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1986年的反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意思：所谓“涨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过程和方式，它使系统达到了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系统内可能由渐变发展为剧变。1986年，政治能量已经到了很活跃的程度，其运动已经十分激烈，出现了剧变的可能性。
第一节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1984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1985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1985年9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9月18日到23日召开的。这次大会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在这次大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40多亿美元，达164.4亿美元，其中进口额108.3亿美元，出口额56.1亿美元。逆差52.2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上吃了日本人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九•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2004年5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从北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九•一八”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影响。邓小平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46页)
学潮平息以后，1986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4月13日到16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胡启立传达的话可能在书记处经过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1985年8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4月12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4月22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
第二节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潮的平息，邓小平感到局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60页)
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164页)
7月12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有的文章思想相当解放。研讨会结束时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9月3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76页)
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上，第177页）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上，第178页)。
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上，第179页)
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如此集中、如此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语出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坚持了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第二种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8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和7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9月8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告会。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于报纸的讲话广播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历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三节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1986年，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想寻机向改革者挑战，但是，这一年改革思想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没有翻起什么大浪。只有两个政治小浪花可以花一点笔墨：“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上书”。这两个事件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秦柳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进入80年代，他总觉得改革开放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圣洁，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所以，他十分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初，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列举了他认为学术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种表现，希望引起中央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马丁的文章。
马丁写了什么文章?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尤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很引人注意。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笼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12月9日和10日出版的第49期《北京周报》上，刊登了马丁文章的译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1985年12期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马丁文章的读者范围在逐步扩大，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
1985年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仪：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
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观判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那么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阎锡山的秘书（1989年“六四”后傅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1989年8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话）。1985年12月19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
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级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泰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物上收集到自由化的材料的。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的一份等级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级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80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级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还得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
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刮起来。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3月14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宝剑，开始对新华社作出回应。
3月22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萧辅礽、曾彦修、张惠卿等30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邦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2004年3月3日，朱厚泽在他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1985年8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两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
加北戴河会议。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到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第四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对形势不很乐观。他不想搞一个大文件，而是想零打碎敲地推行政革。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应?”我说：“反应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4月4日在光明日报社，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月22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胡耀邦执意要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文件，“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就是他所希望的这样的文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全世界一切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总之，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夏天就准备就绪。文件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以经济建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这个文件送到北戴河之前，先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最早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邓小平和陈云。“修正稿”完全否定了胡耀邦的稿子，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陈云赞成“修正稿”，邓小平赞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这是第一回合，胡耀邦领先。
到了北戴河。胡乔木、邓力群、王震、彭真、薄一波、余秋里等一致批评胡耀邦的那个稿子，坚持必须加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胡耀邦退让了，在第五部分加进了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在北戴河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多数人同意这一妥协。陆定一坚决反对。他要求去掉这句话。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历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
从北戴河回北京以后，邓力群等人又拿出一个稿子，要求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向胡耀邦请示，对邓力群的稿子怎么办，胡耀邦表示，还是用北戴河定的稿子。邓力群的稿子就被搁置一边。
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全会闭幕会上，胡耀邦念了一遍决议稿，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
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10年20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82页）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再传达。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50年，一共70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不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同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相比，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即废除了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胡耀邦的解释是：“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精神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
第五节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1986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隐蔽化了。
1986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
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1986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踊跃。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38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躁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乔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月1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心更大了。
12月5日，下午1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
12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44页)
12月7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7日到18日，上海各校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18日，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频繁，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19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12月18下午1点半，上海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学和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坐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希望和学生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江泽民讲话平淡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啰嗦!”江泽民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播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位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5点半，江泽民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他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惊诧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
12月19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7时15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8时到12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800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5时45分，公安机关组织2000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22日到23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工人和干部虽然没有参加，但同情支持学生的人不少。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12月5日和9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在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这次清华却走在北大前面。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了制止游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
12月29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
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学潮南北共震，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12月30日上午10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处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94，195页）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党委和政府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1月1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3600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集会。下午1点钟，数百名大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高喊“修改10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52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进行教育审查。
白天的游行被强行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在校园内掀起了抗议活动。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向天安门步行进发，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2日凌晨1点30分，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播讲话，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400多名学生突破警戒线，于3时30分游行到天安门，于5点30分才乘学校租来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18个省市、28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时我在天津。天津历来是不怎么闹事的城市，这一次学潮的规模也不大。但市委书记李瑞环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他还回顾1979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不坚决，他说当年是他建议取缔西单墙的。
由于李瑞环态度强硬，天津的学潮很快平息下去了。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2月30日邓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潮的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去处去就不行了。”
12月25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陈丕显在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平还是我党的领袖，表示坚决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邓小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陈丕显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邓小平实际上的领袖地位?我和张宏文两人采访了这次会议。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动得发消息。但他讲的内容一句也不能写进稿子。我们只好根据当时的形势，瞎编了一篇官样文章，送李瑞环审定后发出。稿件的开头两句话是“窗外天寒地冻，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嘴里却念着：“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杀气腾腾。”
5天以后，即12月31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胡耀邦1985年行之有效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在这次解决学潮中没有发挥作用，他对激进分子的“冷处理”更是引起了元老们的不满。胡耀邦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原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