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的新加坡之行，所到之处，包括美术馆、国大李光前礼堂都“人满为患”，礼堂里挤满了热情的观众。
虽然很多人说看不懂《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但是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驾光临的时候，还是非常期待一睹其庐山真面目的。
2000年高行健获奖时，引发了华人世界的一些争议，无论是文学奖是否被政治化，还是作品的被了解接受程度，从中国官方从外交部到中国作协都强烈反弹，但假以时日，这些争议都渐渐平息，中国文学界也开始正式地评论高行健作品，而高行健更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包括港台、新加坡等地，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配合举行了画展、演出等诸多大型的文化活动。
高行健的得奖在当时也曾引起华人和中国人的关系的讨论。从中国出去、成为法籍的华人作家，得奖是否让中国人与有荣焉？这种讨论也反映了中国人一直存有的“诺贝尔心结”。每年10月中国媒体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猜测、关注、热议，内心深处的疑问就是何时才有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虽然诺奖从1901年颁发至去年，共有10位华人/中国人获奖，包括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达赖喇嘛等。这10位人士，虽然不少有中国出生、成长的背景，但都已不算是“纯粹”的中国人。达赖喇嘛1959年出走，按照中国法律还是属于中国公民，但他自己已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出访各国，所持的护照不知是否还为中国护照。其他的都是外籍华人，尤其以美国国籍为主。
因此，中国民众的心理还是期望有个“中国人”得奖。多年来，在与诺奖爱恨情仇的交织中，虽然一直有舆论提醒中国人不必将荣辱系于一奖，如此在乎诺贝尔奖，因为国家的强盛、科研水平还有更多的平衡标准。但无可否认，诺贝尔奖评委会有着强大的话语权力，无论是科学、文学还是政治，具有某种宰制性，确立了自身的规范标准。虽然其中存在专家精英对大众、西方标准对东方品味、欧洲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不平等，但是不影响其权威的地位，诺奖的号召力和确认力，可能让文学奖与和平奖达到连动的效果，产生额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吊诡的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真正颁发给了一位中国公民，却又是位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奖引起的反应是两极的。官方强烈批评诺奖评委会，民间则也有欢呼的声音。和平奖显然是政治化的奖项。然而，这并不是和平奖的原罪。获得和平奖的都是政治人物，如何不政治化呢？
刘晓波此次得奖，与十年前高行健得奖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两人在中国大陆，都并不广为人知，一般人对他们的作为不甚了了。高行健1987年即出走中国，刘晓波则一直消失在主流媒体之外，20年间，缺乏公共话语空间的他淡出公众视野，只有在网络世界的一角和少数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中，他和他的事业才深受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晓波的和平奖项不是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的，而是中国官方让他获得的。当官方对他的限制越大、甚至采取法律手段对付的时候，也就必然将刘晓波制造成了反抗体制的英雄，给了外界藉此向中国施压的平台。而中国官方在评选阶段，以强硬的口吻警告不准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同样可能达到某种反效果，为支持其得奖的力量推波助澜，推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展现自身独立性、不屈服于外界压力的形象，同时向中国官方传达强烈信息。
类似性质的例子其实不少，中国民间曾有笑谈，对于违背官方宣传意志、带有“不良意识”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宣部其实是它们的免费宣传大使，因为一旦被查禁，这些作品顿时名闻天下，成为多方寻找、一睹为快的抢手货。打压越大、对付手段越是升级，反弹也就越强。在信息高度流动、传播丰富多元的情况下，反而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从官方角度是应该反思和检讨此种手法的意义何在了。很多时候，那或许仅仅成为一种姿态，只是为了表达官方的反对立场。
对于将和平奖颁发给异议人士，中国外交部批评委员会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很显然，和平奖的颁发，对中国施压的目的，要大于对刘晓波致敬的意涵，从另一角度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挥洒空间，话语权不断扩大，但政治变革的不足，也引起外界对中国的一种焦虑。
和平奖历来都是诺贝尔众奖中遭到质疑最多的一个，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奖时，同样嘘声一片。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还说：“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这才是一种健康而正常的反应，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至少可以讨论和批评。否则，太把它当回事，却又处置失当，反而被动。
十年前高行健得奖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对此只字不提，如今百度里都看得到有关高行健的讨论；刘晓波得了和平奖，官方媒体照样消声，网络中只看到外交部的批评反应。相比十年前奖项的政治喧嚣，也总会有心平气和看待刘晓波得奖的一天吧。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