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揭露的正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巨大的文明差距。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了给中国大陆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这是史无前例的。对於仍然身系囹圄的刘晓波，得奖是祸是福，还是未知之数；但选出和平奖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以至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却肯定会成为事件的大赢家。
诺贝尔奖自从一九零一年开始颁发以来，逐渐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权威（godlike authority）。诺贝尔奖颁发给得奖人的奖金全球最高（一千万瑞典克朗，约一百四十万美金），但还不够在香港买一层虚有其名的所谓「豪宅」。诺贝尔奖的「江湖地位」绝非系於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它那张堪称历史伟人和名人录的历年获奖者名单——谁不想置身於缔造和改写历史的近代伟人的行列？尼采说过，没有名号的东西没有人注意（it takes a name to make something visible）。在这个名人泛滥的社会，也许只有得过诺贝尔奖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名人（it takes a Nobel Prize to make somebody really famous）。
问题是诺贝尔奖近年来的判断备受质疑，公信力也大不如前。去年，评审委员将文学奖颁予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Herta Mueller），而不是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或者村上春树；又将和平奖给了上任只有九个月、壮志未酬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便分明是露骨的政治表态：为用诗歌、散文和小说揭露共党极权黑暗面的米勒封后，是要纪念遗臭万年的柏林围墙倒下二十周年；将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送赠奥巴马，是要以最公开的方式给他的前任布殊（George Bush）打一记响亮的耳光——关於这一点，选出和平奖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声明中说得一点也不含糊。它指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创造了「国际政治新气候」，使「多边外交重返核心位置」、「联合国和国际机构再次担当重要角色」、「对话和谈判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主要途径」。
可是，今次刘晓波获奖，却不能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用作「修理中国」(China-bashing)的工具。委员会发表的声明用上近年少有的严厉措词，指中国违反多个它有份签署的国际协议，也违反了本身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字字珠玑、句句属实。当中义正词严的道德权威，与欧美为了自身利益而力迫中国将人民币汇率升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厚着面皮说颁奖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实情是刚刚相反，颁奖予刘晓波，是诺贝尔奖近年来做得最正确、最勇敢，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决定。
整件事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公关的灾难 (PR disaster)。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上一刻还沐浴在主办京奥和世博、带动全球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光辉之中；下一刻就沦为与伊朗和肯尼亚为伍的「道德残缺国」(morally-handicapped nation)——近年以人权斗士或异见人士身份获颁和平奖的，还有伊朗的维权律师艾巴迪 (Shirin Ebadi)以及肯尼亚的环保先锋马阿萨伊 (Wangari Muta Maathai)。这些得奖人的共通点，就是要以大卫勇战巨人的勇气，去与无孔不入又麻木不仁的国家机器周旋。
然而，刘晓波获奖令北京震怒，并不只是为了面子，而是因为它感受到对它的管治的惘惘的威胁。中国当前管治上最大的挑战，不仅来自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不但没有得益，反而被剥削净尽、无依无靠、几乎一无所有的弱势社群(the dispossessed)；还有那个逐渐富起来，於是变得「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小康和中产阶层。他们对自身的权利、中国人的尊严，以至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皆非常重视。一个被本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反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最高荣誉，於他们来说是何其丢脸的事情。可以预期，这群士气低落、被迫要从道德高地上撤走(the demoralized)的中国人，会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改革呼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露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巨大的文明差距。这个差距，是北京举办十次奥运、百次世博，也无法弥补的，此乃中国领导人必须认清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