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得都对，诺贝尔奖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让一帮北欧人来替全世界决定谁是全世界的学术英雄谁又是对和平最有贡献的人呢？这实在没什么道理。他们说得对，任何奖项都是有立场甚至有偏见的。所以沙特（Jean-Paul Sartre）当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其中一个理由便是：“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顺带一提，沙特也曾声明不愿接受苏联主导的“列宁奖”）。所以我并不想争论刘晓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这个奖拿得有没有意义；也不在乎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乃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
其实，假如我生活在大陆的话，我恐怕根本就没有资格去争论和在乎，因为我很可能不知道谁是刘晓波，他说了些什么，又做过什么样的事。于是我好奇，假如刘先生真的是“西方反华势力”的代言人，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他的言论？也许看过之后，我会更加同意你的判断。假如刘先生违反了中国法律，是个罪犯，你能不能公布一下他的罪证，让他的恶行大白于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错，昭昭明甚，那为什么审讯他的时候要搞得那么神秘，不叫公众得闻整个过程呢？
为何不可告人？不敢明言？
他们常常用“不可告人”四个字去形容别人的“险恶用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欢使用这四个字的他们。可不是吗？刘先生得奖，他们不敢公布，甚至连“诺贝尔”的名字也一并封杀。记者要去访问刘先生的夫人刘霞，他们就干脆把她软禁起来，并且连夜在她家附近设起路障，告诉大家该处正在施工。更妙的是，当记者在招待会上问起这种种情形，他们的发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这等事。大家说说看，这里头究竟是谁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时候，他们会找人辗转带话给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说“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听到这种霸气十足的话，我不觉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阵难过。因为这是我的国家，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崛起中的新强权，接连办过奥运与世博，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展现出与国际同步的开放面孔。但为什么他们不同意一个人的言行，既不是公开和他讨论，也不是私下找他争辩；而是跑去恐吓他，以他的生活与生计来做要挟呢？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与人辨明是非，却要用一种很鬼祟很不得体很不符合大国气度的方式去叫人“听话”呢（而且连要人在哪些事情上听话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评刘晓波先生是为虎作伥，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我还知道有些思想前卫的学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论与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耻笑刘先生和“西方势力”那落后陈旧的民主观念。但这都不要紧，因为这都是可以探讨的话题；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简单更基础的问题，那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话全都摊开来说了。说实在的，比起关押他的政府，刘晓波先生起码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论都是公开的，他毫无顾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这些想法对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没看过没听过，那也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责任，因为他们使得这些言论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刘晓波先生不是圣人。六四之后，他在狱中写下了毫无必要的悔过书；更曾为人利用，在电视上说过一番有替当局涂脂抹粉之嫌的话。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从不掩过，反而屡屡告白，深深责己。每次念及当日亡魂，他都会黯然神伤。要知道错是每个人都会犯的，难就难在事后的态度。经过时间的洗刷，读刘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几乎很难相信他就是当年那个持剑上马、锐气十足的年轻人。尤其是那篇掷地有声的审讯自白《我没有敌人》，这里头的宽容与慈悲可是风浪过后的结果？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仅对监管她的军警微笑合十，还呼吁伙伴要尊重那些敌对的军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当年他在罗本岛坐牢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一个对待囚犯极其凶恶的指挥官。可就是因为这名军官在调职之前说了一句稍为温和的话，曼德拉便立刻省悟：“这些人并非没有人性，他们的非人性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举止有如禽兽，是因为那样的行为受到奖励，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升官晋职。那一天让我体认到，巴登霍斯特①并非外表看来的那个人，而是一个比他所作所为更好的人”。尽管我不愿谈论诺贝尔和平奖，可是至少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评审委员会前后的一致。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与局限，方能养成一种愿意宽待他人，在卑劣处看见仁善的胸怀。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狱十一年的前夕，刘晓波先生还是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虽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却注意到了“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受到敌意的包围，但他仍有余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发现“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简单地讲，他并没有把体制与构成体制的所有成员混为一谈。
曼德拉曾经因为他的温和态度惹来不少非议，他的同志认为对“敌人”良善就是软弱、怯懦与姑息，激进点的更加指责他的行为是渴慕权利的表现。同样地，刘晓波先生的温和与宽容也成了一种罪状，有些人不仅不赞同他渐进改革的立场，还把他的自白书读解为一种妥协、投降和献媚。他们说：“他不顾事实地对一贯践踏人权的中共公开赞扬的行为，他的既为自己辩护又为中共恶行洗脱的矛盾说辞，都立下了一个混淆和颠倒是非的先例，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和恶劣影响”。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政府是冥顽不灵的邪恶势力，不可能渐进改变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对抗到底直至将它斗垮为止。他们把不同意这种主张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刘先生在内），而“合作派”与“抗争派”之别不只是意见和策略的不同，甚至还是道德上截然有异的两种选择。
这套观点我是熟悉的；只不过我曾天真地以为，面对种种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个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时候坚持不走，而且最后还被投进牢狱的话，这大概就是他至为终极的自我澄清与证明了吧。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这套观点的顽固与彻底，原来坐牢还是不够的，它还是不能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真面目”，因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个“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为中国培养一个声望极高的反对派领袖，将来可以用作幌子，推动一种有利于中共的伪民主改革。至于刘晓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狱之祸而得福，拿到了诺贝尔奖与举世皆知的名誉；说不定未来还会在那盘很宏大很深奥的棋局中再上一层楼，当上了“国家总统”呢。这类观点去到最远的时候，甚至还会推测刘晓波做了总统之后的结局；那便是委派亲近他的人“为国家安全总署署长，专职剿灭反刘晓波的早已被边缘化的革命派，在野党共产党和解共生”。而这一切，自然是共产党苦心策划的结果。
除此之外，我还见过批评刘晓波先生“恶毒攻击”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的言论。他怎么会“恶毒攻击”备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于是略略追索该说源流，发现它最可靠的依据可能是刘先生尝言在狱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逻辑基础是这样的：“在同一个极权国家、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司法制度下，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等其它良心犯却受到警方施加如电击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酷刑。刘晓波明知中共在残酷摧残高智晟先生和其它良心犯的同时给予他特殊优厚待遇是别有用心，他却仍在他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中国政府‘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这类完全违背事实的谎言”。也就是说，刘先生没有顾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谈个人亲历，因此他是个骗子。再推衍下去，这番“谎言”便演变成对高智晟先生的攻击和否定了。
敌我二分的视野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亲官方的保守言论。按照这些言论，总共由五个前挪威国会议员组成的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根本不可能是独立的，他们的背后是一股盘根错节的“西方反华势力”。选在这个时刻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夹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与领土争议之间的一记组合拳，目的是要打击发展中的中国。刘晓波获得这座奖更不可能是个偶然，因为他从来就是西方妄图改变中国这盘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没有发现这套言论与前述“抗争派”的观点何其地相似？它们的推论步骤之中总是有着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这种种“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实和论据方得以成立。为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五位评审委员会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这是需要说明的。为什么囚禁刘晓波先生是他和当局的默契与合谋呢？这同样需要证据。不过，这两套表面上去之甚远的言论却依循了类似的思路，往往在这些最应该说明的环节上轻轻略过。与其说它们是要传达事实，倒不如说它们是种自我满足并且永远正确的推断；它们所要判定的便是敌我之分。在这套敌我二分誓不两立的视野下，世界是个满布阴谋的环境，人类是种心怀叵测的动物，所有“可能”与“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终点。这套思维方式看起来十分复杂，可实质上却又非常简化，可以把一切多样而微细的综迹诠释进自己想象的图景。
上星期我在一间大学遇到一位内地来港生，他说刘晓波先生获奖一事在同学圈中引起了不少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世界“别有用心”的动作，意在打击中国政府的形象，他想听听我的看法。于是我告诉他：我不关心也无从得知任何有关“用心”与动机的问题，但效果上这个奖确实是对中国形象的挑战。这位同学听完之后便说：“哦，所以你也赞同这是西方刻意而为的行动”。他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我只好郑重地再强调一遍：“请注意，我谈的只是实际效果，而非用意与动机。因为我们不够材料去谈用意的问题，更没有材料说明评审委员会和所谓‘西方’的关联。”可是最终我也不敢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话。
威权塑造偏狭心灵
因为监狱与类似监狱的枷锁不只规训我们的肉体，它还会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一个威权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种种权利，它还会塑造出一种偏狭的心灵。威权本身已经够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连它的反对者也变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以及同一种思考方式；尽管这群反对者在人格上并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长期的监控状态下，四处皆是敌意的狐疑目光，刘晓波先生至为可贵的一点还不是他的勇气，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这等局面的影响，不让自己坠入到非敌即友密云满布的困局：“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故此，我虽不能肯定刘晓波先生获奖的意义，也不想讨论这座奖项的价值；但我可以凭借人所共见的讯息与数据确定刘先生是一个光明、慈悲与和平的人。区区一座诺贝尔和平奖既不能使他增辉，也不能令他失色，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么奖牌都还重。
注：
①即那位凶恶的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