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缘由有两个很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该运动是受国际波、匈事件引发的，二是认为在共产党主导的整风中右派提的意见过火，过头，“罗隆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来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引起毛泽东的震怒，毛才决定开展反右斗争。我认为并非如此。
一、毛泽东其人
首先为了解毛泽东其人。毛一直就有“帝王欲”“家天下”权欲，他通读二十四史十几遍，深研韩非子《君人南面之术》“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他非常崇奉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孺术“贤者未足以服众，势位足以正贤”，“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他亲自在李侃如著《论理学原理》批注：“盖我者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者唯我也。”他认为是道德学问不重要，重要的是造势得位。
其次是他时刻都想窃居王位，稳坐龙庭，形成个人的皇权专制，对周恩来、刘少奇建国前后人员安排大量使用地下党知识分子非常不满，心存戒心一直想排除，这也就是他在后期发动“文革”，他所谓“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由来，他有一条重要语录是暴露无遗了，即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十七年来执行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黑线。”
所以要全部清除。这就是他一直在想专制独裁的潜台词，等待着时机。
第三，毛泽东既无高深的专业博识，更无中国人的道德素养，宽宏心胸，而个性异常乖戾，心胸狭隘，好大喜功，好记仇，爱报复，偏好猜忌，玩弄权术根本不能容人，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无产者，他从五次反围剿的经验中得出依靠知识分子对革命成不了气侯的结论，1981年在北大图书馆受到梁漱溟的奚落、一直怀恨在心，并发誓说：“睚眦之怨必报。”后来王明又说他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三次排出党的领导，八次受到党的处分，他深知他要搞极权思想，实行独裁统治，一定要受到主张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竭力反对，因此他对知识分子有很深的偏见积怨和敌视。
执政后，首先他就把知识分子划在革命的对立面，大中小知识分子为了“方便起见”统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此打上了阶级的络印，列为另册。“反动皆因文化有，专政全靠无知识”所以他就大肆宣扬“知识无用论”，“读书越多越反动。”他要用，必须奴化、鞭鞑，“士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为他当犬儒。他从1950年起就批乞讨办学旳武训是封建地主旳孝子贤孫，《清宫秘史》中主张抗外御敌是卖囯主义，俞平伯的“紅楼梦研究”是反唯物主义的，胡风“对文艺指导的建言”他定为是反他的延安文艺方针，定为反革命集团，他看中的是一些流氓无产者（痞子、无赖、光棍、地痞、流氓），认为一无所有亡命之徒有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所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使用了这个暴力革命力量，并认为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
第四， 他明知中国资本主义还未发展成型，中国当时工业还很落后，生产力低下（全国工业总产值还不到10%），只能依附于党内有实力具有民主思想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同他们建立民主共和体。（即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权，应依靠这唯一仅有的知识分子科技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而他偏偏要人为的虚拟的“阶级斗争。”他一直强调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你死我的阶级斗争。”一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亊物都要从”阶级斗争“的观奌，立场，方法耒分析研究。倡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讲，国家就要遭殃，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所以一个运动接着一亇运动，坑害了无数旳干部，群众，家庭，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给中囯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改革开放30年耒，没有讲“阶级斗争“，阶级敌人都放了出来，国家没有变，人头没有落地，政治环宽松了许多，反而经济向前发展，人民生活上升。这就是事实。他对马列主义更无深研，毛选中几篇马列著作都是别人写的，实质上他才是一个“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惯于用“阶级斗争”方法来玩弄权术，制造矛盾，控制人民。
二、借反右之机来转移目标达到一石三鸟目的
此时正好出现苏共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报告的中心是以无数的事实揭露斯大林一党专制搞“个人崇拜”、“个人说了算”，战争失误，杀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同志，高级将领和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彻底清算斯大林的罪恶，改组苏联共党领导。
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是斯大林的信奉者、崇拜者和追随者。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里，多是效法苏共，唯苏是从“一边倒”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中共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和毛个人凌驾于党，国之上，反对“个人说了算”，并且在中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八届二中全会上，取消“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八大以后，中央也作了全面调整，政权掌握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手里，军权掌在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手里（罗瑞卿也是军委付主席），邓小平是党中央书记，毛只是党中央无实权主席。因此他深感大权旁落，座位不稳，岌岌可危，如果按照赫鲁晓夫改组苏共的举措，他随时都有被赶下台的可能。
他为了转移目标、夺回权力，毛利用波匈事件作为借口，一面故意危言耸听说“东欧一些国家出现混乱，基本问题是，‘丢了列宁的两把刀子’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造成的，那么多新老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波、匈事件是镇压暗藏的反革命不彻底造成的，”他提出“随着社会主义阶段深入，不是反对者敌人愈来愈少，而是愈来愈隐蔽，反对者愈来愈多”的荒谬理论。并一口咬定说，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裴多芬俱乐部，”中国要发生波、匈事件。是党的隐患，大家要以大局为重（指对敌斗争），另一面他又在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矛盾中说：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可以大鸣大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并亲自召开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宣传工作会议，他还不惜以党的威望公开亲口说：“共产党内存在着危害最大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要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三风”。亲口许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无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他还在亲自参加座谈会上别有用心故意表示有人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确实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而是要求真正的有职有权”、 “教授治校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结果凡提了有职无权，教授治校的人都划了右派。“电影的锣鼓”是毛通过周杨叫钟惦斐写的，引发了影视界很多发言，后来都划成了右派。
在暗中毛即下达划右指标，5—10%、20%—30%依势而定，阴谋阳谋，设伏构陷，公开一套，背后一套交替使用，1957年5月1日才在全国开展帮助党的整风运动，5月15日他亲自写了《事情正要变化》的反右文章，并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多次指示“放长线钩大鱼，引蛇出动，才好聚而歼之”，“百花齐放就是引蛇出动的唯一办法。”
而各单位的当权者为了“私欲”、权力、情物、假公济私更是趁机排除异已，党同伐异，扶植亲信，成了卫道士的打手，并借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机会，使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迫害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无法无天，违宪违法，以言定罪，随心所欲，非法处理，置广大知识分子于死地而后快。划右已定，才把随意性很大的“划右标准”发下来，很多明知划错了，在毛的“气可鼓而不可泄”，“保护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指示下，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以保持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成果”，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顺水推舟，助纣为虐，做出很多违心失之举。特别是为革命贡献很大的爱国人士，明知错了的他们都不敢吱声。任毛批斗，栽脏陷害，致使很多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科技精英遭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举，把本来应该清算毛的罪行，恢复党内民主、维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建立全国渴望已久真正的自由民主，兴盛发达的新中国制度机会错过了，反而随毛转移到“反右派运动”，最终以上百万的知识分子敢仗义执言的精英当代价，将民主党派内反毛势力全部清除，刘、周、邓等也甘愿臣服，毛也趁机挽回了自己的厄运。达到一石三鸟之诡计。
应该说，99.98%右派改正，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发起利用这个“反右派运动不只是为他个人权力的争夺，而是压制中国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是把共产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开始兴旺转入后来更多灾难的转折点。”
2010年9月24日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