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春节，大学二年级寒假期间，受到在北大、清华读书的高中同窗的鼓动，我从广州来到北京，整个假期就在北大、清华度过。寒假中，学生宿舍有不少空位，可以留宿，在学生饭厅吃饭，也十分方便。
那时，北大、清华都有一个学生大饭厅。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主持下，清华、燕京（后归北大）都盖了一个学生大饭厅，两者的规模、标准和使用情况都差不多，既是饭厅，也是学生活动中心，可以跳舞、看电影、看文艺表演，是学生最集中、出入最频繁的所在。
北大那个大饭厅，十多年前就拆掉了，原有地段上新建了一个百年纪念讲堂，附近就是后来闻名校内外的三角地。清华的那个大饭厅（称西大饭厅）也早已弃置不用，几年前拆除之后，建起医学科学院建筑群。
在那个寒假中，我先住在北大。一天，晚饭早已结束，黄昏已经降临，学生们正陆陆续续地、自由地走进大饭厅，看免费电影。我和几个同学正从大饭厅前面走过，见有学生在出售《诗刊》和《红楼》。这是刚刚创刊的两个杂志。《诗刊》是中央级的。报纸对它的创刊事先已做了大量的宣传和鼓吹。创刊号上首次集中刊出了毛泽东的十八首旧体诗词，还发表了他给大诗人臧克家的一封亲笔信。《红楼》是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个文学期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林庚教授的诗《红楼》和张炯的短篇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在大饭厅门外，许多学生买了《诗刊》，也买了《红楼》，并且立即引发了大声的、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一时来不及细听，却为那自由、热烈的场面而激动不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至今印象未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从北大大饭厅来到清华西大饭厅，饭厅门前也有学生在出售《诗刊》。这里没有《红楼》，也没有发生争论。一些学生在购得《诗刊》之后，就静悄悄地步入饭厅里，也看免费电影。
北大——热烈的争论。
清华——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发生。
历经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面，当时我就断定，因为北大有文科，北大有一个中文系。
回顾一九五五年高考时，我们那个全省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曾以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学生的百分比排先后），三百名毕业生，竟然无人报考北大中文系。那时候，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正在顺利实施，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很多同学都把工科专业作为高考首选。也正是那时候，反胡风运动高潮刚刚过去，胡风的朋友们因文罹祸，令同学们视中文系为畏途，也不见有老师鼓励、建议同学们报考中文专业。
然而，北大大饭厅前的这次偶然经历，却令我对北大肃然起敬，真后悔一年多前没有报考北大中文系！
回到广州之后，我斗胆给北大中文系杨晦主任写信，提出了让我这个读建筑学的工科生转到北大中文系学习的请求。杨先生（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时最先跳进曹汝霖宅院的五个先锋之一，时为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没有给我回信。他让中文系办公室给我答复说，必须通过全国统考，看看成绩如何。在那个年代，谁胆敢中途辍学，等待他的，不会是另一次高考，而必然是一种厄运。
我无缘成为北大中文系学生，三年之后，一九六○年，却成了清华建筑系的一名小助教。
二○○八年四月，清华九十七周年校庆前后，读了钱理群先生为迎接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主编的一本文集《寻找北大》。钱先生在“序”中说，生在北大，还要“寻找北大”，“我们要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唤回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北大精神”。
我，是否有资格加入“寻找北大”的行列？
我的妻子，是高中同学，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化学系，一九六○年毕业，也来清华当了助教。我对北大和北大人的最初认识和记忆，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
一九五六年，她写信告诉我，我们家乡（广东潮汕地区）的潮剧团到北京汇演，不知马寅初校长是否真的喜爱潮剧，他出面把潮剧团请到北大演出。消息一传开，西郊各大学以至北京地区其他大学中的潮汕籍学生和归侨学生，一时都汇聚到北大。既叙乡情，又赏演出。大家都衷心感激马校长。那时我想，马校长一定是一位很有风趣也很有人情味的长者。在一九五七年那个寒假中，我多么盼望能在未名湖畔碰到他老人家。但我没有这种机缘。待到读着他那铿锵有力的《绝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的文章时，他已经被罢官（当时叫“辞职”），离开了北大。
我知道傅鹰教授，也是她告诉我的。“你知道傅鹰教授吗？……他真的来到实验室，亲自指导我们做实验……”记得我们的那个重点中学，也有很好的化学实验室，但实验课都是由实验员给上的。她能够在一位大教授的指导下做实验，真令我羡慕不已。一九五七年帮党整风时，傅先生赤诚建言，被斥为“右派言论”，幸蒙从宽发落，未戴右派帽子，成为一个典型人物。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与她在未名湖西北方向一带散步，信步走进一个用围墙围起但院门洞开的庭院。她说：“这是温德教授的家……”院子很大，院子中有一溜儿三四间平房，几棵乔木，几丛灌木，满院子长着又高又茂盛的野草，松鼠出没其中。老人就站在房前的平台上，笑迎着我们俩，也笑迎着同时来到平台上的两只小松鼠：“朋友，朋友，都是好朋友。”我对她说：“我们也成了小松鼠了。”温德教授先后任教于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在中国七十年。与世无争，澹泊宁静，以百岁高龄谢世。
这三位北大老人，也都是清华校友。
“四人帮”垮台后，马老于九十七岁时恢复名誉，并荣任北大名誉校长，享一百零一岁高寿，在北京逝世。马老光明正大，刚直不阿，上天庇佑了他。而他的一些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这么长寿了。
跟着钱理群先生们在“寻找北大”时，我暗自寻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什么动力，是什么使命感，促使一群年轻的才子才女们，选择了北大中文系？
一九五四年：林昭、汪浙成、刘绍棠、张元勋、沈泽宜、王磊……
一九五五年：谢冕、张炯、温小钰、杨天石、孙绍振、陈丹晨、吴泰昌、任彦芳……
一九五六年：钱理群、江枫、洪子诚、杨匡汉、蔡根林、刘登翰……
此时，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北大，而是五十年代的北大了。北大中文系，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重新拼接组装起来的中国文化摇篮，艰难地应承了他们的信念和幻想，在他们所深爱的专业业已凋残零落的时候，给了他们足够的营养和勉励，成就了特殊年代里的文化精英。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经过思想改造，经过批胡适、批胡风以至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一群忠于职守的学者、教授，忘记了伤痛与不平，仍然竭尽师道师德，薪火相传：
中文系的教师杨晦、游国恩、魏建功、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季镇淮……
为中文系上课的教师冯友兰*、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朱光潜、何其芳*、蔡仪、周一良……
世间已无蔡元培，燕园难觅马寅初。但是，这一群文化老人，他们的坚持和奋斗，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仍然令人钦敬，更值得我们寻找。〔上述教师名单中，凡姓名后有星花者，均为清华校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清华三剑客”吴组缃、林庚、季羡林，于二十世纪末成为燕园的三个“镇园之宝”。季老今年九十七岁。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时，季老题词祝贺：“北大精神，兼容并包。”他说，自己有信心迎接“茶寿”（一百零八岁）。让我们为他深深祝福！〕
在清华，人们更多的是回望，还不是寻找。
一九二八年，当陈寅恪教授回望清华、回望王国维先生时，写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刻在石碑上的这些不朽的文字，所有回望清华的人，都可以“望”到。
资中筠，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文学院，是院系调整之前清华文学院倒数第二届毕业生。她常常情不自已地回望着母校。她在《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清华园里曾读书》一文：“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名牌大学，除了出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人才之外，总还得出一些名家大儒，并且在学科的建树和学派的开创方面有所贡献。这样的人不可能大批产生，但不应该断代，每一代应该有佼佼者担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二○○三年，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时，她又一次深情地回望清华：“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她提北大的蔡元培，是为了说清华的梅贻琦：“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她还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和钱锺书，她说：“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大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大官还有大款呢！”“人人都心中奔升官发财，那课还能上得下去吗？”
叶志江，一九六三年考入清华数学力学系，他在数学方面显露出的才华远远超过当年的杂货店小伙计华罗庚（参见拙文《科学春秋》，《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然而，同一个清华大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华罗庚，却在六十年代毁掉了叶志江。今天，当叶志江回望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时：“我已年过花甲，也离开大学圈子多年，我早已醒悟到在科学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需要一个人潜心以求。潜心不下来是不行的。‘文革’前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潜心’，它所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几十年中偌大中国几乎没有培养出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今日清华学子中会有人能不受环境之诱惑而潜心于书斋吗？”
从陈寅恪到资中筠到叶志江，几代清华人回望清华时，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共同的诉求和企盼，至今没有放弃。
我在清华也待了将近半个世纪。当我也回望清华时，我所望到的，竟与三位师友不同：不是学术，不是读书，而是与学术与读书相去甚远的政治。
第一件事，发生在反右运动初期。一九五七年夏天，高等学校中的反右斗争，经历过最初的高潮之后，学生们都照常放了暑假。当时，我们全班正在上海实习，远离了学校，没有组织鸣放，也没有开始反右。暑假中，我回到潮汕故乡，与从北大、清华回来的几位同学再次相聚。这时，社会上的反右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什么叫三反（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言论，什么叫右派，大家已经心里有数。当同伴们一起议论这场运动时，我这个多年来以“党的宣传员”自居的人，已自感言多必失，为自己过去的一些言论而后悔莫及。这引起了那位从清华回来的、高中时由我负责培养并介绍入团的老同学的关注并提出了忠告：“我看，你一回到学校就积极投入运动好了，不会有什么事的。”过完暑假，回到学校，在听完学校党委的动员报告之后，我立即写了一首诗《飘向湖滨路的战歌》，摆出一副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的架势，贴到湖滨路（实际上是一个广场）的大字报棚子上，立马成了一个反右积极分子。有谁还会来揭发一个反右积极分子的“三反”言论呢。
第二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阵子，人们都在猜测、在议论、在等待，又有什么大人物要被揪出来，并准备着以最快的速度表态、站队，站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于是，在清华园里，就有人及时地把某个大人物的著作、言论进行审读、摘录，整理出内容、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本《某某某言论集》，一本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言论”，一本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言论”。无论结局如何，是继续当权，或是被揪出，被抛出，都可以立即拿出两本《言论集》中的一本，表态、紧跟，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跟这种战无不胜的政治动作比较起来，我的那位在清华学习的同学一九五七年暑假中对我的关注和忠告，以及我随后的表态和行动，就只是“小儿科”了。
第三件事，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九一一年清华学校成立时，建了一个西式校门，门楣上镌刻着清廷大员那桐书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驱赶全校“走资派”，在一个晚上把这个校门（称为“二校门”）彻底摧毁并清扫了现场。接着，在这里树起了据说是全国最早的巨大的毛泽东雕像。雕像基座上，镌刻着林彪专为这座雕像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进入了新时期，学校领导决定重建二校门（可能有另一个动因：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中建了一个与“二校门”的形式和体量相仿的“校门”，而北京的这个老牌的校门却没有了踪影），拆除雕像。拆除时，在主楼后厅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毛主席浮雕像揭幕仪式。学校领导人出席了这个仪式。不久，二校门按原样重建（重建设计由建筑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邺主持。关先生一九四七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因仰慕梁思成先生的学问，于一九四八年转入清华建筑系，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主持设计清华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如今来到清华园的人，都会在二校门驻足，拍照，经常堵塞交通。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树立过一尊巨大的雕像。
对于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事件、政治风暴的人来说，上述三件事，三个政治动作，目的还在于自保，并非祸国殃民的阴谋诡计。只是，在这种过程中（已经没有学术，也用不着读书），人们的心态和行状，都变异了，扭曲了。
五十二年前发生在北大学生大饭厅门前的那个自由争论的场景，大抵就是钱伟长教授曾经深情回望、提起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叶企孙、吴有训等老师所倡导、所缔造的“学术论争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学园气氛与传统。北大学子继承了这种气氛和传统，在一九五七年春天的大饭厅前，也多少保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三角地上。而今，大饭厅没有了，三角地也没有了。北大校方为迎接教育评估，在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夕，清除了三角地。大概，在上头派下来的评估大员们眼中，三角地应该扣分。一个百年名校，为了迎接评估，仍然做出了如此动作，那些才创办十年二十年的新伙伴，为了迎接评估，为了得高分，而不惜弄虚作假，作表面文章，以至于种种丑态、丑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国维先生论说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当北大人在寻找北大，清华人在回望清华时，也无不是各自处于一种特定的境界中。回望北大，回望清华，是第一境界。寻找北大，寻找清华，是第二境界。清华人还处于第一境界，北大人已进入第二境界。叩问北大，叩问清华，以求得解答，是第三境界。无论是北大，无论是清华，都未进入第三境界。
二○○八年五月三日，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一天，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北大，在师生代表座谈会上，对北大师生提出了四点殷切期望：第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第二要努力造就高素质人才，第三要不断创造一流学术成果，第四要积极培养优良校风，勉励师生们谱写北京大学发展的崭新篇章。
再过两年多，二○一一年四月，就要迎来清华百年大庆。一个比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更雄伟壮丽的清华世纪大讲堂，即将在校园中心地段拔地而起。
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按中国建筑设计院青年建筑师张祺在设计竞赛中的中标方案实施兴建。张祺于一九八七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九二年在清华建筑系获硕士学位。由于当年建设资金没有及时到位，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未能在百年校庆时建成投入使用。
清华世纪大讲堂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教授主持设计。李道增于一九五二年在清华建筑系毕业，曾任建筑系系主任和建筑学院院长。清华世纪大讲堂由清华校友提供建筑资金，可望于百年校庆时如期建成。
是否能期盼，当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在内的校友们返回母校欢庆清华百年华诞时，清华的师生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可以迈进一个新的境界了。
二○○八年八月
——原载:《读书》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