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和进出口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移到GDP数字。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八零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外籍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这里不仅有为“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它给予他“纠正他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中国，是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激起了他的向往之心。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倍感兴趣，所有人对他特殊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它是国际主义者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国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军的任务结束了，他留在了中国，西德尼·瑞腾柏格变成了李敦白。但他的灾难也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内战胜利而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被投入监牢。
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狂热。他相信这是党对于他忠诚的考验。六年后他获释，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个荒诞不经的错误。
接下来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模糊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灾难：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但他从未把这些灾难视为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个人事业和生活正在节节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国人社区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的外国人，他能阅读到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红头文件。
他对党的政治忠诚也轻易压倒了个人情感。当他的妻子与右派朋友交往时，他紧张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对现状有少许不满，这种不满也在一九六六年时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感到中国再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所有弊病都将在新的革命中一扫而空。他拥到毛泽东周围索要签名，在集会上挥舞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南加州的美国人穿着蓝色毛式中山装，是中国革命魅力的绝佳展现。
文革之火燃烧了中国，燃烧了他的内心，最终也燃烧到他的身体。他再度成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投入监狱。这真是炼狱的时光，他熬了过来。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时，他的确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他忧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与孩子，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失败了？
复出的邓小平再度给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灭了。当他试图为因西单民主墙而入狱的魏京生说情时，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任何一个人想否定魏京生审判的公正性，都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政权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他决定离开。
李敦白要返回美国的消息传出，一场挽留工作展开了。中国有关方面向他许诺：他可以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可以有免费的医疗保障，可以随时出国……“名声、奉承、尊敬、各处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会永远放弃了个人独立”，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不再尊敬的体制的束缚中。”
李敦白的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九三年，这又是两个中国之间的转变时刻。不吝于用子弹与坦克对待自己人民的中国仍在。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两个女儿，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弹穿过窗户，射到了墙壁与天花板上。但另一个中国也再度诞生——它是全球最诱人的市场。这一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试图用“建设性接触”来融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用贸易来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赖于此。在西雅图，他开设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是日渐密切的中美贸易的连接点。他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网络上，如今流淌着信息、金钱与产品。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需要他的经验与智慧。他驾驶着最新款的宝马，倾听他对中国的分析的客户名单中，包含着这样一串名字：微软、英特尔、戴尔、宝丽来……
商业中国的形象迅速地覆盖掉政治中国。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显著。他经历的残酷革命，正成为另一种浪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则是餐桌上兴致盎然的闲话。“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人们这样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国，对他的记忆则已另一种方式到来。二零零六年，他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题目从《A man stay behind》变成了更煽情的《红幕后的洋人》，像是另一种宫廷回忆吗？他关于魏京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忆，他对中国的质疑，不管多么轻微，都被删除了。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都是“不和谐”的声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充满自信地讲述自己的岁月和对毛泽东的看法，像是对自己青年岁月的另一次怀旧。他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谁能质疑他的感受与观点？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年轻一代的西方记者们洗耳恭听，像是探知到了中国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汉学家”，但倘若你以为他那过分丰富的人生经历，能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则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李敦白批评此刻的中国人丢掉了灵魂，批评中国共产党丧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宝；他谈论西藏时感慨：“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外交政策、对台政策，却有这么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国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为美国民主是完全被金钱控制的”。
他似乎一点没变。那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这个满口嘲讽的商业顾问，从未意识到中国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一九四五年时，他意识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与朴素之下，有着多少暴力与不公。一个信徒只选择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现实视而不见，在“拯救人民”的名义下，他对于人民从来毫无兴趣，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实验”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么真会关心具体的人？五十年后，他意识到昔日狂热的可笑，他变得足够狡猾，再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仍旧对中国人的真实境地，毫无兴趣。他只迷恋自己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对魏京生入狱感到愤怒，但他现在对刘晓波入狱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的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联，中国变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与荣耀都来自中国，他因此无法否认自己一生的意义，他再度变成了另一种腐化的俘虏。
但谁能逃脱这种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国之后的十年里，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盛赞中国，相信这个政权已经改变。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调“这个政权从未改变”。天安门事件爆发了，它果然从未改变。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预言说，西方人将再次淡忘血案，政客与商人们将迅速到来，以促进改革的名义，重新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中国的这个政权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不论是李敦白，还是约舒亚·拉默、约翰·奈斯比特、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雅克，中国只是他们的幻想之物：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十三亿消费者的黄金市场，是一场黄祸，是致命的权力诱惑，是对西方的制衡……
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别人的想象中，但倘若这想象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则往往会变成历史的污点。人们不仅赞扬过苏联，也大声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喝过采——他们能让德国与意大利运转起来，至于犹太人的命运，谁又在乎呢？道德意识被遗忘、被遮蔽、被交换。
在此刻对中国的想象中，道德意识也陷入了沉睡，中国被赞叹，但中国人的真实困境却消失了。也像从前一样，这些赞叹者在自己国家里所习惯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他们描写中国时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国人要么是革命的材料，要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丰富的个体，从来面目不清。鲁迅的愤怒与嘲讽值得重新一提：“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我们终不能制止别人的想象。在我列举了那么多外来者对中国愚蠢与不诚实的例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自己又何曾诚实过？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自我欺骗，我们才如此热衷于别人的愚蠢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