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说，中央内部对一国两制的摩擦，严重的不同意见，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个牺牲品。我辗转听人讲，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说得难听一点，是个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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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23日，新华分社有人告诉我，周南一到任，就组织一个许家屯专案组，他自任组长，郑华担任副组长，调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人财物。按照中央的规定，对我这一级干部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需要经过中常委、总书记的批准，才能立案。他一到任马上就组织专案组，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动我的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动我的手。难怪他在欢迎会上对“许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他是奉命有意来整人的嘛。

更骇人听闻的是，就在这几个月当中，他调查已经完毕，写了一个报告送到中央，我恍然大悟：原来周南不是为我退休而来，是为整我而来！我想到“六四”前后和退休的情况，那么大阵仗，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来宣布一个干部退休，这是少见的；还联想到一个特殊情况致使我心情更加急迫：原来，杨尚昆是国家主席，是邓小平派在常委的特别代表，正在出国访问，所以他们趁机快刀斩乱麻！杨尚昆回来之后还打个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再谈退休的事，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我退休了。这是我担心的，有人要对我下手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出走。

儒家有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是儒家传统，为什么“大杖”打来要走？因为打死了，连家长都还要负打死子弟的罪名。“小杖”我已经受了很多次了，这次要“大杖”，我估计我被整的话，连赵紫阳和梁湘的下场都不如，所以下决心。假如不走，要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我曾经对下属开玩笑说，假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现在果然来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遭遇。我想，我走了，对莫须有的“罪状”至少还有个辩白的机会。就下了决心走。

4月30日，我二儿子的媳妇跟着我，从深圳经罗湖到香港，5月1日，从香港到美国。

回忆录有个情况没有讲：4月23日，我让二儿子去找金尧如，帮我搞美国的签证。金到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办签证，总领事不相信，要向国内请示，所以到29日才通知我。

我30日到香港就住在金家，给邓小平、杨尚昆和中共中央写了封信。我说：中常委的两个人（当时我没有点名）对我有“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国，我对外就这么讲。我向他们保证：到美国之后，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不会见记者，不会发表文章，不会泄漏国家机密——只要中央他们几位不对我和我的家属进行打击报复，我将遵守这几点诺言，否则我会进行反击，要自卫。我对他们两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谢。

我在回忆录上没有提金尧如，他当时提出希望我保密，现在他去世了，我要公开这件事，向他表示感谢。

第二天，我到香港机场，看到英国人为我出走做了特殊安排。


许家屯与杨尚昆关系不错。

到美国后，驻美大使和驻洛杉矶总领事都来见了面，动员我回去，说保证不会有计较。我向他们简单解释了我为什么出来，说：这种情况不变化，我不想回去。他们表示担心说“外面情况复杂”，我请他们放心，说自信还可以应付。后来国内传出消息，杨尚昆要到南美进行国事访问，动员我与他一起回国。果然他到南美访问的时候，要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我与他一起回国。还告诉我，我出来以后，邓批评我出来是“糊涂”，杨动员我一起回去，免得尴尬。还说回去以后会做比较好的安排。我告诉他，他们已经搞了我的专案组，他说没有，还说不可能。他们不会了解这些情况，我谢绝了跟杨尚昆一起回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尚昆连自己也不能保。

最后这一阶段，说明中央内部的严重不同意见，对一国两制的摩擦，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个牺牲品。我辗转听人讲，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说得难听一点，是个打手。

这就是我今天流落异国十七八年、风残晚年，孤独的九二老人对回忆录的补充。

多维：那么你出来之后，生活如何？

许：生活不错啊，我出来时只带了一万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