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90岁生日，这一天，也成为了蛤丝们的节日，各种膜蛤文化产品纷纷登场。（翻摄自网路）
 
2016年8月17日，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90岁生日，这一天，也成为了蛤丝们的节日，各种膜蛤文化产品，包括logo、漫画、图片，乃至视频纷纷登场，表达了广大蛤丝“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江泽民的网路俗称）续一秒”的愿望。
 
因为面部特徵的某种神似，江泽民被称为“蛤”，膜蛤文化的主要素材，则主要来自於2000年江泽民、董建华接见香港记者时，江当场发飙并发言教训香港记者张宝华的一段视频.
膜蛤文化的兴起，主要得力於青年学生群体的力推，江泽民的怒吼视频，属於突发事件，且经由香港媒体发佈，展现了极权体制下的最高权力者未经官方加工真实一面，甚至可能是长达半个世纪以来，极权体制下最高权力层唯一一次的资讯漏洞，完美地符合了青年学生群体寻找身份认同和满足优越感的双重需求：一方面，因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视频内容具有毋庸置疑的公共属性，一方面，也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在网路上遭到遮罩，只能秘密流传於小群体之中，又具有某种小众性，这在一方面带来小群体的认同，一方面又因其公共性获得相较於大众的优越感，也因此，在一开始真正的蛤丝，其实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固然有欣赏“长者”（江泽民的别称）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将其作为道具，以此形成小群体的认同和相较於大众的优越感。
 
因不满习近平而怀念江泽民
 
这种小群体的亚文化（次文化），有着天然广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共空间，也不具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只有娱乐和体育作为替代，作为民众共用和交往的主要内容，这种公共生活的极度匮乏，也为膜蛤文化的流行储备了足够丰厚的土壤。极度张扬的权力与无权者的实际地位的反差，更促进了膜蛤文化的流行，这段视频满足了无权者的普遍心理需求，成为了民众对此加以各种发挥的富矿.在其背后的心理基础，首先是无权者的发泄，通过嘲讽解构江泽民所高踞的权力地位，将其拉下神坛，与民同乐，无论是其宽边眼镜，还是高腰裤，都成为了发挥的对象，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嘲笑，同期广为流传於中国民间的“宋江”段子，其实也起到的是类似作用，推而广之，大陆民间更为地下的关於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淫秽黄色段子，甚至可以算作是类似行为的鼻祖。
 
膜蛤文化发源於青年学生群体，然后为更广泛的民众所欣赏接受，其逻辑大致如此，在这一阶段，其更多作为大众心理的展现，作为无权者针对权力的嘲讽、解构、乃至发泄。不过，近年来，膜蛤文化开始走出这一层面，而具有了较为明确的政治影射含义，成为一些人对过去怀念，对现状不满的工具，简单说，就是通过把原本被嘲讽乃至丑化的“蛤蛤”加以正面化，以寄託对於江泽民时代的怀念，并通过这样隐晦的对比方式，来表达对於当下习近平时代的不满.
 
江泽民时代与当下习近平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同，值得如此隐晦对比，以作批评呢？
 
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时代针对自由化知识份子、维权律师、NGO活动人士、网路言论者的打压更加严厉，这种压迫性和窒息感，使得人们开始怀念江泽民时代的宽松，可是，如果仅仅就压迫性这一点而言，江泽民时代与当前并不具有什么区别，甚至犹有过之，如1999年开始针对法轮功群体的大规模镇压，同期针对中国民主党的严厉打击，以及稍后针对新青年学会、黄金秋、王小宁等新兴网路活动人士的打击等等。客观而论，江泽民时代的政治高压承继1989年镇压而来，从绝对指数而言，远远高於现在。
 
习近平对社会的压制更加全面而深入，才使得原本被调侃乃至丑化的“蛤蛤”，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正面形象，隐晦地与现在加以对比。（路透社）
 
习近平带来更压抑、更冻结的感觉
 
江泽民时代与当下最大的区别，并不在於绝对尺度上的宽松，而是在於方向上的变化。江泽民时代承继如同废墟一般的后1989时期，通过缓和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引入国际互联网（网路）、申办2008年奥运等措施，江泽民时代给人一种越来越市场化、全球化、资讯化的走向更加宽松的感觉，与此进程相适应的与国际接轨，加强法制建设等等举措，又造成了中国承认普世价值，且有可能在国内使之落地生根的想像，如同期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等措施，就强化了这样的想像。
 
与之相反，习近平时代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新的方向，除去上述提及的压迫性的展现之外，意识形态上拒绝普世价值，强调“七不讲”；对外关系上突出民族主义，警惕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和平演变；经济上强调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力主做大做强；对於互联网的管控，更是前所未有的加强，凡此种种，都呈现出一种与江泽民时代若相背反的趋势，一种走向更加压抑、更加冻结的感觉.此外，江泽民时代所镇压的，主要是法轮功、民主党、网路异议人士等泛反对派，相对孤独而边缘，而习近平时代所试图管控的，是整个新兴社会群体以及其活动空间，包括律师、媒体、知识份子、NGO、网路言论等等，对社会的压制更加全面而深入，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全面的背反，才使得原本被调侃乃至丑化的“蛤蛤”，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正面形象，被隐晦地与现在加以对比。
 
膜蛤文化的这一面相中，隐含了一种回到江泽民时代的情绪，一种试图摆脱当下习近平路线的企盼。不过，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市场新极权战略中，推进市场化的阶段，习近平时代则是对市场化后果加以管控，以避免其冲击到既有专政权力体制的阶段，习近平时代所要加以管控的，正是江泽民时代以及此后胡锦涛时代近20年发展的后果，如新兴社会阶层壮大，自由化思潮蔓延等等，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无非是市场新极权体制一放一收回圈的不同阶段，并不值得厚此薄彼，摆脱一个回归另一个，也无非是噩梦的一层进到另一层，在这个意义上，膜蛤文化更像是没有朝向未来的选项之下，一种无奈心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