批斯大林模式。这些人的作品启迪了80年代初的一代中国大学生，很多人在课堂上学的还是苏联那套，但是下来读的书都是这些，思想的启蒙是从这儿开始的。重要的是，无论西方左翼思想家还是东欧改革理论家，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从早年马克思那儿寻找根据，说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人道主义，包含了对人的关怀、尊重，而斯大林主义对人是不尊重的，个人是淹没在集体当中的，它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总之，这样的一批书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若水当然不是青年人了，还有比王若水资格更老的理论家比如周扬，后者早在文革前就已经读过马克思的手稿，并且在某些场合谈过异化问题，写过相关文章。当然，那时的周扬还很左。据说毛泽东对周扬说的异化就很感兴趣。我看《十二个春秋》里面，邓力群回忆，有一次邓小平跟邓力群讲，周扬同志谈异化问题的文章，1964年毛主席就曾表示过赞成，毛主席当时满脑子都是苏联变修，觉得我们自己也在变修，也在出现走资派，是不是周扬讲的异化误导的毛主席啊？（你们听来是不是觉得可笑？）

关于异化的基本概念，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谈起过。异化无非是指一个东西在自身的演变中变成对自己否定的一种力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面主要讲劳动异化，劳动本来是表征人的生命自由的活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产品反过来变成压迫劳动者的一种手段，所以劳动就异化了。这的确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讲的。王若水是个专业哲学家，比较早的接触过这些东西，后来经过文革这段大的历史动荡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更成熟了。王若水用异化这个概念来批评、分析很多中国的现象。比如，文革中盛行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王若水指出个人迷信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不是一切为了人民，而是一切为了领袖；不是领袖不能脱离人民，而是人民不能脱离领袖；不是一切服从人民，而是一切服从领袖。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这不是异化是什么呢？王甚至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就不是工人阶级了，成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势力。“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这话自然就非常厉害了，说到根子上了。

总之，中国存在政治上的异化、经济上的异化、精神上的异化，精神上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早请示晚汇报，共产党怎么搞这套东西呢？不是异化是什么？现在说起来很荒唐，当时还是蛮虔诚的。政治上的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就是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还有经济上的异化，王若水提到经济上好大喜功，蛮干，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大力，最后得不偿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他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异化。当时还没有权贵资本，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王若水若今天还在世，肯定会讲权贵资本就是最大的异化。

王若水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分析、解剖，在当时来讲是难能可贵的，很了不起的。把各种疑难问题上升到思想层面、哲学层面来进行讨论，是王若水那一代学者的功劳。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东西当时并不是畅通无阻的，实际上，王若水的上述观点以及和他类似的学者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最典型的就是1983年的“清污运动”，即对所谓“精神污染”的批判。

1983年的“清污运动”

这件事还得从1983年3月份中共中央开的一个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上周扬做的主旨报告谈起。周扬，刚才已经提到，这是位老资格的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人，过去曾经很左，也整过不少人。但是这位老先生不简单，文革后痛定思痛，思想、认知发生了转变，他反思自己过去的做法，并且能够上升到理论层面。周扬在这个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是他晚年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品。周扬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们历史上的很多做法也是有问题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重要的是应该反思过去历史上出现的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梳理。事实上，周扬的很多观点和王若水是一致的，在起草这篇报告的过程当中，王若水也曾经参与过意见。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一本书读读，顾骧写的《晚年周扬》，其中谈到顾骧、王元化、王若水，这几位都是参与起草周扬这篇讲话的成员，整个起草过程是按照周扬的基本思路，稿子出来以后也是以周扬的名义来做的讲话，所以这篇东西代表了周扬晚年的主要思考。可以说，这篇报告的主旨旗帜鲜明，就是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重新探讨人道主义这个话题，要宣扬人的价值，检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用顾骧的话说，周扬是力图用异化理论为中国的改革作论证的。

这篇讲话后来捅了大娄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大家知道，早在70年代末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时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可以在经济方面作些改革，也“允许探索”，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在事关共产党领导地位这类事情上，邓是绝不含糊的。什么叫异化？邓不见得懂。但把异化这个词用来批评现体制，邓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12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主旨讲话，邓力群等人帮他起草的，但观点就是邓本人的观点，这个讲话正式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邓讲，精神污染的实质就是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就是散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邓还在私下的一次谈话中，说讲异化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别看这个词是马克思讲的，马克思从没有把它用于社会主义，周扬搬出这个概念，帮不了他什么忙。这个批评当然很严厉了，没办法，周扬只得作检讨。周扬在12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检查。据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记载，周作自我批评后，邓力群曾讲，周扬同志既然作了这个检查，就算了吧，老同志了，有这个态度就不错了，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是邓力群没想到小平同志认为这样的检查不行：他发了一两万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怎么能最后简单说这么两句就拉倒了？还得让他有个更深刻的检讨！而且要在报纸上公开！邓的意见一出来，对周扬的压力非常大，周扬不愿意承认错了，他也不认为自己哪里错了，但是邓的话不能不服从，他处在一个非常矛盾、苦恼的状态，最后据说还是胡乔木给他出了个招儿，检讨还是要检讨，但是让你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也是有点儿为难你，咱们搞一个答记者问，以这个形式表示一点态度，在报上登一登就算了。周扬没辙，就同意了这个安排。接下来，《人民日报》果然搞了个答记者问，周扬公开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件事才算完。但周扬老先生也为此憋了一口气，之后不久就病倒了，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五、六年，到1989年抑郁而终，这口气一直没有缓上来。周扬怎么说也是我党宣传战线上的老资格的领导人呐！但恰好是因为老先生体制内浸润过长，中毒过深，面对所谓组织原则，缺乏反抗的勇气，尽管他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有新认识，有新的想法、主张，但是在这样一种高压面前没有办法，还是要屈从，甚至最后连老命都搭进去了。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这是20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看了顾骧这本回忆晚年周扬的书以后，浮想联翩。那一代人活得太窝囊了！专制体制荼毒良知，荼毒人性，这又是一个证明。事实上，把周扬批了一通还没完，胡乔木后来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不是他自己写的，组织了一个班子写的，叫做《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1月份公开推出，又是广播，又是刊载，还搞成了单行本小册子，广为散发，居然印了2000万册！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个数字，不得了啊！就是要肃清流毒。不是讲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吗？乔木同志讲,不对，人道主义，有，应该从两个意义上去区分它，一个是作为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是有的，我们也不反对，而且是提倡的，我们也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嘛！但是还有一个人道主义，是关于历史观、世界观的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是把这个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就错了。这就是胡乔木这篇文章用来批评周扬、王若水的观点。我介绍的很简单，基本梗概是这样。总之，拉开架势批判，规模空前，用老毛的话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但是毕竟已经是1984年，不是文革期间，这套东西在学术界、思想界，在广大知识分子当中已经是不吃香的了，再加上中央高层确实有人在抵制这个事情，特别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这种做法是有看法的，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去敷衍一下，小平同志讲了，他也不能说讲的不对，但是他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毕竟是总书记嘛，可以压缩这个事情的范围，清除精神污染、反对精神污染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能是理论界、学术界可以搞一搞，其他的地方不要搞。工业、农业都不要搞，要限制它的范围。在理论界、学术界，很多人也在抵制，知道这个又是过去的老左的东西，所以折腾半天没折腾出多大气候。有人算过，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只搞了28天，最后草草收场。当然，清污运动草草收场，事情并没有完，反自由化一直延续到1986、1987乃至1989年，六四以后又有新的变数，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一代改革者的局限

总之，80年代初在学术界，王若水、周扬等人的基本思路就是要用早年马克思的东西作为基本理论武器来反思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和当时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东欧国家的理论界有关青年马克思、晚年马克思的争论，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互相之间都有联系。客观地讲，这样的讨论的确对于解放当时人们的思想，深化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曾经启迪教育了一代青年人。这个历史的正面功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也有局限。今天这一讲的副标题不是叫“思想解放与认知局限”吗？我这里讲的认知局限不是指胡乔木、邓力群他们的认知局限，他们的认知局限当时人们就看得很清楚；我指的是周扬老先生、王若水先生的认知局限，这个认知局限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可当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局限？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仅仅试图回到马克思，或者是回到青年马克思，他们试图把马克思的东西当作一种理论武器来批判现实，来回击胡乔木这些左派的攻击，来分析斯大林主义那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方面他们做的很出色，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再往前走一步。仅仅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马克思的东西就没问题吗？包括《1844年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没有问题吗？其实是有问题的。但王若水那一代学者很少有人发现这些问题，青年马克思著作中包含的理论上的漏洞不在王若水、周扬这样一批思想家的视野里。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用这些东西作为正面的武器，来回击像胡乔木这样的左派。超越马克思，更客观地对待马克思的遗产，更深入地分析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给出一个独立的解释，这方面他们当时没有做到。

还以王若水为例，1983年他讲的关于社会主义存在种种异化的观点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自由化，甚至是搞精神污染，但是王若水是有骨气的，他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错的，到了1986年，他又出了一本书《为人道主义辩护》，继续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在维护这些观点时，还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来维护的，他自认为还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到了1996年，又过了10年，六四都发生多少年过去了，王若水在《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里面他做了很多反思。比如，王若水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已经基本过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但他同时坚持马克思的哲学仍有其价值，这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所谓“实践的唯人主义”，这是王若水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其实就是humanism，用“人道主义”更通俗一些，王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这个位置上。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搞《剑桥中国史》的那位，他和中国80年代被批判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王若水、刘宾雁、苏绍智都很熟，麦氏有个评价，说这几位中国人，刘宾雁是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是文学家，不是学者，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王若水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信奉人道主义，本人还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学术前提；苏绍智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这是麦克法夸尔的说法，很有意思。三个说法是有区别的，麦氏对苏绍智的评价显然比较高，说他能够在一定意义上站在客观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王若水呢？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大前提并没有否定，没有怀疑，在这个前提下谈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王若水不如苏绍智。苏绍智是社科院马列所所长，80年代就提出，马列所是做什么的呢？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研究，不能跟中央党校似的，马列主义前提天然就是对的，不容怀疑，那就错了。党校可以这么做，社科院马列所不应该这么做。80年代苏绍智没少发表这类观点，这些观点当时也被认为是自由化观点，尽管那一代人由于当时条件局限，知识上的局限，实际上他们在超越马克思的问题上，都没有真正走出多远，甚至连超越的意识都不是很明确，这和我们今天的差别是很大的。人民大学有位叫刘丽华的女学者，也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她最近写了本书，一本很厚的书，题目就是《超越马克思》，这是一位巾帼英雄提出来的，她有这样的气魄要超越马克思，这个事情倒退20年，最著名的学者都没有这个气魄。这就是当时的局限。

王若水也好，周扬也好，他们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有看法的，也试图去超越它、否定它，但是对马克思本人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的气魄。这样对中国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对世界问题的思考，眼界还是受到了限制，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光环还没有被突破，还没有把马克思当作和其他的学者一样，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对我有启发，但是我不把你尊为不可逾越的神。当时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些思想更为解放的，开始独立思考一些更广阔的问题，开始突破原有意识形态束缚。像胡平，80年代初参加过高校学生竞选，后来进了北京社科所，思考政治问题，政治哲学问题。关于人的自由问题，胡平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影响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自己独立地发现了自由主义。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还是比较少的。这样的情况的确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大部分人真实的认知水平。

我本人的早年认知历程

其实，80年代有很多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也还是可以做这种思考的。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等问题的关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过我关注这个问题的思路和角度不大一样。下面，就跟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1972年初中毕业以后,我进了北京的一家工厂，国营企业，无线电二厂，读了两年半这个厂自己办的技校，也没学什么东西，用了半年下乡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在工厂车间里实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真正在课堂上读书也就是一年的时间，1975年春毕业以后被留在工厂，穿上工作服，自己也成了工人阶级。那段时间正好是文革的后期，正好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习马恩33条语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工厂也组织学习，下了班不回家，再读40分钟的报纸。回想起来我对社会的怀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在学校时接受的教育都是说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后来进了工厂以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在车间里面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地道的“工人阶级”，你们大概想象不出来我在车间里面干什么，机械加工车间，车、钳、铣、刨、磨样样都有，我是钣金工，就是敲铁板、焊洋铁壶、敲簸箕的，但我们敲的是电子仪器的机箱、外壳。本来我还想“干一行，爱一行”，也曾经苦练基本功，但天生不是这块料，干了半天技术还是不怎么样。再加上那时脑子里面不安分，老是琢磨这些令人苦恼的问题。我住在宣武区，跑到朝阳区酒仙桥，坐公交车要一个半小时，五点从家里出来，六点半到工厂，到那以后先读书，读一个小时的书，再到食堂买早餐。那时候人们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奇怪，这么早跑到这里来看书。总之，那时候就琢磨这些事，觉得工人阶级根本不是什么大公无私，年轻人一般都偷奸耍滑，能少干活就少干活，老工人的确很踏实，但是跟他深入聊聊天，发现也没有表现出多高的觉悟。这让我想了许多。另外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是批林批孔，批《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林彪的事情出了以后，有头脑、爱思考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反思文革，反思毛，所以有人讲当代中国的启蒙很多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1971年开始的。但普通老百姓看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在几年后的1975年，这个文件被当作批判林彪集团的基本材料发到最基层，工厂里都看到了，全部是原始材料，影印本，前面有毛批示“照发”的中央文件。 这个纪要详细记载了当年林立果一批人对形势的看法和判断，诸如“九二以后政局不稳”、“国富民穷”等等，看了以后觉得很震撼。

1976年文革结束。77年开始就在工厂里恢复一点物质奖励了。文革当中是把物质刺激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的，只讲要为革命自觉奉献，到了77年就不一样了，车间里评比先进工人，拿一等奖发个脸盆，二等奖发个饭盆，一方面是荣誉，另一方面也解决实际问题。小规模的物质刺激一开始，人干活的劲头马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批了10年“奖金挂帅”、限制了半天“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东西还照样灵？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在左右人的经济动机、经济行为？原来学的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马恩列33条，能够解释通这些问题么？记得1974年在技校时就和几个同学读过《共产党宣言》，似懂非懂，但要“彻底否定私有制”这个结论是清楚的，为什么否定了半天，这个东西仍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总之，那段时间在工厂，我反复琢磨这个事儿，下决心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当时从二厂的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是人民大学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书相当系统、准确地介绍了《资本论》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比后来编的同类书都要好。我非常认真地看了这本书，做了详细笔记，为了这件事，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对我大为赞赏。

后来考大学时我很自觉地报考了政治经济学专业，一个是觉得这个专业对解决我脑子里的问题有帮助；再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工厂已经读过了，有一定基础。我思考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怎么理解在经济行为当中人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自私性？工人也好，农民也好，追求进步、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好，其实都是，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受他的个人利益驱动在做事情。过去文革当中是一直不承认这个东西的，一直是批判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东西非常地顽强。记得以前和大家提起过，文革当中拍过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浩然的小说改编的，他还有另外一部小说叫《艳阳天》，也在文革当中改编成电影。《金光大道》里面有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讲的是50年代初，号召走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也讲要发家致富，在我们第一讲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里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刘少奇主张要适当地发展一点儿个体经济，不要害怕人们去追求致富，发家致富还是可以提倡的，甚至党员也可以雇工的，《金光大道》里面就有一个情节，村干部号召人们去发家致富，在一面墙上写着“发家致富”四个字，贫下中农对这个义愤填膺，发家致富走的是资本主义，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里面有个人物叫朱铁汉的小伙子，拿个大铁锹把发家致富四个字全部铲掉，电影用特写镜头把这个情节拍得非常壮观。过去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东西，认为人是可以靠精神力量来如何的，但我自己在工厂里看到的全然相反，文革结束后物质刺激的回笼也证明原来那套意识形态完全是乌托邦，那么，如何从学理上彻底搞明白这一切？

上大学期间，读《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主课，我下了很大功夫。但结论是，《资本论》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为马克思说了半天还是强调公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实际上没有这个事儿。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全套分析无非是要证明资本主义长不了，但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否定和对公有制的肯定却是建立在一种乌托邦的人性理解前提上，所以它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继续往前追。从马克思追到黑格尔，因为《资本论》很多基本的方法论套路是从黑格尔那儿来的。所以我就读黑格尔，从《精神现象学》到《逻辑学》，再到《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给我印象极深，比如，黑格尔有个很著名的“理性的狡猾”或“理性的机巧”的观点，意思是：个体的人，芸芸众生，都在为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奋斗，争来争去，但上帝正是要利用这种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在黑格尔看来，恶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它同时是一种手段，历史不过是借助这种手段来展示自己、实现自己而已。康德也说过类似的观点，康德的说法是，个体运动不过是实现整体目的的手段，当每个人追求自己那份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损他人的利益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按照一条早就设定好了的路线，走向未知的自然目的。亚当•斯密也谈过类似的意思，对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分析就多少分享了这种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这些关于个体利益追求和人类整体关系的哲学表述并不能使我满意，但正是从这些东西那里，我找到了马克思学理的黑格尔主义渊源。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并非不承认个体利益的重要，在他的经济学分析中，也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价格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价格之所以能够在供求关系中最后达到平衡，恰恰是由于每个人都在理性计算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结果。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本身就建立在在人人都在见利而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基础上，而这一条马克思从来没有在哲学上做过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轻易地就完成了从私有制条件下追逐个人利益的行动者到后来突然就变成共产主义自由人的论证跨越，其实恰好证明马克思并没有真的超越黑格尔，他仍然是黑格尔最忠实的学生。我现在的书里仍然在强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他那儿是没有解释的，或者说他不需要做出什么解释。但是，假如我们压根儿就不赞成黑格尔式的历史展开模式和目的论主张，那么我们就必须给人的经济行为、特别是人的经济行为的自私性找到更为坚实的科学解释，必须对人性做出更站得住脚的科学说明。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必须要找到人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更深层的基础，找到这些行为之所以如是的深层哲学人类学根据。这是我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就开始琢磨的问题，那个时候，这个问题链在脑子里就比较清楚了，要寻找答案的动机也很强烈。

异化论、经济行为与社会生物学

正是在这个时候，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在社会上如火如荼地展开，我自己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阅读也是在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1981年我所在的学校,人民大学一分校，召开第一届五四科学讨论会，我提交的论文题目就叫《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后来的本科毕业论文仍然是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我的毕业分配还受了影响。1983年初毕业的时候，根据我的成绩本来是可以留校的，就是因为本人两年来一直琢磨异化理论，也写了一点东西，尽管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学校的系主任还是认为这东西比较悬，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正式开展对精神污染的讨伐，系里已经觉得这个事比较悬，结果毕业的时候给我分配到另外一所高校，清华大学分校去教书，本来我是应该留校的。也没分到别处去，大概觉得我还是个教书的料，所以搞到另外一所学校算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祸水”还是早点引出去的好。

从刚才介绍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个人关注的异化理论和当时社会上共同讨论的话题是有差别的，我更多的是从经济行为理解角度，来看异化理论乃至整个马克思的理论对解释我的问题有没有帮助？帮助有多大？两年的思考过后，我的结论是：帮助不大，或者说这个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做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设定。马克思上来就把人的本质设定为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个词是《巴黎手稿》的原话，人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所以才逻辑地推出，当人的劳动没有体现这种本质，甚至反过来否定这个本质的时候，这种劳动就是一种异化了的劳动。这才引出这个话题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异化劳动，因为人在不劳动的时候才感觉很自在，劳动的时候反倒如坐针毡，这个东西不对啊，劳动应该是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啊，为什么在劳动时他感到很痛苦？不劳动时才感到很快活？肯定证明这个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这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异化。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很多。那么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扬弃，私有财产尽管有历史进步作用，但是由于它把人的本质异化了，把人的劳动异化了，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了，所以它仍然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什么才是合理的制度呢？那就是真正能够把人的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了，真正能够把人的劳动当作一种“属人的”本质了，这个时候才是合格的人类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起点。整个逻辑和推论过程确实看起来很高妙，但是和我们现实生活不沾边，和20世纪人类历史的现实发展也不沾边。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认识人的本质。这个东西是今后可能实现的，只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那个条件，还是说这套东西本来就是乌托邦？我当时脑子里面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思考的结果，越来越可以肯定，马克思的东西，包括他早年的东西里面，包含严重的乌托邦成分。对“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设定，固然很高远，但本质上却是个形而上命题，有康德的影子，也有卢梭的影子。至于“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云云，看起来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高明了许多，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只不过不再用“绝对精神”之类的名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是一种对历史的非科学解释。我当时已经基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当时报纸有关异化、人道主义的争论也好，胡乔木对王若水的批判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涉及这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85、86年，我自己在不断往前走，希望找到一个对人性更合理、更全面、更科学的解释。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经济行为体现出的自私的人性要进行一种追溯，要找到它的根源，我当时是借助了一个新学派，刚刚被引进中国的学派，这个学派叫社会生物学，197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威尔逊的创立的。这位学者写了一本很厚的书，《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试图去寻找、揭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请注意，我说的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义。什么叫做社会生物学？它要干什么？就是要搞明白所有动物，包括最高级的动物人在内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这里所谓社会行为是广义上的社会行为，比如说蚂蚁，它也有社会行为，是一种群体行为，蜂群也有它的社会行为，彼此有明确的分工，有细腻的组织形式和群体行为模式。这些群体行为模式在威尔逊看来，都可以从进化论里面找到更深层的根据，威尔逊本人则是个优秀的昆虫学家。人的情形当然和一般动物不同，除了生物遗传，人类还受自身创造的文化的影响。但既然人来源于生物，来源于自然的构造，在它的天性中，就总有一块和这个东西有关。这就是社会生物学建立起这个抱负的根据所在。这个理论1975年问世以后，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四大成就之一。

至于社会生物学传入中国则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不谦虚地讲，在下也是当时引进社会生物学、向国人介绍这个新的学派的比较早的传播者之一。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叫李昆峰的学者，当时他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昆峰最早开始翻译社会生物学，威尔逊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是他翻译过来的，我最初了解社会生物学也是从李昆峰翻译的东西里面看到的，后来借助翻译材料找原文，到北图去查这个书的英文版，查到了。我与李昆峰见过几面，他还给了我不少材料，是个很慷慨的人。再后来我就和威尔逊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研究社会生物学的学者直接取得了联系，威尔逊把他写的几部主要著作都寄给了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一些有关社会生物学评介方面的文章，比如在1988年，我自己唯一的一篇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文章就是讨论社会生物学的文章，88年以前没有，88年以后更别说了，1989年以后我就不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任何东西了。

对我来说，社会生物学实际上是理解人的经济行为的生物学起源或属性的某种工具。社会生物学不仅可以解释攻击行为、性行为之类的进化，也应该对解释经济行为有所帮助。比如，可以设想，在利益驱动机制的背后，很可能有一种更深刻的自然、进化因素在发挥影响，在制约着人类的行为选择。人为地消灭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这正是所有伟大的或邪恶的乌托邦试验都会在现实面前碰壁的根本原因。当然，社会生物学这个工具从我们今天来看显然还不够，甚至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这个套路还是有争议的。反对者会说，人毕竟不是动物，生物学、包括进化生物学不足以解释人的一切，不足以解释更复杂的人类行为，比如道德。这个说法我也赞成。正因为此，我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在对经济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更系统、更恢弘的关于人的总体性存在及其性质的探讨。这就是稍后提出的关于人的双重本性的一种概念。所谓双重本性是指，一方面，人还是有他的生物属性在里面，这生物属性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它直接或间接地表现自然力量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另外，人也有他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更多地是文化积累和社会历史进程的产物。生物性和社会性这两个东西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对人性的理解要从这两个东西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才能对人，对历史，对历史当中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得到更深层的洞察。大约到了1985年，我自己的这个思路就比较明确了。

提出“总体人学”设想

1988年，我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出版，书名就叫《经济行为与人》，副标题叫“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书是88年出的，实际上是86年写的，写完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寻找出版社，真正出版是88年12月。出了以后没几天就六四了，所以只出了一版，6000册。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全面置疑，不但批评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个人性设定的弱点所在，带有乌托邦性，而且分析了晚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分析了这个理论内含的三大缺陷：第一，这个理论重决定论，忽视主体意志；第二，在人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方面，这个理论过分强调对人类社会整体结构的分析而忽视对人类个体的分析；第三，这个理论只谈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人的生物属性对人性理解而言的重大意义。这样，就自然引出我的人性双重性的概念，关于人学、人性讨论的本人的那些思考，一些最初的、最重要的想法都自然写进了这本书。当时我把我的抱负定位于创立一门叫“总体人学”的学问，书里是这样概括创立总体人学的意义所在的：

从理论上看，总体人学有可能为人性研究—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提供某种新的思 路或参考模式。前面已经述及，人类思想史传统（特别是欧洲思想史传统）上一直纠缠不休的精神与肉体、理性与自然、现象与本体的对立，同时也包含着探寻人类本质的方法论上的对立。强调人的自然存在的学者，往往注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坚信据此就可以给人性以完满、全面的说明；与此相反，主张人的本质乃是某种超感性存在的哲学家（不管这种超感性存在是纯粹理性，还是不可还原的主观体验），则更热衷于哲学思辨，甚至为此拒绝对人的具体研究所内含的哲学意义。二者的偏颇都是一目了然的：前者由于描述多于解析往往失之肤浅，后者又由于常常故弄玄虚而陷于神秘。哲学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从不同的侧面出发，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其理论意义自然不可低估；但就目前它们发展的程度及其成果而言，似乎都还不尽如人意。总体人学意欲继承这一传统，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对人的本性的具体研究和对人的本性的哲学理解的某种“新的综合”。

从实践上看，总体人学在当代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在商品经济的背后，在劳动的谋生性以及以价值关系为基础的劳动从谋生向谋利转化过程的背后，可能有着某种更根本性的生物学机制在发挥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要经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生产力的提高、财富在数量上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可能远远超过人们生理意义上的一般需求），并不意味着劳动从“谋生性”向“非谋生性”转化的必然性；这里还要考虑一系列生物、文化、历史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更一般地讲，假如生物性确实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那么，人们对一己特殊利益的追求，人们行为中的某种“自私性”，就自然有了更深刻的内在根据。

当然，承认自身的丑绝不是以丑为荣。任何一种严肃的科学探讨，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价值追求。因为，很明显，只有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才可能决定自己该做什么。我非常欣赏R•道金斯的一段话：“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觅母机器（指人类是特殊的文化体—-引者）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

创立总体人学，当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甚至多少有点不自量力，因为毕竟我本人并不是学生物学的出身，知识结构上有缺陷。严格地说，这件事大概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后来六四事件发生，我的学术计划也做出了调整，开始转向政治哲学，琢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问题，总体人学研究计划就被搁置了—-当然，90年代初我还写过一本类似内容的英文著作，那是因为1988年就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协议，必须把它完成。记得六四发生以后，曾和一些朋友谈起，要拿出5年时间来，总体人学暂时不做，把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中国共产党何以会堕落到向市民、学生开枪这个事儿弄清楚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从五四到六四》的写作计划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定下的。后来做起来，才感到不是那么回事。写这个书，第一卷就用了5年，后边还有5卷，全部都写完大概还得20年。正式动笔之前酝酿用了10多年，所以这个书全部写完得30年。看来这辈子没有希望再去琢磨总体人学了。但是，怎么样从一个更综合的角度把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看做是理解人性的两个基本线索，理解成是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构成人的行为的最基础层面的规定，然后去探讨在这个基础之上，人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各自的特征，这方面的思考，其实已经引入《从五四到六四》一书的写作中，成为构建我所说的中国批判理论之方法论的一部分。这个讲座的以后几讲，我们还会专门探讨这些问题。至于今后是否还有机会回到总体人学这个大题目来，那就看老天爷是否给我这个时间了。坦率地跟大家讲，我还是很想做这个事，并且已经作了计划，70岁以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够像今天的李锐老、胡绩伟老那样长寿，这件事就还有可能做。

本讲小结

今天这一讲，我们回顾了80年代的一些往事，特别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论争。当下的中国，似乎离这些东西已经很遥远，其实不然。一党专制的体制没有变，思想解放的任务没有变，那就意味着在很多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转型任务也都和那些话题有着某种联系。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大大地超越当时人们议论这个问题的水平，在一个更新的基点上，在今天的新的历史语境之内来回溯当年的话题，来推进这些问题的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够给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提供某种基础。至于今天讲座中自我现身说法的部分，则还有另一层意思在里头。我主张建立中国的原创学术，植根于中国现实需要的中国版的批判理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原创理论。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我愿意把自己这些年思考有关问题的成果、体会介绍给大家。今天的现身说法，也可以算一个开头吧。

（讲座时间：2008年7月19日；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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