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藏印边境历险记——专访西藏流亡社区资深媒体人丹珍
“我那时不想来印度，真的，是被父亲骗来的，”丹珍自言自语，“我考上了西藏大学英语系，更强烈的愿望是学习。”
“真的？”我盯着这位流亡社区的资深媒体人，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别人来印度都是自愿的，梦寐了多年的理想，还头一回听说她这种情况呢！
“真的。”丹珍点点头，“我那时在拉萨当实习导游。父亲说，‘你把假历史说给游人，这是欺骗，对不起衮顿啊！’每当父亲说到衮顿的时候，都指着佛像。我的心中，衮顿并不是真的人，而是佛。‘你要去印度，学习藏语和真正的历史，那里的英语是国际标准，跟西藏大学不同。’父亲还说，‘印度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国家，小孩子可以在荷花叶上走来走去。’他把印度说得跟天堂一样，又一次指着佛像：‘到了印度，还能见到衮顿，多好。’我就想，啊，还可以见到佛，是不错。父亲说，‘你的鼻子上有一个痣，这就是你去天上的痣，说明你和印度有缘。’你看，父亲把我身上的一切，都和印度联系起来了。我也对印度开始了想象。我的朋友说，‘我陪你一起去印度，我舍不得离开你。’她在我家躲了七天，不敢出屋，怕她的父母抓住她。还有一个朋友，也劝我，‘走吧，走吧，除非你到印度，才可以真正地认识西藏。’
“后来，父亲领来了一位尼姑，是前政治犯，比我们大，让她路上照顾我们。父亲又找来了一个向导，那向导说，我一分钱也不收。父亲说，你必须收钱。小孩子最贵，那时是一千五，大人是一千。后来，向导说，一人一百。就这样，我们一共给了向导三百人民币。那时，我们都带了很多的钱。父亲把我送到巴士时，哭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你的父亲，现在不在了吗？”我打断了丹珍。
“我离开拉萨不久，父亲被抓了起来，因为他们在我的家里发现了流亡政府出版的书。父亲放出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说是在监狱里被打的。那时，看到父亲哭，我没有哭，因为我想我就要到天堂了。父亲说，三年以后，我一定来接你。他是一边擦眼泪一边下车的。我当时就想，他为什么那么伤心呢？从背影里，都能看到他的有多难过，肩膀不断地抽动着。我的朋友也哭了。”
“你的朋友，现在也在达兰萨拉？”我又问。
“在瑞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跟那个向导上路的，共有十个人。后来，在日喀则，我们碰到另一个向导，两个向导相互认识，两伙就合在了一起，共有二十九人。我们都在定日下了车。到了晚上，大约八九点钟吧，警犬追来了，狂叫。有四、五个警犬！向导有火腿肠，就是那种圆的，他们一边扔，我们就一边跑。
“甩掉那些警犬后，我们接着走夜路，天一亮，就藏起来。一天，我们又看到一个军营，那里有很多军营哎，都搭帐逢。军营有探照灯，不断地往山上照，我们立刻趴了下来，灯光是从我们的背上照过去的，我们都很害怕。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僧人，他穿着一件雨衣，白色的，走路的时候，发出‘嚓嚓’‘嚓嚓’的声音。向导说：‘站住！’可他继续走，不听话。那边的向导，就扔出一个大石头，他倒下了，当时，他疼得不能叫出来，连气都不能喘，不过，十分钟以后就好了。这时，两个军人上来了，用小电筒乱照，一个劲儿喊：‘上面有人吗？’‘上面有人吗？’我们都吓得停止了呼吸。那时，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几个小孩子，很小，有一个只有三岁，还有一个四岁，其他的，有的七岁，有的八岁的，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加在一起，共有八个。
“我们又开始走。白天躲在山洞里，连水都不敢烧，怕烧出来的烟被军警发现，只吃干糌粑，走了七夜，他们说：‘明天，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尼泊尔了。’可是，在这时，我们被抓住了。”
“怎么被抓的？”我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地跳了起来。
“路上，有一条大河，水到腰这里，很急，必须三四个人拉着手才能过。那里有军营，他们是用望远镜发现我们的。‘当当’地开始了打枪，子弹，都是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我们说：‘完了！’‘完了！’一下子来了三辆军车。两个向导这时都丢了，因为向导被抓的话，至少要判八年徒刑。当时，我们二十七个人，就由那个四十多岁，不听话的老僧人指挥。他说，‘大家把身子往回转！’我们都不知道啥意思。那个照顾我们的尼姑说：‘怎么办，我会被判终身监禁啊，我是前政治犯，第二次被抓，会重刑的！’她吓得全身在抖。很多军人都过来了，他们知道有人跑了，往山上开了许多枪，到处开枪，‘当当’，‘当当’，我们都吓成了一团，我的天堂梦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两个向导，最后被抓到没有？”我问。
“没有。有二十多个解放军，他们说是武装部的。其中有一个藏人向我们问话，问我们去哪里？那个老僧人回答，我们去朝拜米拉日巴的山洞，朝拜完了，要回日喀则。
‘这里是边境，有通行证吗？’
‘我们没有通行证。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通行证，我们是朝圣的，磕长头走路过来的。’
‘知道这里是禁区吗？’
‘反正我们是朝圣，我们要回日喀则。’
‘前面的大道上，有两个包是谁的？’
‘我们有两个小孩，包是他们的，他们背不动，叫大人背。因为你们来了，不停地开枪，我们吓坏了，所以丢了包。’
“他们就让两个小孩子去提包，两个小孩怎么也提不动，都要累倒了。‘这是小孩子带的包吗？即然你们去朝圣，那边还有一个宁玛派的山洞，我带你们去。’
‘图洁切（谢谢）。’那个老僧人说。
“这样，二十多个军人带着我们，一个军人背着我。还有那七八个小孩，也是由军人背着。一个小孩抓着那个汉人军人的耳朵，那个军人也没说什么。因为河水很急，他害怕。
“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个很大的女人，三十多岁吧，在达兰萨拉的缝纽店工作。她是回康区看孩子的。她当时把我吓坏了，她的包里尽是给印度的信，礼物，还有捎过去的钱。过河前，她说，我要换衣服。军人同意了。我就和她一起去了，眼看着她把那些东西都埋到了沙子里，信呀，钱呀，有的写着二千，有的写着三千，我都看到了，都埋在了沙子里。
“过了河，要我们都上车，上车之前，每个人都要做笔记，问我们多大了，从哪里来。那个尼姑悄悄地告诉我们：‘千万别说从拉萨来，会把我们送回拉萨的，还要连累家人。你们说得远一点，越远越好。我了解中共，你们从头到尾就说一句话。不要加，也不要减。’那时，她已经在监狱里呆过三年了。我们就说从林芝来的。但是，年龄上没有说谎。
“那做笔记的军人又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年龄大的女人是妓女，她想把你们买到妓院。你们为什么要去印度呢？’
“我们说：‘我们不是去印度啊，是朝圣。’我们里边有一个十九岁的康巴女孩子，从昌都来的，她们把八个小孩都分了。因为我们太小，不能说是我们的小孩。
“军人就问那个康巴女孩子，‘你多大了？’
‘十九岁。’
‘那你的小孩多大？’
‘九岁。’
‘你妈了个逼的，你十岁生孩子呀？！’军人骂了起来。
‘她是后妈。’我们就替她解释，‘我们知道的，我们是在拉萨认识的，我们保证。’那尼姑就卡我们，我们立刻改嘴说，‘是在拉萨朝圣时认识的。’
‘我看，是妓女吧？’军人又张口糟蹋那康巴女孩子。
“当缝纽工的女人，认了其中的两个是她的小孩。军人就问那两个小孩，可是，小孩一张口，说的是拉萨话。
‘那为什么他们说拉萨话？’军人问。
‘从小我就把他们放在拉萨了。’康巴女裁缝说。
‘那你们从工布来的，为什么说拉萨话。’军人又转向我们。我们说，‘我们也说工布话。’于是，军人就问我们：‘工布话里，男的叫什么？’我的朋友说：‘阿达。’我就说‘阿达。’‘那女的叫什么？’‘阿机。’‘阿机’我又重复。
‘你们在哪里工作？’军人又问。
‘是八一毛纺厂的。’我和我的朋友异口同声。
‘八一毛访厂？我有一个熟人，叫果各。’军人说。
‘啊，我们认识，个子高高的。’我和朋友都说。
‘不，个子矮矮的。’军人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
‘对了，有两个，一个个子高高的，一个矮矮的。’我的朋友说。
“我们队伍里那个三岁的小孩，很懂事。但是，他的姐姐六岁，不懂事，告诉警察：‘我们是被带出来的。’
‘谁带的？’军人问。
‘叔叔带出来的。’六岁的女孩子说。
‘出来干什么？’军人又问。
‘不知道，就说去一个地方。’小孩回答。
“那个三岁的小孩就一个劲说：‘我要跟我妈妈在一起。’他拽着那个康巴女人的手不放。后来，我们被带到军营。军营的前面有一些游客，也搭了帐蓬，那里有三个导游，我都认识。从前，我当实习导游时，和他们在一起了，那时，我叫红梅。我们被抓后，警察跟导游说：‘第八批犯人来了！’你看，我们是第八批哎!
“导游一见我，楞住了：‘啊，红梅，是你啊！’
‘我不是红梅。’
‘你看，眼睛鼻子一模一样。’
‘那是我姐姐。’
‘啊，原来你是红梅的姐姐，怪不得你长得黑一些。’
“我笑笑，因为我在路上折腾了七天七夜，人又瘦又黑了。
‘好，今天你在我们这里吃饭。’几个导游煮面条加罐头。武装部的人说是值勒又走了。把我们三个人，尼姑和我的朋友，还有我，交给了导游，而那些小孩子，放在了另一个帐逢里，电棒审问。这时，我们趁机到了河边，给尼姑化装，描了眉毛，涂了口红……尼姑往河里一看，‘啊！’她说，‘我成了魔鬼啦！’拉萨有很多巴拉，不听家人的话，到处惹事。一个军人走来，瞪着尼姑说：‘她是不是巴拉？’我说：‘是，家里没办法管住她，把她的头发剪了。’
‘为什么去朝圣？’
‘每年都去呀？’
‘是朝圣还是去印度？’
‘没有呀，谁会去那么远的地方？’
“后来，导游说：‘我知道你们是去印度，千万别承认，开头说什么到最后别变。’而后，让尼姑吃午餐肉，尼姑吃完，又吐了。因为七天七夜，我们没有沾油水，喝的也是河里的水，一下子吃肉，我也病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和那些小孩睡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三个人已经把他们出卖了。我们都说没有。可第二天，那些小孩子都说出来了，说花了钱去印度。因为他们几次用电棒，逼那些小孩子。
“后来，我们被送到定日县审讯。但是，我们三个人始终咬住去朝圣。尽管那些孩子都说了。那些小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三岁。像跟我们一样的十五岁以上的，就不算小了孩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在定日县，那个警察把我们三个女的，还有八个小孩，放在了招待所里。把那位僧人和其他的人，关进了监狱。我们的东西全部被没收了。我当时带了三盘磁带，一个是印度歌，一个是《跟我学》，有两盘，那个警察是藏人，拿回家听了，没发现什么，但是有一个父亲给我的地址，是一个四水六岗的地址，被发现了。他问我：‘为什么有这个印度的地址？’我说：‘这是一个远房亲戚。’
“后来，那个警察给我们三个人送吃的来了。那个前政治犯尼姑说，不要用真名。我说我叫卓嘎，我的朋友穷达说她叫边巴，尼姑说，她叫旺姆。有一次，那个警察叫‘卓嘎’，‘卓嘎’，可我一点反映也没有。他后来说：‘你的名字是假的！’
“接下来又是审讯，原话总是要问几遍。总是说，第八批犯人。不过，最后，还是把我们全部放了，说我们是初犯。又把两个拉萨的孩子交给了我们三个人，说：‘你们三个把这两个男孩，带回拉萨吧。’
“给我们送吃的警察悄悄地告诉我：‘不要跟他们走。你们三个，还有两个男孩是真的放了。但是，其他的人，和你们不一样，如果你们跟他们说一句话，就要被盯上了。’交给我们的两个男孩，一个是八岁，另一个是十二岁，把三岁的留在了那边。因为那个小的说，他爸爸是旅游局的，他们可能要抓他的父亲，所以没有放。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他们永远地失去了联系。
“后来，那个给我们送吃的警察又请我们坐他的车，他说：‘我带你们到检察站，那里可以搭到车回日喀则，到定日县搭不到车。’啊，他在检察站那边，给我们准备了丰富的午餐！有八九个菜，桌子是可以转的。那个八岁小孩，不会转桌子，站起来，挟离他最远的那个菜，拌倒了，筷子、衣服，都沾上了菜。那警察就又要了一盘菜。后来，他说，他要到珠穆朗玛峰的军营值勤，走了。走时，把我叫了过去，说：‘不要认为我对你好，就是喜欢上了你，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他那时可能三十多岁吧，‘你和我的一个妹妹长的特别像，’他说：‘那年，我出了车祸，我的妹妹就坐在我的车上，当时……就……死了。’他还说：‘这次见到你，是上帝让我见到了我的妹妹。’
“他最后握住我的手，说：‘好，现在我要走了，求求你，好好呆在拉萨，好好学习，不要再往印度跑了，那是个穷地方，不要去！如果第二次你再被我抓到，我会掉着血泪，把你送到公安局。’说到这里时，他真的眼睛红了，上车时，我清楚楚地看到他的眼泪掉了下来。给他开车的那个军人冲我喊：‘小兔仔子，你再不要跑了！’
“但是，那天我们没有搭上车，路过的车子，都是满的，只有一辆，有两个位子，我们就让那两个小孩先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那两个小孩的消息。
“回到日喀则后，我们碰到一个罗布林卡的守夜人，他一个月只有一百五十元工钱，养不起孩子，决定把三个小孩送到印度。带路的就是那孩子的舅舅。‘哎呀，我们要到印度去。他说，你们后面有没有警察？’我们就说了实情。后来，那个小孩子的舅舅，把我们安排到一个房间，躲了起来。他要了我们每个人八百元的向导费，说到了印度后，再给就行，我们都同意了。”
“你那时有多少钱？”我问。
“四千多块，尼姑有一千五百块。”
“我们躲了七天。他说：‘你们必须要有一双能走路的鞋子。’让我们给号码，他买，不让我们出门。有一天，来了一个公共汽车，他带着我们直接上了车。我们又到了定日，又看到了那个关押我们的地方。我回到了老路，把那个警察的话全忘了。
“这个向导好奇怪，让我们在一个野地下车。我们一下车，就引起了车上那些乘客的怀疑。因为我们穿的不是乡下的衣服。可是，恰好田地里有三个小孩指着我们，我们就向他们跑，像见到亲人一样，那三个小孩也跑了过来，也像见到亲戚一样，到了跟前，我们就把小孩抱了起来。公共车上的人一看，我们是见到了亲人，车开走了。
“那里有一座小山。我们直接上了山，我们的包，是向导带着。奇怪啊，前一次，我们走了七天七夜的路，这一次走了三天就到了。我们还听到军营在唱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过了定日，就是雪山，囊帕拉的通口。在雪地那边，我们遇上了另一批逃往印度的人。有一个老僧人，五十多岁，还有两个男的，他们没有向导，求我们的向导带着，每个人交了五百。在雪地里，我们还看到一个小孩的尸体。当时我们都很伤心，那两个僧人和向导，把小男孩埋了。那位老僧人有个哈达，在那里，怕中共的军人追来，那个老僧人只给他念了十五分钟的经。那个小孩死的好可怜啊，衣服穿的很好，鞋子也是旅游鞋。他死时，可能也是被埋了，只是被风刮开了，这一次，我们把他埋的很深，用雪，也只有雪。
“走了几个小时以后，要过一个尽是石头的小山。一整天都要爬那种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望不到边，我就哭，我说，我回去，不要走了。后来，那个尼姑把我仅有的小包都背上了。再说，看到那个死去的小孩以后，我的情绪也开始低落了。还是晚上走，白天藏起来。
“到了尼泊尔境内，我们碰到一帮人，有七个，说他们是警察，如果不给钱的话，就把我们交给中国。把我们的钱全部收走了，那尼姑短裤里的钱都取出来了。向导劝我们，到印度以后，再给他钱也行，不要紧。”
“到了印度后，你们把钱给那个向导了吗？”我问。
“没有。向导说，回拉萨后，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要。可是，听说，他一到拉萨，就被抓起来了，判了八年徒刑。再说尼泊尔人，把我们的被子都撕开了，头发里面都摸了，看有没有钱，鞋子也要脱。我们当了乞丐，路上，我们八个人，为了一顿饭，就给了一条毛毯，是林芝毛访线的毯子。好几天以后，才到了流亡政府在尼泊尔的接待站。”
“这个难民接待站太重要了！”我感叹着，“从1959年开始，五十多年来，藏人的财富，要么被‘救世主’以各种理由没收了，要么散在了逃往印度的路上，有时，仅仅为了一口饭，就舍弃了那些价值连城，甚至低得上几座楼房的珍宝。这还算幸运呢，如果遇上尼泊尔‘强盗’， 交出所有的财富时，连一口饭都换不来。明眼人都知道，尼泊尔的罪行，也是‘救世主’背后操纵的结果。中共对待西藏民族，比土匪还土匪，比无赖还无赖，他们的手上，尽是西藏人的财富和鲜血。”
丹珍倒平静了，因为她看到的不仅是比她的经历更惨的个体悲剧，还有如今，正在被掠夺的西藏的矿山和牧场，而那些掠夺者，却在标榜，是帮助藏人致富！跟裱子上街宣传禁欲没啥两样。
“到了流亡社区，我先在苏家学校学习了五年，除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传来时，受了一些影响，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我考上了这个新闻单位后，他们又送我到台湾专门学习了新闻。”
“在西藏那边，你不会有这些成就的，你的英语也不会这么好。”我说。
“还有藏语，我完全都是在这边学的。刚来印度时，我不怎么会说藏语。”丹珍补充了一句。
完稿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