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十月八日清晨，消息传来，海外华人，欢欣跳跃。很多在美国的华人不到五点即起，一听到这消息，便立即叫醒家人，传告亲友。还有很多人喜极而泣，更多人打开珍藏多年的好酒，与亲友、同事、以及美国朋友举杯相庆，介绍这位获奖者。此情此景，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见到。若用一句诗来描绘，唯有杜甫的名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可以形容。
杨振宁曾预测，十年内，中国人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虽然他年逾八旬，神智仍如此清醒，可幸者绝非翁帆一人。但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达赖、高行健不同的是，刘晓波是第一个在中国的中国人获得此项殊荣。而且，他仍身陷囹圄，与之可比者唯有１９３５年因反对希特勒而坐牢的德国记者奥西茨基（ＣａｒｌｖｏｎＯｓｓｉｅｔｚｋｙ），他也是在监狱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
与某些年人们对颁奖的反应相比，这次把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称赞，堪称众望所归、值其所得。在一片喝彩声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抗议之声听起来非常微弱，微弱得如同胡锦涛给北朝鲜金家王朝再次“当选”所发的贺电一样，如同落入古井的一片枯叶。
刘晓波获奖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还不是很大，因为中国政府尽力屏蔽消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即使那些得到消息的人，很多还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对他在８９年民主运动中的作为不清楚，或早已忘记，对这二十一年来，他为坚持非暴力斗争、温良改革的理念和监督政府除弊，督促政府改革所写的十一本书和近千篇文章毫无所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起草并有三百人签字的《零八宪章》，更没有读过他在因言获罪被判刑十一年时所作的《我的自辩》和《我没有敌人》两篇文章。
然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闭关锁国了。现代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已经把全球连在一起。什么金盾、绿坝也挡不住重大消息的传播。每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对他的作为和主张越来越了解，对他因言获罪越来越感到不公道。各国领导人和民间团体呼吁释放这位政治犯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要站在世界大多数领导人的对立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北朝鲜金家那独一无二的“共产”封建王朝只有中国还在扶持。中国为什么要与众为敌？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中国可以借机改变，加入民主的大家庭。中国的执政党虽然还叫共产党，但他们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了，早就不提实现共产主义了。他们一再强调，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资本家可以入党了，党员干部大量拥有私有财产了。中国共产党早已名不符实，现在它只是一个执政的利益集团。其实，与过去相比，这是进步，是好事。抛弃了共产主义那闪光的谎言和不可实现的梦想，各国政党领导都属于某个利益集团。然而你活，也要让别人活，大家才可能都活得好。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而一党专制的体系根本无法有效地实行自我监督，自我清洗。解除党禁、报禁，实行民主选举和出版自由是唯一可以让中国持续繁荣，实现国富民强的途径。无疑，这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但愿也是中国领导人的理想。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大纲，也是当年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天下时的类似主张。一得到天下，便放弃主张，那岂不是走上失天下的怪圈了吗？
即使中国共产党不赞成《零八宪章》，那也不必把起草人关起来呀。我们有古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便你们不相信天赋人权，也应该继承传统，怎么能关押一个提建议的人？连很多古代皇帝都不如。你们凭什么判刘晓波十一年徒刑？这多么有损大国的形象。更不要再干责怪挪威政府，提抗议一类的蠢事了。人家是民主体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是民间组织，政府根本无权干涉。醒醒吧，别把清朝官员因无知而露的丑在二十一世纪再露一遍。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你们至少可以先改正自己的错误，让世界看到，中国并非野蛮落后之邦。中国共产党曾经纠正过它以前犯的许多错误：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今天，再纠正一、二错误也不会危及其政权，而只会得到人类大家庭的欣赏。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各派人士也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契机。他们在各种强大压力下已经分崩离析，各行其是。甚至还有十三个人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写信，反对颁奖给刘晓波。他们不赞成刘晓波温和的改良思想，甚至怀疑刘晓波和共产党有什么交易。中共和这些民运极端分子对刘晓波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他的路走对了。中国在过去１５０年间饱经内乱，人民已经厌烦暴力，厌烦动乱，当然也厌烦执政者以动乱为名对和平抗议者实施的镇压。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了，已经放弃阶级斗争了，人民也希望能够在现行体制内进行改革，和平地、一步步实现《零八宪章》所设想的民主宪政。
无论有什么分歧都可以商量、辩论，但绝不要在刘晓波仍然坐牢之时去揣测他与判处关押他的政权达成了什么妥协，进行了什么勾结。不错，著名政治犯在监狱里的待遇可能比其他人要好些。现在，刘晓波荣获了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奖。他的待遇可能会进一步改善，他也可能会提早获释。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如果是你们在坐牢，难道不希望改善条件吗？难道你们会因为不释放所有政治犯，就坚持把牢底坐穿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即使你们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也没有权利这样要求别人。何况，你们还在享受自由。希望你们把握这个历史契机，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有理、有利、有节地为共同理想携手奋斗。
毋庸讳言，很多国人早已对自由民主失去信心，早已投入商业大潮，以赚钱为人生目的。很多海外华人也不再关心中国政治，只关注在那片故土还有什么可投资和发展的机会。有些人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中国也罢，西方也罢，平民也罢，精英也罢，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才不会有什么人真正关心一个为普通百姓奋斗的傻瓜，才不会有谁真正关心中国普通百姓的人权。连那些平民自己都不在乎，难道有哪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会在乎一个关在中国大牢里的异见分子？即使有人关心，他们也被赎买了，也被压服了。有些人甚至认为，西方大概恨不得让中国永远落后，永远走不出独裁、革命、独裁的怪圈，永远不希望让一个为国为民奋斗的人出头，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和，走向繁荣，走向强大。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改变这种冷漠和失望的一个历史的契机。那几乎要熄灭的火种再次在人们心中燃起希望的熊熊烈焰。中国人知道了，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非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西方人关注的并非只是中国的钱财和劳力，正如诺贝尔基金会秘书长亚格兰德所说“我们有责任在别人不能说话的时候，为他们说话。”当刘晓波身陷囹圄，不能说话时，我们有责任拾起言论自由的接力棒，为六四亡灵和天安门母亲说话，为监牢里的良心犯说话，为在无知中死于瘟疫者说话，为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说话，为被迫拆迁，被迫自焚的人说话，为所有受侮辱、遭迫害、被欺压的人说话。
我们都知道，刘晓波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含着眼泪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属于天安门亡灵。”他的话应该能让很多人想起，我们曾经怎样满怀热情地投入过一场为自由、为民主而奋斗的自发的运动。那时我们还年轻，没有组织，没有经验。我们不懂政治斗争，以为坚持就是胜利，不知道妥协也是政治斗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斗争策略方面我们犯过错误。我们的奋斗虽然激发了东欧人民的斗志，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在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结出了胜利的果实，但在中国却被武力镇压了。我们还记得，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刘晓波没有躲藏，昂然入狱，但他的手从来没有停止书写。二十一年来，他三进监牢，长期受到劳教和软禁，但他一直在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呐喊、书写；直到去年，他被判刑十一年。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看不到他的文字了。我们不能等到他六十五岁出狱时才让百姓再有代言人。我们也有同情之心，我们也有智慧的头脑，我们缺乏的也许仅仅是他的勇气。拾起言论自由的接力棒，关键就在于拾起我们心中的勇气。中国领导人认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个信息仅仅对他们来说是错误的。这个信息告诉中国人，说话是天赋人权，是不需要以物质财富为前提而与生俱有的权利。说话不仅是领导人的权利，也是普通人的权利。我们是人，不是噤声的哑畜，我们有权利享受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再次开始为我们的天赋人权奋斗。
对于刘晓波自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更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他本是位文学博士，走上政治之路是出于爱国的情感，响应公义的呼唤。一介书生，走上街头，身陷囹圄，换骨脱胎。他用慷慨激昂的文字针砭时弊，批判传统，反思自己，声讨对手。他并非圣人，也说过错话。然而，我们不应抓住人家的只言片语，不顾当时的情景断章取义。即使他曾经有过错误的想法，发表过错误的言论，也应该允许人家改正并发展。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是他的一贯思想和一贯主张，那便是在中国大地实行宪政，进行选举，结束一党专政，让人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对各级政府进行监督。让军队隶属国家，而非政党的工具。而且，是用和平方式，在体制内逐步进行改革，实现这一切。他的主张，何罪之有？他的方式，何错之有？
刘晓波有学识、有胆略、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他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繁荣富强奋斗了二十一年了，著作等身，享誉全球。大家眼见着他成熟了，成熟为一个有思想，有胸怀，有斗志，仁慈宽容、坚毅顽强的政治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他自身也是一个考验。我希望并相信刘晓波能够坚持不懈，发展成为中国的曼德拉。更希望中国共产党内也能出现德克勒克式的领导，就是南非那位释放曼德拉并与他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统。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曼德拉和中国的德克勒克一道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并希望下次由中国的德克勒克一人独获诺贝尔和平奖。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原载: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