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党国史观，指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的基础上，以中共为本位、对全民进行洗脑的历史观。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党国史观的责任则是为中共而解释过去，证明中共代表了民众的利益，让民众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观察和思考问题。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共严控教育、媒体、出版、网络，以党国史观为愚民利器，伪造、掩盖和剪裁历史，掌握历史的解释权，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们独立思考、反思历史的能力。颠覆党国史观成为启蒙的重中之重。
本文试图通过对文明差异、满清对外战争、殖民统治、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正本清源，以是否有益于自由和人权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尺。
文明差异及其后果
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一个是《荷马史诗》对神的巧妙的揶揄，对人类英雄主义和智慧的赞美，以及古希腊人本主义哲学和雅典城邦民主，还有一个是基督教的\”原罪\”说。以人为本位，张扬人性和人体之美，与具有原罪的人的救赎，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逐渐形成人权、神权、王权三权鼎立之势：王权压迫得太厉害，贵族和平民会去寻求神权的支持；神权或王权出现独大趋势，人权就会发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甚至爆发革命，三权之间的分歧、冲突与和解，使得西方文明朝着有益于人权的方向发展。
中西文明最显着的差异，莫过于奴役与自由、人治与法治。12世纪，神学家约翰《论政府原理》认为王权源于神权，倘若暴君\”使法律化为泡影，使人民沦为奴隶\”，人皆可杀；13世纪法学家布莱克顿主张：\”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一次将国王和贵族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王权有限、法律至上，法律保障民众财产及人身安全，民众有权反抗暴政。
黑格尔《历史哲学》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东西代替了一种对峙。\”
所谓\”终古如此的东西\”，不外乎\”敬鬼神而远之\”、君权神授、独尊儒术：皇权非法律赋予，而是\”受命于天\”，代表天意、天命和天道，三个代表通吃一切，皇帝的金口玉言即为替天行道的法律。近代国共两党的领袖崇拜、党在国上，不过是皇权至上、人治传统的历史回响。
\”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到了中共那里，成了\”为专制讳耻，为领袖讳过\”，\”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为证明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党国史观化党为国，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歪曲性描述和阐释，辅以《甲午海战》、《大清炮队》、《鸦片战争》、《北洋水师》等偷换概念的历史影片，将清政权挨打渲染成民族悲情，用党权、主权高于人权和爱国等于爱朝廷的价值观控制人们的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彻底颠覆党国史观，把专制政权与民众利益区别开来，改变我们分析、评价历史的思维方式，以自由、人权而不是主权、党权来考察历史，进而推动政体改革，实行教育、新闻、出版自由和宪政民主，中国历史将永远是悲剧的简单复制和循环。
暴政是人类公敌
1840年6月清英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清政府关起门来残害民众、背对世界文明潮流的铁幕，为中国人民送来了政治文明的曙光。这场针对满清政权的战争绝非国人屈辱时代的来临，恰恰相反，它捅破了暴君\”天下共主\”的神话，帝王天道威严的皮内裤成了纸糊的灯笼。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苏（俄）、英、中、法，全部都揍过满清，尤其是中华民国（1971年由中共顶替常任理事国席位），不埋葬满清就建立不起来；由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除了加拿大之外，都参加过1900年入侵满清的八国联军：英、法、普鲁士（德国）、俄、美、日、意、奥匈帝国。19、20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都入侵过满清，步调如此一致，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满清暴政是人类公敌吗？
民主国家间无战争，抗日战争看似和日清战争（1894）一样，都是日本入侵中国，但因为满清与民国的不同，世界大国的态度为之一变。战争结果，中国一跃为世界大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满清挨打等于民众挨打，我们又何必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
党国史观、清史研究刻意掩盖、回避满清的残暴统治，和对人权、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因为将暴政如实道来，会有一万个对它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如同二战时遭受入侵的日本和德国。为配合党国史观的愚民教化，《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美化专制的辫子戏充斥大陆荧屏：除了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民众无不知书达理、安居乐业，皇帝一个个爱民如子、从谏如流、智勇天锡、经文纬武，好一派和谐盛世的景像！
且不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广州屠城，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大杀、特杀，顺治17年（1660），中国人口从明天启3年（1623）的5165万人，锐减至1900万人！
\”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自荆轲刺秦惨遭灭族，触犯皇权就是十恶不赦、株连九族的大罪，历代王朝动辄以灭族、车裂、凌迟来吓阻民众的反抗。刀在心上的\”忍\”字，形象地说明了奴隶的痛苦。忍字当头的草民，只有在忍无可忍、山穷水尽、\”反亦死，不反亦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甘冒灭族和千刀万剐的风险起来造反。
有清一代，反抗的民族之多、次数之频繁、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结果之惨烈，堪称世界之最，据不完全统计：仅台湾一地，便有1696年吴球起义、1701年刘却起义、1721年朱一贵起义、1732年吴福生起义、1770年黄教起义、1786年林爽文起义、1795年陈周全起义、1796年黄斗奶起义、1805年林瓶起义、1823年林永春起义。
官逼民反在中国大陆当然也是保留剧目：从山东满家洞农民起义到山东于七起义，清初顺治时期爆发大小起义42次；康熙时期爆发大小起义23次；雍正时期爆发起义13次；乾隆时期爆发贵州苗族起义、四川藏族起义、甘肃回族和撒拉族起义、湘黔苗族起义等大小起义12次；1796年嘉庆登基，川、楚、陕等省民众即献上大礼：延续10年、震撼全国的白莲教大起义；1805年，在台湾义军的配合下，浙、闽、粤渔民的反清战争达到高潮，险些攻克台湾；1813年天理教起义，一度杀入皇宫，嘉庆惊呼：\”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除了太平天国等大规模起义，小规模起义多达上百次，个体反抗事件更是多如牛毛。
由于害怕宗教整合民间力量，统治者总是不遗余力地打击不愿匍匐在权力之下的宗教团体和民间组织。靠暴动起家的中共无法正面否定官逼民反的合理性，近年来开始淡化清朝无数以民间宗教（拜上帝教、白莲教、罗教）为背景的农民起义。
要同时顾及民族主义、反侵略、农民起义和大一统，党国史观只能自抽耳光：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汉奸，抗击满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民族英雄；为了反台独的需要，叛将施琅引清兵入侵郑克塽（郑成功之孙）台湾汉族政权，也成了民族英雄。2003年央视热播《施琅大将军》，民族英雄跟民族英雄的后代掐得热火朝天，观众骂得不亦乐乎。
华尔洋枪队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那么，英军、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打击四肢都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满清，客观上支援了中国民众反抗暴政，怎么也成了坏蛋？中共史家之无耻、人格之分裂，党国史观之矛盾和荒谬，是不以自由和人权为本位的必然结果。
《河殇》感叹：\”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周期性的大动乱，一次又一次地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国人境遇的高度概括，真切到了极点，沉痛到了极点。黑格尔说：\”中国从本质上看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走不出兴亡周期律，就在于民众没有以和平方式制约权力、发泄不满的机会，民怨沸腾到了极点，就会像高压锅一样爆炸。
\”鸦片战争\”的谎言
林则徐禁烟引发\”鸦片战争\”，是一个绵延了170年、被中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化的弥天大谎。党国史观污蔑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侵略满清，与中共\”互不干涉内政\”、主权大于人权的核心理念相得益彰。其隐含的强盗逻辑是，腐败到骨子里的专制政府代表了民众的利益，权贵蒙受屈辱就是整个民族蒙受屈辱。即使外部力量有助于解放或减轻民众的苦难，也是罪恶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早在1575年，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桑迪就要求与明朝通商，遭到拒绝。因\”明朝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贪污、欺诈、抢劫\”，\”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桑迪认为对中国有\”一千种可以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和这个国家的战争是最公义的，因为这将给贫弱者、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孩子们和所有被掠夺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1584年，菲律宾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联名向国王请愿远征中国！
\”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弱就好欺负。从秦朝收天下之兵器、元朝管制菜刀、明朝\”寸板不许下海\”、满清\”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到中共的户籍制度、网络长城、菜刀实名制、禁止弹弓、大国小民，独裁者遵循的都是同样的逻辑：最大程度地断绝民间的经济往来和信息交流，确保愚民、弱民政策的实行。你没饭碗你愚昧你自焚你活该，只要不影响独裁统治即完事大吉。
官逼民反，\”倭患\”亦不例外。除了货真价实的日本海盗，明朝数以万计的良民为何变成了\”倭寇\”？\”倭患\”果真如党国史观所言，是戚继光、俞大猷平定的吗？明朝海禁（1370年）断绝了唐朝以来就存在的海上贸易和渔民、造船业的生计，\”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在戚家军\”捷报\”频传的同时，\”倭寇之乱\”不减反增，\”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隆庆元年（1567年）不得不取消海禁，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自然烟消云散。
清朝比明朝更糟，为封锁台湾的郑氏反清势力，康熙颁布残酷无比的\”迁海令\”，仅粤东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海禁有所放松，1717年为阻止不堪暴政的民众亡命南洋，康熙再颁禁海令，以致\”百货不通，民生日蹙……沿海居民，富者贫，穷者困\”。
大兴文字狱、残害草民，关起门来自然方便多了。为避免\”洋商杂处\”影响和谐稳定，乾隆强调\”华夷之别\”，于1757年下令\”一口通商\”，只准广州进行对外贸易，且多方加以限制。乾隆也许忘了，正因为1609年明朝停止边境贸易，其先祖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烂掉30万斤人参，才促使努尔哈赤决心与明王朝拼个你死我活，并最终埋葬了明王朝。满清闭关锁国，不过是重走明朝覆亡的老路，为自己的墓穴掘下了第一锹土。
1793年7月，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深入中国腹地，发现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普遍的贫困和法治、人权的匮乏，康乾盛世竟然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和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英国人认为\”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气质\”。伏尔泰关于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的神话就此终结。因英国人不愿向乾隆下跪，还提出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清英外交搞得很不愉快。
\”鸦片战争\”对满清的愚昧、霸道着墨不多，并刻意隐瞒英国官方反对鸦片贸易的事实。开战之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信中，多次表示\”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义律本人更是坚决反对鸦片贸易，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国的耻辱，\”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清英双方一致认为鸦片不是好东西，林则徐禁烟不成问题，问题是禁烟的具体手段。就像戒毒所戒毒，把没有毒瘾的正常人也抓进去，而且全部搞成安乐死，毒是戒掉了，人也翘了辫子，戒毒所还有什么合法性？
1839年3月，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以英国官员、鸦片商人和非鸦片商人为人质，勒令交出鸦片。18世纪没有禁止鸦片贸易的国际法，在满清无权管辖的公海上的鸦片也一并交出之后，外商被要求签署不走私鸦片的甘结。
甘结就是同意连坐的保证书，船上只要查获鸦片，毒贩子和无辜者一律格杀勿论，\”船货没官，人即正法\”。这种类似\”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的野蛮陋习，距离法治、人权不啻十万八千里，稍有理智的外商都不可能签署。8月26日，在澳门的英国人被迫登船前往当时鸟不生蛋的香港，义律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把正在分娩阵痛中的妇女、病人、幼童赶出他们的住处，断绝食物供应，遣散工人，这与和平或帝国的尊严是一致的吗？\”
帝王讲究师法自然，\”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为刍狗\”，\”养人如养六畜\”。如同天地任意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天子对猪狗般的草民尽可任意宰割，至于拒绝跪拜天子的西洋夷狄，连畜牲都不如。道光、林则徐等君臣相信，\”性等犬羊\”的英夷离开天朝的茶叶和大黄就得毙命，这些饮毛茹血之辈不懂得华夷、礼治、朝贡，居然产生与大清平等交往的邪念，只能\”相机剿办\”。
满清睥睨天下的盲目自大和不可理喻的强横，除了猛烈的枪炮，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承认秦皇汉武万国来朝已成过往云烟。曾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了近12年的英国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通：11岁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出访满清，35岁作为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的副手再度出访满清。1840年4月7日，59岁的斯当东爵士在英国下议院力主与满清开战：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英国外交部《关于1839至1843年对华战争的备忘录》显示，\”英国监督及英国侨民被禁止离开广州，外国商馆被置于封锁状态，还被施以其它暴行。因英国商务监督及在广州的英国侨民所曾蒙受的侮辱，英国事先已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去中国海域。\”
英国不反对查禁鸦片，满清对法治、人权、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无知和傲慢，才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结果，不愿给别国平等的满清尝到了不平等的滋味，除了把香港\”暂行赏借\”出去，\”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满清与英法等国在此期间及之后签定的所有条约当中，没有任何条款用于保护鸦片贸易。
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殖民统治
1988年在香港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变革的问题时，以黑马姿态闯入公众视野的刘晓波脱口而出：\”三百年殖民地。\”愤青在骂刘晓波鼓吹\”卖国主义\”时，应该想想马克思为什么说殖民主义在亚洲负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使命\”和\”无产者没有祖国\”。
清英战争是加速清王朝灭亡的催化剂，之后的反清起义如火如荼：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捻军起义，以及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少数民族的暴动和起义，迫使满清重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汉族精英，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仁人志士逐渐发现惟有自由民主才是民众幸福、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清英战争70年后，武昌起义一举终结了在中国施行2131年的帝王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今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澎金马）依然是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
毋庸讳言殖民者的杀戮和掠夺，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殖民统治是否好于原来的皇权专制？是否所有的殖民统治都是一丘之貉，仅仅意味着灾难和罪恶？印度独立后为何还呆在英联邦？
天大地大，人权最大。殖民统治、侵略战争与任何统治和战争一样，评价它们应以结果为重：遭受过侵略、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民众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人权状况得到改善还是更加恶化？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价二战中盟军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入侵，也无法理解柬埔寨人为何感谢越南入侵柬埔寨共产党，以及香港人为何念念不忘1997之前的香港。
为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党国史观将侵略、殖民统治贬斥得一无是处。在英、法租界生活过的国人恐怕难以苟同，他们一度享受着中国、乃至亚洲最讲法制、最和平安康的生活。如果香港一直由满清和中共统治，休说什么\”东方之珠\”，港人想避免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惨剧亦无可能。
即便主观动机是追求财富而非传播自由民主，殖民统治在客观上也会破坏原有的统治秩序，建设一种与宗主国相仿的社会。伴随英国人闯荡世界的，除了先进的武器，还有这些武器得以产生的政治文明。
在前英国殖民地或附属国早已独立的今天，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除了担任英国世袭国家元首、英联邦元首，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国的国家元首，英联邦成员国包括全球5大洲的53个国家，这是世界各国对英国传播自由民主的历史功绩的认定和无言的感激。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