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圣经•加拉太书》5章1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摘要

本文旨在论述非暴力行动在中国得以展开的精神和政治背景。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专制者的统治策略，明确提出文攻与武卫结合的心理战是当局统治术的核心所在，这也是非暴力行动所要面对的精神和政治现实。在第二部分，作者的主要见解是，专制统治对心灵的压抑让传统中国无法走出暴力的陷阱，并指出，我们只有借着心灵的解放才能走出中共用鲜血筑起的红色暴政。最后，本文提出，自由的心灵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持久和永恒的力量，是非暴力行动得以战胜暴力统治的精神动力，而这样的非暴力行动也必将为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奠下一块块坚实的基石。简言之，本文的潜在线索是“心灵”：第一部分着重探讨极权统治当局的心理战手段；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受压制的心灵得到释放的可能；第三部分则突出了自由的心灵的力量。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非暴力行动对中国转型之前途的影响，作为全文的总结。

（三） 非暴力抗争：对心灵力量的见证

1. 自由的心灵一定会催生出非暴力抗争

许多人常常误以为硬性的物质才有力量，尤其是枪炮才有力量，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真相毋宁是，自由的心灵本身是一种比物质乃至枪炮更强大的力量。正如上文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早就认识到自由心灵的力量，所以才将“祀”的重要性置于“戎”之前。也因此，专制者们的主要注意力就是遮蔽和压抑心灵的自由。他们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宗教礼仪、道德说教和思想控制体系，其目的就是控制和牢笼民众的心智，以达到“上智下愚”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目的。不可否认，这样被牢笼的心灵确实是没有力量的。换句话说，要想恢复心灵的本来面貌和力量就必须让心灵自由起来，而不再受各种拜物教的辖制。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自由的心灵并非是只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拥有的。每个人都有内在的良心和良知，只不过中国人的良心被专制政体下的文攻和武卫给遮蔽了，失去自由了，当然也就丧失了力量。正如俗语所说，良心都被狗吃了。

那么，自由的心灵的力量到底表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自由的心灵一定会带来清明的理性和刚正的意志，理性和意志又分别催生出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权利意识和行动的结合就是非暴力抗争的要义。下面笔者将对这一论断做出详细的辨析。

首先，自由的心灵会引导人们恰当地发问并寻求相应的答案，让理性摆脱无尽欲望和短期利益的羁绊。它必然使人们从认识人的尊严和价值开始理性探索，并以维护和提升人的尊严和价值作为理性探索的目的。这种清明的理性让人们对未知未见之物有一种期待和尊重，它超越简单的利益计算，带有精神的和超验的特质，而非仅仅是物质的和肉身的表象。当所谓的“理性”仅仅关注肉身的欲望、物质的丰富和可见的利益，而忘记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等超验层次的东西时，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低水平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如果整个社会过于注重现实利益，其中的每个人则只能在利益的酱缸里打滚，而社会则将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搭便车的两难之中，群体性的非暴力行动将无从谈起。这样的“理性”恰恰是专制统治者所希望的。在欧洲颠覆了专制政权的理性主义在中国却变成了为统治者所欢迎的“理性”，岂不怪哉！这种粗陋的算计也能被称为“理性”么？

非也！恰恰相反！被启蒙运动所发扬光大的理性与这种狭隘的算计是南辕北辙的。纯正的理性指的是人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人可以透过重重外在的表象看清事物的本相，认清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而不会被短期的利益或者狭隘的欲望所蒙蔽。如果以这种清明的理性观来衡量，上面所说的“理性”只能算是伪理性和假理性。这种伪理性或假理性在中国大行其道已久，造成了不少的混乱、甚至危害。

比如，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人所谈论的理性与其原本的意义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口中的所谓“理性”就是单纯地将人的各种不当的欲望合理化以及将各种短期的利益正当化，这恰恰是与真正的理性背道而驰的。举例来说，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一个错误的命题，也就是效率和公正的关系。本来，正确的命题应该是自由与公正的关系，因为自由和公正都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都具有超验的特性，它们才构成相反相成的关系；效率是一种实际的效用。将超越的价值与实际的效用并立起来，居然持续争论了这么多年，这其中的“理性”品质究竟如何，也就不言自明了。也就是说，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庸俗的效用或者效率论是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误读和歪曲，他们以“欲望人”替换了“理性人”，集体无意识地诠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真谛（张之洞的后人不绝如缕，于斯可见）。因此不奇怪的是，中国经济学家集体的“不理性”最终导致他们陷入了道德困境和智力困境（它们也是理性困境的表现）。

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困境和经济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信誉破产是有着深刻的精神背景的。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学家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都处于中共拜物教精神的牢笼之下，并不具有自由的心灵。他们在一种被物欲所笼罩的心灵状态中谈论学问，就不可能有清明的理性，而已被扭曲和玷污的理性反过来肯定会扭曲和玷污经济学这门学问。经济学家们试图以物欲和利益为向导为中国开出一条新路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他们被当权者所利用的命运也是早就注定了的。由于没有以清明的理性为根基，经济学非但没有成功地引领人们走向追求自由与真理的道路，反为拜物教所挟制，成为拜物教的器皿和道具。

中国经济学的困境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自由心灵下的纯正理性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自由的心灵，就不会有真正的理性，就不可能有有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当然，笔者并不想完全否认利益导向的变革的积极意义，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极端岁月里，利益导向的变革有瓦解极其严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功能，但其功能仅仅在于瓦解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而对于建构和形成新的自由秩序，则力不能胜。建构和形成真正的自由秩序需要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和立场，而这种立场和价值只能由以自由心灵为基础的清明的理性提供。

真正的理性必然会将对很多具体利益的要求引向对超越权利的争取。比如，“无代表，不纳税”这句著名的口号看似利益之争，其实是权利之争。或者说，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恰当理解的利益。与此相反的做法是，专制统治者一般会将权利问题混淆为利益问题，这甚至已成为他们统治的一大法宝或者成功经验。中共官僚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是典型的以利益收买和取消权利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好像在短期内缓解了矛盾，但却具有非常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它拒绝在权利上做出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狡诈的统治伎俩。

悲哀的是，在当下的中国，上述那种打着理性招牌的狡猾骗术不胜枚举。正所谓：理性，理性，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其中最荒谬不堪的说法是，共产党以暴力维稳来延续其统治和保护其利益的做法是合符理性的。笔者在上面已经反复论证并申明过，执政党所凭借的只是巫术式的盲信，绝非通达明净的理性。真正富有理性的人，一眼就能看透执政党苟延残喘的非理性，因为其统治既违背天地良心，也不会给执政者带来真正长久的好处。就此而言，那些执政掌权者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他们的良心和心灵被蒙蔽，理性被玷污，只好以巫术式的盲信维护其既得“利益”。鉴于此，非暴力抗争似乎也可以被说成是以自由心灵下的理性对抗巫术式的盲从，前者追求的是超越的权利，而后者维护的是狭隘的利益。

自由的心灵不仅使人的理性清正明达，而且也能激励和伸张个人的意志。意志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善恶判断选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的内在能力。无论是《兄弟连》中的温特和德国二战时期的朋霍费尔牧师，还是中国湖北巴东的邓玉娇，都为我们展现了这种勇敢的和合符分寸的意志。尽管他们所进行的都是暴力抵抗，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反抗意志中的勇气和决绝都可以（也应该）被应用于非暴力抗争中。这样，自由的勇敢意志也将让非暴力抗争成为精彩纷呈的正义之战。非暴力抗争于是将变成自由心灵集体行动的场域，它也不再仅仅是个人性的被动的正当防卫，还将具有要求制度变革的主动品格。

与之相反的是，在受蒙蔽和压制的心灵下，意志当然也就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意志的缺乏让人不能够做出符合其内心要求的选择，相应的行动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所以，在意识形态（祀）的禁锢下，被剥夺了心灵的自由的人们的行为就被统治者纳入它们所预定和看管的轨道之中，非暴力抗争也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进一步说，统治当局的心理战就是通过销蚀乃至磨灭人们的意志来维系他们的统治的。意志的脆弱、消沉和萎缩既让人们无法挣脱统治者的捆绑，也让他们轻易就堕落入浅薄的欲望之中不能自拔。

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让人们拥有意志上的力量，摆脱极权主义环境下所形成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式的依赖性，去除“等靠要”的东亚病夫式心理定势。意志自主的人必然会有无尽的力量去采取自主的行动，有能力克服经济拜物教和暴力拜物教的双重辖制。同理，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让人们拥有理性的力量，让他们在纷乱的表象中有了洞察事物本质和真相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超越浅薄的欲望和狭隘短视的利益诉求，思考和追求更为根本性的权利问题。总之，自由心灵下的清明理性和刚正意志不仅使非暴力行动变得可能，而且肯定会让它成为拥有自由心灵的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2. 非暴力运动与“维稳”对抗的逻辑

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随着执政党经济拜物教的式微和暴力拜物教的复兴，当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打着维稳旗号的压制和掠夺行为。在中国的准内战状态持续恶化的过程中，非暴力抗争与维稳策略的冲突将愈益激烈。与此相应的问题就产生了：非暴力抗争要把握、运用、提升和加强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非暴力运动将靠什么以及如何与维稳当局展开遭遇战、拉锯战、攻坚战、游击战、阵地战和运动战？随着时局的演化，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将越来越有直接的实际意义。笔者相信，不同的人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答案，而且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也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每一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心智，提出自己所能够想出的最佳答案，对于丰富中国人的非暴力反抗思路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下面笔者就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顺着本文前面所阐述的思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到，非暴力运动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展开心理战，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里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非暴力运动所依据的“不”是当局的道，而是自由心灵下的纯正理性与果决意志。当然，笔者这里所谓的心理战决不仅仅只是心里的抗议而已，而是表现为外在的言说和行动的；心理战既包括言说，也包括行动，言说是一种行动，行动也是一种言说。言说与行动是心理战的双翼，皆不可偏废。

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伯爵的名言“笔比剑更强大”道出了言说在非暴力抗争中的意义，也点出了心理战的核心要素。源于自由心灵的笔强大于独裁之剑的原因在于，其富有灵感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能够战胜拜物教的捆绑与束缚，激发民众的创造“力”和行动“力”，最终战胜专制当局邪恶的精神控制“力”和强暴的武“力”。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发生学。略微熟悉基督信仰的人都知道，《圣经》所记载的全是卓越言说的极致：“圣言”。其中的公义与爱的圣言对专制独裁霸道的摧毁和打击能力是不言而喻和有目共睹的。

不过，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常常以为言说缺乏力量，却倒认为专制者的武力有实实在在的力量。这里显然有一个误会：不是言说本身没有力量，而是“我们”的言说没有力量。个中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已经被专制者彻底毒化了。换言之，专制者通过控制我们的语言而控制了我们的心灵、精神和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地控制了我们的言说。不用说，这种控制在过去六十一年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专制者所间接操控的言说当然对专制本身没有杀伤力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要摆脱这种语言和思维模式是极其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新的语言和新的思维。而这种新语言和新思维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提供。只有这样，言说才会具有真正的力量：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挑战和机遇有一套全新的论述，一方面，摆脱专制当局唯物宿命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既定套路，破除官方话语所营造的种种假象，展示其狠毒、贪婪、虚伪、狡诈的本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说明一种更美好的自由生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确实不是物质力量的较量，“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圣经•以弗所书》6章12节）。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就是言说之意义和力量的显现。刘晓波本人持续地以言说为武器，展开对中共暴政的非暴力抗争。而诺贝尔和平奖本身也是言说的结果，其中所蕴藏的道义价值和理想信念是多年来该奖项借着其自身以及获奖人不断“言说”的结果，其冲击效应抵得上十个师的兵力。刘晓波的言说借着诺贝尔和平奖的言说对中共的维稳体制和极权政体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就是笔比剑更强大的生动写照。

从言说到行动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方面的最经典例子就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们在圣言的激励下创建了美国。卓越的言说带领人们思考新的生活的可能与新的抗争的潜力。就此而言，作为心灵之流露的言说的能力决定了行动的能力、方法、模式和技巧，最终也决定着行动的果效和成就。卓越的言说就像一根杠杆，如果找到合适的支点，就能撬动起民众中普遍蕴藏的精神活力，将一切专横的势力一扫而光。反过来，专制政体控制言说的目的也就是想让人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固定在墨守陈规的框框中，对其暴虐统治逆来顺受。举例来说，甘地的言说能力与其行动能力是相配的，马丁•路德•金的言说能力与行动能力也是若合符节的。这两者都是真正自由的心灵的自然流露和延伸。

当然，尽管卓越的言说和行动可以同时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但多数情况只能是有人擅于言说，有人擅于行动。卓异的言说可能只是少数人的禀赋，而卓异的行动则可能来自每一个普通的个体。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到天安门母亲群体，从争取组党的公民到坚持信仰自由的群体，我们都看到了卓异的行动。从2010年2月少数人的长安街游行到东华门派出所前的静坐以及王府井大街上的深夜游行，从湖北石首到福建福州的自发围观，我们也都看到了卓异的普通公民。自由的心灵引领人们采取层出不穷的各种抗争方法，让当局防不胜防。

虽然笔者为了叙述的方便，分别论及言说和行动，但在对抗暴政的非暴力运动中，言说和行动一定是并肩合作和相辅相成的。行动是言说的延伸，可以直接打击对手，并以一次次的胜利增强自己的信心。言说为行动预备潜在的人力和思想支持，并可以削弱对手的意志。不过，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言说和行动中的力量对比制定和采取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就行动而言，目前的情况显然是对手力量非常强大，民间势力薄弱，只能以寡敌众，以小击大，以弱攻强。其要诀在于集中精兵强将，针对非常具体的对像，确定有限的目标，有选择地采取行动，似乎应当以游击战为主，并借以扩大行动的力量。而在言说方面，民间与当局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同，基本上是势力相当，甚至有时民间还略占上风，不过民间的优势也很有局限，要受制于当局的反制力。民间可以在这方面开展运动战，一方面广泛传播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理念，另一方面以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和重大问题为基础，揭露统治当局的愚蠢、野蛮和贪婪的本像。

以言说和行动为手段的非暴力运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依据目前非暴力运动的实际开展情况，笔者归纳出六种不同的抗争形式：遭遇战（比如，突发性群体事件）、拉锯战（比如，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对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报道）、攻坚战（比如，功法群体和组党运动对自由结社权利的争取）、游击战（比如，围观和街头抗争）、阵地战（比如，家庭教会运动）和运动战（比如，普世价值的传播和《零八宪章》运动）。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不同的抗争形式需要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些策略和方法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炼、反思和传播。有些策略和方法则需要更多的理论辨析和阐述。笔者不想在这里就这一问题展开详尽的探讨，但将这一问题提出来，希望有朋友同道就此做进一步的发挥和阐释。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形式，非暴力运动的心理战要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第一要削弱、打击乃至最终瓦解上层统治者继续维持专制统治的信心，第二是要消解和弱化暴力力量（警察和军队）对统治者的忠心，第三是要催化和加强一般官僚集团对现政权的离心。前面两种作用的意义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第三种作用的意义，值得在此稍微多说几句。一般官僚与上层官僚对体制的依赖性和认同度是不同的，前者只追求眼前的切身利益，政权的持久性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而后者则会考虑政权的持久性问题，因为政权的持久性本身就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保证。如果我们完全排除道德判断和法律责任的话，执政党大大小小的裸官们甚至也是反面意义上的“现政权”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因为他们做“裸官”的选择显然与他们对体制的恐惧和不信任有关，他们家人的“出走”事实上就是对“现政权”的背叛。这种乖谬的非暴力不合作客观上造成了体制内的裂痕，肯定会加剧体制的脆弱性，增强一般官僚对上层官僚离心离德的倾向。如果非暴力运动善于制造、强化和利用体制内的离心倾向的话（最好是利用正面的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力”就会减弱现体制的凝聚力和效能，从而间接有利于非暴力运动的开展与成功。

总之，在对抗维稳策略中的暴力威胁和暴力镇压时，非暴力抗争也是一种“正义”之“战”。这种战争凭借的不是弹药的威力，而是心灵的力量，所用工具的不是枪炮，而更多是鼠标和键盘。我们必须承认邪恶是有力量的，其力量必须被压制和战胜，公义才会得以彰显。在非暴“力”与暴“力”这两种不同力量的争战中，非暴力胜过暴力的原因不是非暴力比暴力有道义上的优势，而是非暴力可以借着自由的心灵将道义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胜过暴力专制的力量，因而，非暴力策略的核心在于将所有潜在的道义能量都转化为表现形式多样的现实中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作为一种争战的艺术，其最高境界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中的心理战效应同时会瓦解专制当局文攻与武卫的双重策略。笔者以为，这也是非暴力运动的魅力所在！

3. 非暴力抗争直接通向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

民主为什么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美国已故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尼布尔对此问题的回答堪称经典。他认为，人性的败坏让民主成为必要，而人寻求正义的能力又让民主成为可能。当然，他这后半句话的前提是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因为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让人具有寻求正义的能力。这种前提在美国乃至现代的西方社会都不是问题，而在精神专制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却是个问题。于是乎，尽管由于人性的败坏是确定无疑的人类共识，没有人怀疑民主在中国也是必要的，但民主体制在中国却还没能建立起来。按照尼布尔的逻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人寻找正义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根源则在于心灵无法摆脱精神专制的枷锁，民主成为可欲却不可求的目标。顺便说一下，很多中国人喜欢谈民主的必要性，却少谈民主的可能性，这与对基督教以及民主的误解有关。众所周知的原罪说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只是在人堕落（犯下原罪）之后，人性才变得污秽不堪的，而借着信仰的复兴，人性是可以恢复其部分良善的能力的，这正是尼布尔上述观点的思想基础。如果人性一直都是邪恶的，那民主即使是完全必要的，也无从建立起来。从本质上来说，非暴力抗争就是拥有自由心灵的人运用其良善能力的外在作为，这与建立民主体制的内在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非暴力抗争运动让自由在专制严苛的环境中找到了生长发育的恰当路径，也让人们寻求正义的能力得到释放、锻炼和提高。换言之，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实践，这种生活实践既是未来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的序曲，也为它的到来预备了基础。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非暴力抗争是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尽管中国尚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但这并不能完全妨碍中国部分公民在当下就尝试过一种有条件的自由生活。非暴力抗争就是让我们即便在专制体制下也保持着公民的自主精神，过着自主的生活，而这种自主的生活正是自由体制下生活的常态。所以，从事非暴力抗争就是学习和实践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中过上正常的生活。其中的甘美是自由的心灵给予实践者的祝福。

笔者想强调指出的是，非暴力抗争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还是生活性和社会性的，因为毕竟其最终的目标是让人们能过上美好的生活。非暴力抗争本身是追求自由的，这将使其充满生活的美感。其美学效果与暴力夺权的美学效果截然不同。在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参观者除了能感受到暴力的恶劣与粗鄙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艺术收获。在将来的民主博物馆里，陈列的将是非暴力运动参与者其乐融融地一起“饭醉”和“散步”的画面，而不会有共产革命者所展现的那种虐待狂式的苦毒和野蛮。非暴力抗争的生活也将是五彩缤纷的，其色调完全迥异于中共极权专制下乏味枯燥的单一红色元素，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当是人们绚丽活泼的生活的自然投射和反映，预示着越过中共暴政“红海”之后的新生活图景。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非暴力抗争者追求自由的心灵是美丽的，其美学表现当然也是美丽的，而共产暴力夺权者追逐权力的心灵是丑陋的，其美学表现也必然是丑陋的。

当然，非暴力运动除了能导向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之外，它对政治民主的构建也将起到非常直接的作用。笔者认为，非暴力运动对民主体制构建的作用将主要通过五种途径发挥出来：对民主价值观的塑造作用，对公民参与的动员作用，对公民领导力的培养作用，对公民组织的孵化作用，以及最终对民主体制的定型作用。下面分别简要叙述这五种作用的途径。

首先，非暴力运动非常有利于传播和扩散公民精神和意识。无论是言说或者行动，非暴力抗争都能将一种温和但坚定的公民精神传递给周围的人，甚至非暴力抗争的对象。其规则意识、平等意识和自主意识在这块因极权统治而荒凉败坏的土地上是最为稀缺和最为宝贵的。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非暴力运动参与者的动力不是各样的外在诱惑，而是内心的呼召。对于这种崇高的公民精神，《兄弟连》中的温特就是一个杰出的榜样和示范。温特没有以自己出生入死所赢得的突出战斗业绩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而是回归到平静祥和的宾夕法尼亚农场（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贵格派教徒的大本营）。噫！笔者不禁要说，温特所展现的是人类所能有的公民精神的极致，其重归安静的田园生活就是自由战士和英雄所能获得的最高奖赏！

其次，非暴力运动必然会带动普遍和深入的公民参与。言说和行动都可以带动民主参与，互联网的众声喧哗就是民主的体现，各种建设性的关于公共问题的善意争论本身就是民主参与。非暴力抗争式的言论参与更多地是通过对极权专制之本质和表现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普世价值的传播和阐释来展开的。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借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技术平台，言论参与已经有了比较大的空间和影响。非暴力抗争在行动方面的参与动员也已经开始，只要稳扎稳打，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和战场逐渐扩展行动动员的广度和深度，行动式动员也必将像言论式动员那样赢得越来越多的公民的参与。

第三，在非暴力抗争中，公民领导力会得到应用、磨砺和提高。非暴力运动是由一系列持久的言论和行动构成的。在此过程中，富有领导力的公民个人将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不断经受非暴力运动的洗礼，接受民间社会的检验，最终会成为民间的领袖人物。比如，刘晓波多年的非暴力抗争就让他成为民间的重量级领袖人物。笔者相信，“猛将必发于卒伍”，随着中国非暴力抗争运动持续深入的进行，非暴力抗争的战场上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猛将”和领袖。这些领袖人物既是当下公民社会的领袖，也是未来政治家的潜在人选。民间社会应该直面领导力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民主政体客观上都需要有领导力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当然，民间的领袖人物应该是通过非暴力抗争过程中的健康竞争产生的，也就是说，非暴力抗争的参与者之间要有一种在共同目标之内的适度的、合理的竞争（合作就不用说了），只有这样，优秀的人才才能脱颖而出并得到认可。笔者也深信，非暴力抗争的开放性也会让那些恶质和恶意竞争者失去立足之地，从而让非暴力运动能够以更健康有力的态势展开和深化。

第四，非暴力抗争会逐渐孵化出各种各样的有效的公民组织。在极权统治之下，突飞猛进的组织化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持续进行着的非暴力抗争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组织化路径。无可避免地，非暴力运动需要进行串联、协调和配合等组织工作。组织的规则和程序以及组织的人员和领袖，在组织工作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时，民间组织也就慢慢地呼之欲出了，有没有最后一步的“化”并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不是必要的。相反，如果仅仅是为了组织化而单纯地建立起组织机构，却没有在非暴力运动中的历练、经验和成就，这样的组织就形同虚设，即便能存活下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

第五，非暴力运动会对最终形成的民主体制的特征产生很大的影响。事实上，非暴力抗争的上述四种作用最后会集中地体现在其再造体制的能力或影响上。非暴力运动与专制当局博弈的特点是权利与权力的直接对抗。由于现行的体制没有真正的承认各种基本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权利为诉求标的的非暴力抗争必然会超越现行法律体系之外，而专制当局则同样会以法外之权进行镇压和控制。在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中，现有的法律体系将逐渐不再能够为这种对抗提供游戏规则。说到底，非暴力抗争就是要进行制度和规则的创新与再造。非暴力抗争群体相当于强大的压力集团，其中包含着各样的压力团体，各个压力团体会有自己的权利诉求和议题，并对制度安排和规则程序提出自己的要求。非暴力运动中各种力量的排列组合以及各个议题的轻重缓急，都将影响着未来民主体制的制度安排和民主转型的可能路径。

非暴力抗争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景象之一。人们有理由对它的潜在力量和效能寄以厚望。即使是在中国这样有着长久的极权传统的国家中，非暴力运动的潜在力量和作用也是不容质疑的，它会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击打极权专制的大厦，并为建立新的自由民主的大厦不停地添砖加瓦。我们无须再就非暴力运动的潜力进行辩论了，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而且仅仅在于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非暴力抗争的力量和潜能。中国曾经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愿她不是亚洲的最后一个民主国。我想，凭借着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也许我们能够实现这一并不宏伟的目标。

在我们变得过于乐观之前，还必须要面对复杂的现实。在影响中国转型路径和可能前景的各种力量中，非暴力运动并非唯一的力量，并且可能也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至于非暴力运动对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影响，笔者将在下面的结论部分加以阐释。

2010年10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