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南下，得空去了一趟中山顺德一带。我老家里的人据说有五六百人在那里打工。听来很不可思议。要知道，我的家乡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总共人口不过数千人。而且封闭、偏僻的乡村生活（我记得2000年才通电，至于马路，这几年虽然终于修好，但只是一条土路，经常崩），使得他们有很大的惰性从家里出来到外地打工。
和这些父老乡亲在广东碰面，他们非常热情的招待我，从四面八方过来和我相见、喝酒。他们彼此做生意的地方其实隔的挺远，多数要一个小时以上的路程。聊起来，说起家乡人到广东做生意，都归首功于家乡的一个能人。他92年就到广东谋食，奋斗了10年，如今已经在小揽这样繁华的小镇上开了一家旅店，一月收入超过一万。而且他的儿子还另外开了一家饭店。他的几个弟弟也都学大哥一起出来开店，赚钱。
老家人出来开的店，如今也五花八门了。有饭店，杂货店、机票火车票代售处，还有旅馆等。从山里出来，一般都是先在老乡的店里打工，等熟悉了各种情形，就开始自己筹钱投资店铺当老板。然后，如果生意不错，他们也会打电话回老家，让某某、某某出来帮手。于是，就这样一带二、二带四的把好多家乡人都带出来了。
做的最多的还是饭店。广东工厂多，如果能在厂房附近找到一个合适位置，每天只要应付成群成群工人的三餐、夜宵就够做的了。这些工人一般吃饭都是1块、2块，所以开饭店赚钱做的是辛苦活，薄利多销。我这次去，在我一个姑姑那里落脚，她开的也是饭店。生意非常火爆，不过基本上都是3块以下的活，所以工作量很大、做的非常辛苦。每天要为上千人做饭。饭店目前还只有我表弟一个人掌勺。我这个表弟，岁数不过20，很能干。当初这个店面就是他找到的（找店面是最大的功夫，不同店面之间生意会差别非常大）。而且，难得周围的工人都喜欢他的手艺。
不过，对一个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少年说，这种日子还是很难熬。每天没有任何娱乐，只是定时对着一口铁锅挥舞着铁勺。日子久了，容易生厌。店的旁边有一家杂货店，老板还是一个残疾，天天过来诱惑他去玩老虎机。我去的时候，说起这个残疾老板和他的老虎机，我的姑姑就一脸痛恨。
这些生活听起来就像新版的三言二拍。还有更感慨的。那天和家乡人喝酒，都说，家乡很多人出来闯天下赚钱，是因为在家里玩六合彩输的走投无路了才逼出来的。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老家刮起了一阵六合彩赌风。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写写那时玩六合彩的疯狂。那些年，县里的情况，应了一句话：一年赌，二年偷，三年抢。连警察都在玩，完全没法刹住。而且什么花样都出来了。
我以前和在新疆赚钱的老家人聊天，他们也说过类似的事情。比如有个人好赌博，欠了好几万，没法还清了，于是跑路到新疆去。结果正好在那边合伙做加油站的生意，一年后居然还能带了好多钱体体面面的回家。
这应该是疯狂的物质建设年代的一个小小缩影吧。而且，生活的负担是沉重的，虽然有峰回路转的时候，但是依然毫无保障。就像我的这些父老乡亲，被生活逼迫离开家乡，到了异乡后，虽然多数都成功的谋到生计，但是依然要面对种种逼迫。比如，他们中多数开饭店拿不到营业执照。不是不想，而是太难。要喂饱那些肉食者确实太难。可是要等到规规矩矩办下营业证，什么市场机会都丢了。只有冒险先做起来。
冒险是有代价的。我一个小舅，才开了8天店，就被罚了2000，还好没有搬冰箱电视。听说他们一般采取的是直接上门，然后当场罚单，如果没钱就搬东西。那天晚上大家闲聊时，一个乡亲还问我，有没有同学在中山。言下之意是可否找到同学帮忙。
惭愧的是，我毫无力量。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感到无奈。在权力目前，我和我的老乡一样都是草根。去年我的堂舅妈在大连突然脑溢血死亡，我的表哥，因肝病发作突然死亡，他们都只有三十出头，我也什么都帮不上。医生也不认识，钱也不够。顶多只能用些文字做个纪念。一如今天这些文字一样。
可是，我的父老乡亲们并不需要这个。他们需要养活后代、抚养后代的收入，需要健康的体魄，需要一个更平等的生活环境——这哪一样都是我无能为力的。而且，比起我的父亲，我其实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总是用温和的笑容对待我，用毫无保留的善意对待我。
那天我的一个表哥，我们已经6、7年没有见过面了，提到当年和我掰手腕的事情还哈哈大笑，说，我是农村干活的，居然还掰不过你！他是我二舅舅最小的儿子，现在也当爸爸了，长的越来越像我二舅。如今在中山开着一家小杂货店。我的二舅舅，也是我最小的舅舅，五十刚出头，就因为舍不得钱治乙肝，一次被雨淋之后不久去世。二舅有四个儿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是大学毕业，现在在福州一家企业当技术员。福州的这个表哥，虽然都是为生活奔波，但其实离其他三个表哥的生活也越来越远。
所有这些生活，卑微但生动的生活，除非有文学家能用另一种形式呈现（比如孙世祥的《神史》），否则顶多变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光荣的数字指标。而且，尽管这个国家对他们没心没肺，他们却似乎都抱着一种朴素的集体归属感。在这方面，我曾和家里很多人起过很大的冲突。但是，无论思维的差距有多大，沟通的困难有多大，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永远只是我们村里的有“出息”的孩子，会读书。我的一些长辈，在我回家的时候，还会很严肃的批评我一些不守规矩的做法。
从一种根本的意义说，人应该有向各个方向探询生活可能性的自由。但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自开始明白生活开始，都懂得要有负担父母、儿女生活的责任。这种责任贯穿他们的一生，限制了他们激扬生命的很多可能性。但是最普通的历史就是这样得以延续。
就是这样，我常常从乡亲的生活里感到了历史的流动，从未停歇。责任给人生带来的变数、困难和挑战，也开始被我自己感受、明白。生活不是一场戏，也不容易是一场梦。从我的先辈那里传来的生活的疼痛，让我无法听而不闻、闭而不见。
其实，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出生，父老乡亲的选择和我的选择是一样：历史在重复，我们都在路上，在追寻更合理生活的路上。
2006-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