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修建道路、大兴土木、向外扩展等等，势必要拆迁。拆迁就会牵涉民众利益，简单、粗暴地处理拆迁问题，民众不会答应，那就势必激化社会矛盾，以至引发抗议事件。
蒋介石等人把冯玉祥推到愤怒的拆迁户面前
历史上拆迁风波闹得特别大的，要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因修建中山路引起的声势浩大的拆迁户请愿了。
南京中山路，又称中山大道，北端起自下关长江边，向南经市中心鼓楼、新街口，东折至中山门，全长12公里多，宽40米，至今仍是南京主城区最重要的干道。这条马路，当初是作为“迎榇大道”特别兴建的，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谓“迎榇大道”，即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安葬典礼)前，供孙中山灵车通行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的修成，将使南京市的交通大为改观。从长远看，这项工程将惠及当代及后人。
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纪文自任首都道路工程处处长，亲自抓中山路的建设。1928年8月12日破土动工，计划于次年6月1日“奉安大典”前竣工，限期完工，督责严急。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新房或建造新房，400多拆迁户不接受补偿方案，不“配合”拆迁。官方宣传说，要建设就要先破坏，为了长远利益，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也是迫不得已。但官方的“大道理”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房子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房子拆了，他们就没有了栖身之所。居无定所的日子，岂是人过的？他们想不通，对拆迁有抵触，无不愤愤然。而不“配合”拆迁，官方便要派人强拆，于是矛盾升级。忍无可忍的拆迁户(还有同情他们的人)，聚集一起，走上街头，并蜂拥而至国民政府(在今长江路292号)，要求当局解决问题。蒋介石等要人在大楼里面，对情绪激愤的请愿者避而不见。也许他们害怕控制不了局面，不但平息不了风潮，反而会火上浇油；也许他们害怕请愿者不给他们下台的台阶，让他们难堪。总之他们害怕见民众，不敢跟民众直接对话。他们想到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合适去做民众工作的人，这个人便是冯玉祥。他们推冯玉祥出来跟民众对话。
冯玉祥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10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在国民政府的高官中，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有人说他“事事与人不同”。他穿粗布衣，打扮与普通百姓差不多；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请客(包括请蒋介石吃饭)总是两菜一汤；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独到领悟，嘴边常挂着“民生”二字，做事常能想到民众。他与人不同，原来就在别人做官像官，他做官不像官。因此，他有“亲民”形象，口碑甚好。蒋介石等人也许是要利用他的“亲民”形象，所以把他推出去安抚对于蒋介石等人的心思，冯玉祥心知肚明。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请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
冯玉祥的话讲到了拆迁户的心里
冯玉祥毕竟与国民政府众要人不同，敢于走到民众面前，直接与他们对话。
他的这次讲话，是一篇极精彩的演讲词。他没有念讲稿，而是即席讲话，讲的内容，不是秘书们所能写得出来的。这篇演讲词，《冯玉祥日记》不载，现据《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全文援引。
冯玉祥对民众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依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
冯玉祥说完了，满肚子怒气的民众居然热烈地鼓起掌来。冯玉祥不是站在与民众对立的当局的立场，而是站在民众的朋友的立场讲话。他认为：民众在拆迁问题上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政府拆迁，要得到拆迁户的同意，未经拆迁户的同意就拆房，是违法的。他的话讲到了拆迁户们的心里，因而他们以鼓掌来回报冯玉祥的演讲。
蒋介石本来是要冯玉祥为当局讲话的，哪知他为拆迁户讲话；本来是要他劝说拆迁户服从政府的拆迁的，哪知他明确对拆迁户说，政府强制拆迁就是不对；本来是要他“救火”的，哪知他“火上浇油”。蒋介石心中不快，自在意料之中。冯玉祥在书中写道：“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冯玉祥讲，对拆迁户没有安置好，硬让他们搬出去，就是不对。这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在民国的官员中，真正懂得的，怕是不多。能像冯玉祥这样设身处地为拆迁户着想的，能有几人？
南京中山路风潮之后，别处又出现拆迁风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局不懂得冯玉祥说的拆迁道理。
若干年前，我在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读到了张一飞《我所认识的钱孙卿》一文(未刊)，文中便记述了一次征地拆迁事件：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在江苏无锡县钱桥征地，以建造部队营房。关于土地补偿款，套用了南京市小营里征地的标准，即每亩补偿17元。当地农民觉得很吃亏，不接受这一补偿标准。他们推出代表，跟征地方交涉。民众代表说，土地补偿款，给的太少了；当地的土地，当时每亩价为200元，17元跟200元，差距太大了。民众代表一次次交涉，逼得国民政府军政部一次次让步，后来让到每亩68元。终因抗日战争爆发，营房未及建造，军政部就西撤了。
宋神宗、清顺治帝面对拆迁也谨慎
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慎重处理拆迁问题、顾及拆迁户的利益的。下面举出两例。
其一，北宋元丰六年(1083)，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宋神宗批准执行。该条例规定，对拆迁户，给予实物安置，或者货币补偿。实物安置：由京城兵马司负责测量待拆住宅，户部和左藏库拨款，将作监在别处建同等面积住房，供拆迁户居住。货币补偿：由一个称作提举京城所的机构，负责估算待拆房屋的价格，取房契上原价和房屋时价，折中作为补偿标准，由户部及左藏库出资补偿。此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共获得补偿“二万六百缗”，亦即20600贯(一千文为一贯)，平均每户能补偿171·16贯。
171·16贯在京城开封能买到多大的房子呢？我没有查到当时开封的房价，但查到了苏轼弟弟苏辙在广东买房的价格。苏辙贬官至循州(今属广东)，当时朝廷规定，贬官不得借居寺院道观，苏辙只得用剩下的积蓄5万钱买民房大小10间。5万钱即50缗(贯)。
冯玉祥说，“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宋神宗时京城开封拆迁就是这样做的。
其二，清顺治帝时，北京曾有一次牵涉城内几乎所有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大搬迁。这次大搬迁处理得较为稳妥。顺治帝为避免清朝建立之初满汉两族矛盾纷争，决定推行满汉划城而居——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举措。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皇帝下令：“……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投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移累民，著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自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规定除编入八旗的汉人外，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一律迁移南城。原来居住的房屋，或者拆去重盖，或者将它卖掉。户部、工部查实房屋间数，每间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此银须由各拆迁户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以防止这些官员克扣、吞没拆迁补偿银两。
命令又规定：“凡应迁徙之人，先给赏银，听其择便，定限半岁，岁终搬尽。”对拆迁户，先给银子，什么时候搬迁，悉听其便，只要在半年以内迁走就行。似没有催逼之意，较为尊重拆迁户。
就这样，一次本来极易引发风潮的拆迁，因为顺治帝妥善处理了拆迁补偿，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像宋神宗、清顺治帝那样谨慎地处理拆迁问题，不损害拆迁户的利益，还会引起拆迁风波吗？
说到慎重处理拆迁，有一个故事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据明代张瀚《松窗梦语》一书，南京明孝陵建造之前，明太祖与刘基一同前往紫金山选择墓地，登览久之，明太祖累了，坐在一座僧人的坟上休息。他问刘基：你看我的墓地选在哪里好？刘基说：皇上坐处，正是“龙穴”。明太祖说：那这座坟怎么办？刘基答：以礼“迁”移就是了。明太祖说：普天下的土地，都是我的，一座僧人的坟，为何还要以“礼”迁移呢？随即命人掘墓。挖开一看，僧人尸体尚未腐烂，众人无不惊愕。明太祖也吃惊不小，于是向僧人墓“拜告”一番。礼毕，让人小心翼翼地将僧人墓迁于五里之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明太祖最初有“我的地盘我作主”的想法，他就处理不好迁坟问题；后来对迁移对象心怀敬畏，他就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房屋拆迁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拆迁处理得好，皆大欢喜；处理不好，一座被强拆的房子，就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火药桶。对拆迁，怎能不慎之又慎？(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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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秀才致信蒋介石抗诉拆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曾经到成都吉祥街十三号购置了一处住宅。戴为之取名“百二梅花馆”，经常前去居住。不过，战事纷扰，成都并非绝对安全的地方。于是，戴季陶接受侄女婿叶佩琳等人的建议，在其广安原籍修建住宅。具体事项，由叶操办。
几经选择，叶佩琳等人在县城孔庙附近寻找到一块土地，准备破土动工。这块宅基地有七亩之大，具体设计为中式木质结构的房舍多间，厅堂、书房、花园俱全。对此，戴非常满意，并亲自为新宅取名“戴二礼堂”。
住宅开工不久，就出现了纠纷。原来在拆迁户当中，有一位名叫唐少卿的老秀才，曾与戴季陶同年参加过县试。面对威逼利诱，这位老先生坚决拒绝搬迁。无奈之中，叶佩琳等人仗势欺人，转而请警察局出面干预，并且明定限期，逾期就要强行拆除。
唐少卿生性倔犟，并不屈服，亲自向蒋介石写信抗诉。大意是说，国难当头，前方将士正浴血奋战，戴季陶身居高位却在自己的家乡搞强制拆迁，以致平民百姓无家可归云云。蒋介石接到这封信后，并没有表态，而是直接转给了戴季陶。戴非常不安，训斥办事的人操之过急，要他们立即停工。此后又在1939年1月致信广汉县政府，愿将宅基地以及原材料捐赠地方，希望能够借此物资力量创办一所中学。至此，唐少卿这位老秀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