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二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南美。在与墨西哥华侨见面的时候，他说，中国能够基本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他还指出，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新华网上的许多愤青对习近平的讲话感到莫名振奋。有人说：“习近平同志就是好样的。道出国人的心声，长中国人的威风。”还有人说：“只有这样的直白才更显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的底气；只有直白才更能表明一个走向强大的中国的鲜明态度；也只有直白才更能让国人感到痛快！”但我看来，这段讲话逻辑混乱、粗鄙不堪：中国人民确实了不起，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党和政府。被人民养起来的党和政府，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反之，将十三亿饥饿和贫困的人民驱赶到全世界去，难道是中国恐吓其他国家的杀手锏吗？这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思维方式呢。
更何况，所谓“不输出革命”，只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外交政策调整的结果。在毛时代，中国可没少“输出革命”，中国“输出革命”的政策，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某些地方此种灾难仍未结束。中共当局从来没有为自己当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向受害的国家和人民公开道歉，如今反倒理直气壮地说，虽然过去我们干过坏事，但现在没有干了，所以你们要对我们感恩戴德，这简直就是恶魔的逻辑。从这段讲话中看出，习近平先生的历史知识相当有限，我想向他推荐历史学者程映虹所著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这本书描述和分析了毛主义和文革对世界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堪称一部中共“输出革命”之历史，正如政治学者吴国光评论的那样：“当代中国任何一位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准的人，如果尚未读这本书，恐怕还不足以说是受过了教育。”
毛泽东为个人野心牺牲民族利益
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比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更邪恶的独裁者，毛泽东主义也是比法西斯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更邪恶的极权主义模式。毛泽东以革命之名，行恐怖主义之实，不仅屠杀本国人民，而且将暴力革命的毒素向其他国家传播。近年来，毛泽东在中国境内的暴政逐渐为人所知，如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面对杨继绳之《墓碑》、杨显惠之《定西孤儿院记事》等著作，任何一个毛派愤青都难以否定铁的事实。但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地“输出革命”的政策在中国境外造成的罄竹难书的罪恶，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受贫困折磨的亚非拉国家，被毛主义毒化之后，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分裂、暴力不止。毛泽东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祖师爷，本拉登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正是一本梳理毛主义如何为祸世界的奠基性的杰作。
作为研究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专家，程映虹对毛主义的研究，重点不在于中国国内的党内斗争，而在于毛“输出革命”的思想与行动。随着在中国国内说一不二的“红太阳”地位的确立，毛逐渐产生了与苏联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竞争的雄心壮志。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这一运动终止了在苏东共产党国家内部的造神运动，使得赫鲁晓夫本人亦不再具有斯大林那样“半人半神”的身份。毛泽东发现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卡里斯玛”式的领袖的真空，便决心让自己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红太阳”，而且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存在革命可能性的国家的“红太阳”。对此，程映虹分析说：“文革期间，包括文革前数年间，由于毛有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强烈欲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总体战略，试图以东南亚和中国的近邻为中心，将中国推动的‘世界革命’辐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毛一方面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如果说今天中国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占有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因而被视为一种新殖民主义；那么，当年毛泽东的目标便是让毛主义席卷世界，为达到这个目标，甚至无视国际法准则和外交惯例，中共的驻外使馆甚至成为颠覆所在国政府的巢穴。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中，程映虹引用毛泽东与老挝、缅甸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毛说：“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毛还提出具体的建议，你们“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以历史上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毛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员。至于这些被当作炮灰的中国少数民族民众的生命的价值，这个暴君却从来不予考量。
尼泊尔和印度毛派的血腥杀戮
在西方，毛主义的信奉者多为反体制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多是坐而论道，至多就是到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去朝圣和取经；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则真有一群毛派知识分子将毛主义付诸实践，如红色高棉以波尔布特为首的领导层大都有留法的经历，秘鲁“光辉道路”领导人古兹曼曾经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浪漫的乌托邦狂想，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就直接导致人间地狱的可怕结果。毛主义不仅没有给其他国家带来安定、繁荣和幸福，相反，正如程映虹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各不相同的亚非拉国家，毛主义影响所及，都产生了相似的结果，那就是：“社会秩序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被颠覆，伦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毁，和平生活被破坏，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极致。”
毛主义不仅契合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而且如艾滋病病毒般污染整个世界。在亚非拉国家，有作为其徒子徒孙的柬埔寨“红色高棉”、秘鲁“光辉道路”、斯里兰卡“人民阵线”等恐怖政权、组织和运动；在西方国家，则有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日本“全共斗”等不一而足。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以及毛泽东本人外交策略的翻转，这些毛派政权和组织被抛弃之后大都灰飞烟灭，步入历史。如今仍然活跃印度和尼泊尔的毛派武装，其残忍与恐怖，倘若马克思复生，亲眼目睹的话，定会魂飞魄散，甚至马克思本人都会被就地枪决。
在印度，毛派分子声名最为狼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马祖达领导的印度毛派共产党，仿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做法，开展“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乡村精英，用马祖达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马祖达还宣称：“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时至今日，虽然印度毛派的全盛时期已过去了，但他们还拥有数万名游击武装队员，活跃在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地区。印度总理辛格指出，毛派叛乱分子“是印度国内安全面临的一个最大考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毛派武装形成了一条从北部与尼泊尔接壤地区绵延到南部卡纳塔卡的“红色走廊”。近年来，毛派分子实施过几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如袭击火车、组织劫狱，还曾经对警察局、议会办公大楼和难民营发动一次协同突击，造成超过三十人丧生，而且大多是被斧头砍死。
尼泊尔的毛派反政府武装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他们残忍地拷打并杀害许多被俘的警察和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士兵，驱使孩子参与前线的战斗，“童子军”成为其杀人机器。自从一九九六年毛派武装与政府军发生剧烈冲突以来，已经有四千七百多名尼泊尔人死难。尼泊尔毛派奉行毛泽东“打了就跑”的策略，不时袭击警察哨所和地方政府机构，夺取武器和钱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其领袖普拉昌达时，这个“小毛泽东”侃侃而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集成的科学，是从震撼世界的群众斗争中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科学，它要不断地、持续地发展。‘普拉昌达路线’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根据尼泊尔的条件的运用，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就像毛泽东在国庆典礼的程序中自行添加让群众呼喊“毛泽东万岁”的口号一样，普拉昌达毫不掩饰地提出“普拉昌达主义”——所有的独裁者都那么相似，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某种“主义”。
当今中国政府与国外毛派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陷入四面楚歌的毛泽东转而联美抗苏，一夜之间便与曾经不共戴天的美帝亲密拥抱。这一举措给许多国家本来已经日暮穷途的毛派组织以致命一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毛本人，居然成了毛主义的叛徒，证明毛主义本身就是一朵外表美丽、内含剧毒的罂粟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左翼青年终于梦醒。对此，新加坡毛派首领、“社阵”主席李绍祖哀叹说：“一些同志因为不同意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感到心灰意冷。”而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余柱业在晚年则反思说：“马共没有胜利，还算是马来西亚的幸运。万一马共成功，我们会看到柬埔寨的那种局面。”
当年，中共是各国毛派的铁杆支持者。比如，程映虹在分析中共与印度毛派的关系时指出：“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时期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就是习近平力图告别和遮掩的中共“输出革命”的历史的一部分。如今，中共当局冷若冰霜地宣布与各国幸存的毛派恐怖组织划清界限。既然要承担“大国职责”，就要像习近平所炫耀的那样，不能再“输出革命”了。二零零五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公开表示，北京随时准备帮助印度镇压其国内的反政府游击队，他说：“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孙玉玺解释这些毛派游击队持有中国武器，是因为在八零年代的苏阿战争中，中国曾与美国、巴基斯坦一道，给予阿富汗抵抗力量不少支援，“后来，很多武器流入黑市，然后流散四处……”如此这般，便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今天中国国内的毛派多是纸上谈兵的新老愤青，那么经过选举获得政权的尼泊尔毛派则让尼泊尔成为全球惟一公开奉行毛主义的国家。中国的毛派们有福了，在世界屋脊上终于有了一块风水宝地继续实验毛的伟大思想。他们应当立即申请移民尼泊尔，与毛主席的追随者们一同战斗，或者将子女送到尼泊尔去接受无产阶级血与火的锻炼。然而，规定重庆中小学生必须高唱红色歌曲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却将宝贝儿子薄瓜瓜送到资本主义的心脏英国去留学；自称无产阶级剧作家的张广天，不去尼泊尔为热爱毛主席的当地人民免费演出，偏偏拿了欧洲基金会的资助，跑到欧洲去跟资本市场共舞；《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大都拿着来之不易的美国的绿卡，占尽大洋两边所有的好处；声称萨达姆在关键时刻进口了数万本《毛选》的军事评论员张召忠，自己却不愿作为志愿军到伊拉克去跟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萨达姆同志被活捉并被处以绞刑。中国真的没有了继续将毛主义撒播到五湖四海去的忠心耿耿的传教士，所以习近平才顺水推舟地作出从此不再“输出革命”的庄严承诺。那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毛主义，是否从此就寿终正寝了呢？程映虹的笔墨好比瓶塞上的那个印戳，只有当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选入程映虹著作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对此一事实感到放心：从此以后，恶魔再也不会从瓶子里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