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指使他人暴力袭击方舟子案的发生和告破，在科学上打假的是非和命运问题再次引起传媒与公众的注意。肖传国涉嫌买凶犯罪而被公安机关抓捕，使得他与方舟子之间的是非恩怨有了一个明确的了断，但科学打假本身的正义性与必要性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方舟子以前因为科学打假而吃官司并且遭到败诉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今后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中国，倡导和捍卫真正的科学，辩清非科学、打击伪科学的道路坎坷而漫长，打假斗士往往陷于被重重包围、孤军奋战的境地，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虽然自“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是我们大力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不断受挫、成效不大的。我们始终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论是在“科学、民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的昨天，还是在把“科技兴国”作为国策的今天。
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因为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缺少科学的基因；因为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惯于介入科学事务，主观意志压倒科学精神；因为我们的政治家，以及名人、明星缺乏科学素养，没有辨别能力，出于个人爱好和偏听偏信支持非科学的“新生事物”，为不科学的东西流行泛滥推波助澜；因为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不坚持原则，迎合权力或者大众心理；因为我们在科学上落后，想走捷径，靠“中国特色”迅速赶超。
即使没有不良动机和利益考虑，即使是出于善意和热情，中国人也经常闹大笑话，把不科学的东西当作科学，不顾一切地推销。在这方面，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可能对杨沫走火入魔地“为小人物打抱不平”事件记忆犹新。杨沫是著名作家，当时又当上全国人大常委，她偶然遇到一位年轻的微生物科研人员刘亚光，听他胡吹自己的创新成就和受科学界正统派打压的动人故事，由于没有科学基本知识，又没有判断力，贸然出来替刘鼓吹，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社会关系，给党中央主席、人大、科学院负责人写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全然不顾科学界的意见和科研机关的鉴定，一味替自己看中的“小人物”说话，向科学界宣战。她的活动影响了一些高层负责人，不断有批示意见，科研机关一再为已经证明不成立的“科学发现”做鉴定，浪费了极大的资源。但是，假的毕竟说不成真的，不论有多少领导、权威和外国人的支持，刘亚光的“科研成果”还是得不到实验验证。他在杨沫的大力帮助下出走美国，但他们两人的美梦——— 在国外成功，再回来扬眉吐气———并没有实现。杨沫的儿子，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老鬼对此有客观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他断定刘是骗子，在《母亲杨沫》一书中说：“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的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人们同样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的生物遗传理论在中国红透了半边天，但很快就无疾而终。他之所以能在中国招摇撞骗，有两个原因，一是投合了左的意识形态，其“发现”的哲学意义与西方科学理论的哲学含义正相对立，二是满足了证明“文革”正确，结出重大科研果实这种宣传需要。当然，这不是为了政治需要糟蹋科学的最典型事例，更著名的例子是，某科学泰斗在“大跃进”年代用科学理论证明，说粮食亩产几十万斤是有根据的。
在瓦解科学的权威和作用方面，某些身在科学界的学者的言论起到了特殊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西方传到中国，某些科学哲学和科技史专业人员皈依“后现代科学观”，对科学持质疑、批判、消解的态度，企图以所谓“人文”代替科学，以“怎么都行”的所谓多元论代替他们所谓的“科学一元论”或“科学的独尊、霸权”，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老一代科学工作者对他们很是气愤又无可奈何，称他们的“科学中心”是“反科学中心”。
人们肯定还记得“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开始时的一件大事。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颂扬数学家陈景润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事迹。这篇传遍神州、洛阳纸贵的文章对于中国恢复科学的地位、威望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某些局限，也有一定的误导。该文称，“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个说法是简洁明快的，但也是简单幼稚的，给科学涂上了文学的浪漫油彩。此文使人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关在小房间里冥思苦想，科学家与古代皓首穷经的书生没有什么区别。可以理解，徐迟不懂，数学固然被列为自然科学，但它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关于形式推理的科学，而不是面对世界的经验科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经验，不重视理论的经验验证，这是整个民族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没有经历过启蒙洗礼和理性时代的中国人，不但需要在物质经济上奋起直追，而且需要在精神文化方面自我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