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书案”在全国舆论的强力谴责声中谢幕。于是大家分析书被查封、作家被千里逮捕的原因，集中到新闻、出版自由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上。这类文章，举不胜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李锐等23位老党员老干部发起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有人劝阻签名道：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说了也白说，连睬也不睬你。
这是经验之谈，不能说没有道理，当局对许多上书公开信都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尊敬的《人民日报》竟然发表了署名文章，站出来答辩。你这只要读读题目《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10月26日），就会笑得肚子疼。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这篇千把字的文章，开宗明义道：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活跃、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但是它回避了公开信对禁锢新闻出版自由所列举的事实，你说东，我答西，牛唇不对马嘴。
例如公开信说：“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可是此文却用我国拥有多少报纸期刊，出版多少图书，有多少电台、电视台，覆盖了多少人口来回答。
写驳论文，却不驳对方的论据，即使是中学生的作文，也得判不及格。虽然作者理不直，却气壮如虎，最后图穷匕首见，采用阶级斗争的惯用手法，倒打一耙，以“动机险恶、心怀叵测”上纲上线，加罪于所有呼唤新闻出版自由的人是“借此污损中国形象，其实质是企图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还采用50年前反右运动的方式企图把论战对方一枪击毙，显得人民日报太没有长进了，和市集上那些小混混一样的水平。但是，我仍然敬佩这张中国第一的大报，有胆站出来答辩，更有胆站出来说谎！这说明所有呼唤新闻出版自由的舆论并非无用，并非石沉大海，徒托空言。有关方面，沉不住气了，要公开答复，答辩，反驳，反击！这太好了，总比我说你不睬好，更比用“煽动”罪镇压对手好。
不过人民日报把这样的话说给小学生听可以，用来回答李锐这些老不死的家伙听，就显得太幼稚了。中共如今手下就养了一班这么蹩脚的御用文人，实在是糟蹋了纳税人的钱！但是，这不能怪这帮御用文人无能，因为他们无法否认那些禁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事实。
一方年届耄耋，有理无权，一方年少气盛，无理有权，于是两方打起了擂台，好看，真好看！
事实胜于雄辩。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吗？我们凭良知说话。今天的中国，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不能说没有一点改进或放宽，比起反右时期来说，确实是好得多了，简直是好得叫人不知今夕何夕。比如，谢朝平的被抓捕，《大迁徙》的被没收，都是托福今天某种程度的网络自由才得以曝光的，否则也就铸成新的冤假错案。
但是，网络上撑开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并不等于受到法治保护的自由，否则就不会有“渭南书案”事件了。中国至今没有新闻立法、出版立法。言论自由只能在执政党划定的红线内优游。
我在9月23日写的《新闻出版要立法，实行法治，取消党治》一文中说：“胡锦涛加罪刘晓波，是胡氏执政最大的败笔之一，证明他已经理屈词穷，外强中干，心虚胆怯，色厉内荏，只能假借警察法庭监狱来惩罚‘政敌’。世界上只有最最无能的统治者才会采取这种下策。”没有料到半个月之后，刘晓波竟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中国政府太没有面子了，太被动了。于是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声明：“刘晓波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背道而驰。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这是倒果为因，把判刘晓波的刑，当作了反对诺奖的理由。不独如此，还把公开祝贺过刘晓波的人加以监管，比如我，派了警卫，每班两名看着我，给我当免费“保镖”，让我实在是受之有愧。朋友们开我的玩笑道：你现在有两名保镖，是哪一级的高干呀？这就是我享受到的“表达权”。
辛子陵先生说：“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防制”其实，并非稿稿都要送审。大家都明白，现在掌握中国言论自由雷池的是中宣部。它通过一道道令箭下达指示。在中国，每一位编辑记者作者都知道哪些话是不能说的，哪些事是不能写的。今天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读到《中国新闻周刊》上杨时旸采写的文章《崔永元：那些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历史》。崔永元在做一个计划庞大的口述历史，打算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但是有一些历史是不能说的，因为太“敏感”。最不能说的是“共和国的建国史，那段峥嵘岁月、数次政治运动、荒诞且残酷的细节、无数被牵扯进来的命运……崔永元很清楚，这里的许多内容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但他感到焦虑：历史真相正在随着知情者的逝世而消散，这速度远远快于他用摄像机追逐的步子。”原来崔永元知道“共和国的建国史”中就有太多的事太敏感，是“不能说的历史”。
这“敏感”的内容中就有反右运动。比如，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级的同学，今年在毕业50周年的时候，集体写作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我亲爱的新山大》。我写了当年的副校长、文学史家陆侃如，题目从《掉进“阳谋”陷阱的陆侃如副校长》改为《怀念勇于探索高教体制改革的陆侃如副校长》，仍然被枪毙，因为陆侃如根据毛泽东的口头指示“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这位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陆侃如就发表了《我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的讲话，被打成山东大学的头号右派。这篇文章涉及到两个敏感内容，第一是反右运动，第二是党的领导。凡是敏感话题都是要禁绝的，所以我的文章被编辑枪毙了。这样的稿件连送审也不必，编辑人人心知肚明。不能因为这么一篇文章把一本书砸了，把一个出版社毁了。我当然体谅编辑的苦衷。
现在回到人民日报，请问贵报：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不争的事实吗？
（2010-10-28于山东大学附中）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