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提出深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您认为这是否深圳特区新的突破口？
袁伟时：最近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一现象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改革已到了一个深水区，深圳非常迫切地要解决这一课题。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在此背景之下，温家宝总理今年8月在深圳重申邓小平的观点，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2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始终挂在嘴边。当然，说完全没有政治改革，也不能简单地这么看，但总体上讲进展很慢。深圳此时提出建设公民社会，在我看来有几个重要背景：
一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矛盾很尖锐；而经济水平提高，国际环境比较缓和，生存压力大大降低；解决体制改革重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均已具备。
二是公民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大大提高。100多年来政府官员总是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因为民众的素质低。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公民要维护自身的权利、自由，而官员素质跟不上，习惯性地用前现代的方法去对付，火上加油，使矛盾更加尖锐。这无非说明政治体制落后了，官员的观念落后了。
三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面临新的选择：要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是建立法治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谋取暴利？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公民参与，光靠政府不行。
四是大中华地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慢慢整合。台湾与大陆，港澳与大陆的经济融合，两岸四地的关系要进一步发展，障碍在于大陆的民主、自由、法治水平与历史赋予的凝聚中心的地位不适应。中国统一之路在哪里？值得人们深思。
五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而法治水平与社会的自由度常常成为招致疑惧、施压、对抗的根源和藉口。
以上五大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不能再拖延不决了。在此情况之下，政治领导人需要为整个中国的未来着想，为中国的统一着想，为更好融入世界着想，毅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关系到未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看不到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的人恐怕很少，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都在议论纷纷。
香港商报：建设公民社会，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现实的路径？
袁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8月在深圳道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还指出，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表面看来四平八稳，与民众的期待有很大差距。我认为这里面可能有些玄机。显然，国家决策层对深圳不光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考虑其他方面的改革。胡主席讲话提到“改革要在重要领域、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句话很值得推敲。什么是“重要领域”？最重要的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问题”是法治、民主、保护公民自由。后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讲到，深圳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上取得成就，在若干年内让深圳的公民社会发展起来。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关键就看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有没有当年改革先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胆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政治是敏感区，授权往往有限，既要有胆识，又要有智慧，才能有所作为。这是对党政官员的考验。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袁庚、梁湘……榜样在前，他们在更困难的条件下，闯出了一条生路，后来者有勇气向他们看齐吗？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于9月6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特区新使命》，着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深圳提出的公民社会究竟是什么含义？需要观察。假如是狭隘地理解公民社会，把公民社会简单地看作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活动，这是非常狭隘肤浅、非常低水平的公民社会。这可能成为再次可悲地拖延改革的盾牌。如果以此为契机，进行社会管理系统改革，对整个社会生活全面进行调整，有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一些突破。
香港商报：在您看来，公民社会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
袁伟时：我理解的公民社会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私人生活领域。公民权利，私生活、日常活动能不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不会随便受到干预、监控？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值得我们观察、关注。在中国内地，各方面干预私人生活的情况太多了。
二是公共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公民能不能自由倡议？对政府的作为能否进行批评、监督？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讲过，公民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此等等。不过，支票似乎没有好好兑现。这些都是现代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早已承诺的东西，需要在深圳得到落实。
三是公民组织。公民应该有结社的权利，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单个公民太弱势，在强势政府面前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各个群体自己感到需要的组织，应该自由生长。要抛弃阶级斗争恐惧症，对自己的国家要有自信，不要老是疑神疑鬼，公民组织就会健康成长了。
最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连杰在中央台访谈中说，壹基金可能要中断，因为挂靠在官办的中华慈善总会下面，两者发生了矛盾。此中透露的消息是，一个中国公民要做慈善，不得不接受官方控制，不能独立募捐，独立从事慈善活动。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恶果。深圳能否欢迎壹基金到深圳来，让李连杰的各种困难迎刃而解？如果这样办，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深圳在公共领域、公共组织上目前并无什么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圳的媒体总体上比较差劲，远远比不上广州的媒体。不是深圳媒体人没有能力，而是受到很多管制。虽然广州的媒介体也被管制，也遇到很多问题，但相对说来自由度高于深圳的媒体。这种情况如果深圳领导有决心，马上可以得到改善。老是讲要让中国的媒体走向世界，但是就是不让深受读者喜爱、有公信力的媒体施展自己的抱负，一再冀图找一个乖孩子来代表自己的形象，脑袋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承认读者信息来源早已多元化，媒体必然优胜劣汰。深圳要建设公民社会，能否给媒体松绑，让他们有比别处更杰出的表现？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到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还拿不出真金白银出来，老百姓肯定太失望了。
建设公民社会，就是看你怎么做，不是怎么说。一年内能否做出几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考验，一个政治家是不是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也体现在这里。
香港商报：深圳建设公民社会如何破题？
袁伟时：破题最关键的一步，是逐步扩大言论自由。不要再找藉口，怕“一放开就乱”。只要坚持法治，就不会乱。让大家充分地讨论，理性的声音就会占上风，极端的言论就会被辨明。一个多元社会，本来就该有多种声音。在多元的声音里，公民的智慧才会提高，理性精神才会生长。这是维持稳定最好的保障。那种以维稳为藉口打压多种声音的做法是错误的。
香港商报：不久前，港人在处理菲律宾人质事件上的静默游行等表现，让世人见识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在建设公民社会方面香港是否有可供深圳借鉴之处？
袁伟时：深圳在社会管理、发展上远远赶不上香港。香港法治健全，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公民社会已很成熟。在这方面深圳应老老实实向香港学习，争取经过5年左右时间，能够达到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对深圳来说就是个大飞跃了！
80年代香港的贪腐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都很健康，深圳应以香港为镜子，对照差距，努力赶上香港，勇敢与它融合，这是最具体的深圳前进的方向。邓小平不是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吗？深圳应该当仁不让，实现他的遗愿。
原载深圳报业集团《香港商报》2010年9月20日，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