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吃饱了肚子的中国人天不怕雾霾，地不怕地沟油，就怕领导说“长效机制”。例如：“要探索建立反腐长效机制”，“要探索建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长效机制”，“要探索建立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长效机制”，“要探索建立治理公路‘三乱’问题的长效机制”……只要一提“长效机制”，所关联的那个社会突出矛盾就变成了“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任务”，长期多么长没有时间表，政府“无能化”导致所有社会矛盾难题都“任重而道远”，都变成了割不掉的社会癌瘤。2014年3月23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全省打击整治“涉黄”问题专项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公安机关要保持打击整治“涉黄”问题的高压态势，坚决防止“涉黄”活动出现反弹回潮，确保打击整治取得更大的成效，并形成打击整治“涉黄”问题的长效机制，绝不允许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广东蔓延。
胡春华的“长效机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抓紧修订《关于追究领导干部在扫除“黄、赌、毒”工作中失职、渎职的暂行规定》，研究制定《广东省按摩服务场所管理规定》，建立健全歌舞娱乐服务场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作用，让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立足之地。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和“排头兵”的广东，这个长效机制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但就长效机制本身而言，谁也挑不出它有什么毛病。问题是，这个长效机制与中共的执政方式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关系，与“四荒”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一、长效机制与荒唐型政绩的矛盾
我们总是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人的发展”。实际上，江泽民与胡锦涛只干了“保八”与“维稳”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恰恰是社会矛盾突出的推手，其中，“GDP主义”是卖淫现象泛滥的祸根。中共已经耗尽了所有证明其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只能用拼经济来证明合法性。年年“保八”，不仅成为官员升迁的唯一考核指标，也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好机会，官商结盟后造成了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距过大，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具体说就是集中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各级领导手中。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为了防止资本功能的无限扩张，政府及宗教、民间协会等非营利社会组织就要扮演一个调节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低收入者的冲击。但荒唐的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只专心与民争利，而在保护社会公平方面毫无建树。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切向钱看，钱变成了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社会“笑贫不笑娼”。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由下岗妈妈组成的“十元店”，就有了夜幕下的“站街女”，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力，这是每个人与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广州的媒体多次报道珠江桥下中老年妇女露宿向农民工卖淫。2012年1月23日，北京大兴公安局红星派出所民警抓到一个55岁的“老失足妇女”，她被抓现行时装疯卖傻，唱起了一首时髦的爱情歌曲，那个视频场面令人心酸。还有比这更心酸的场面，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警方在韶山西路一家没有悬挂招牌的发廊里抓获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当女子杨某穿衣服时，民警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诉民警“我怀孕快九个月了”。 杨某在派出所接受调查时，突然有了生产征兆，被民警送往市二医院。经医生诊断，杨某是因从事卖淫活动导致早产。“妈妈卖淫”，有的只是为了孩子不辍学。2012年8月8日晚，济宁警方在洸河路西首的一家洗浴中心抓获8对卖淫嫖娼者，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当场嚎啕大哭：“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没钱，我能出来干这丢人的事吗！”
在“GDP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政治遗产，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之后，习近平提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这种综合性考核官员的标准当然是好标准，但它仍然是在继续下达GDP指标和政治体制不变情况下的好标准。只要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议会负责，不对选民负责，不对公共权力委托人负责，官员就不可能对民生改善负责。官员心里明白，上级领导最喜欢的仍然是GDP，要讨得上级的欢心就必须一心一意抓GDP，这是对皇权的尊崇，这种“德绩”是最大的政绩。
如果按照习近平提出的考核标准去考核“性都”市委书记刘志庚和市长袁宝成，他们早该被撤职，但因他们的“德绩”好而岿然不动。2011年4月28日，刘志庚通过官方微博与网民在线交流，有网民提问：如果有人当面向你提出“东莞是性都”，你怎么回应？刘志庚回答：“很多没有来过东莞的人都对东莞存有偏见或成见，但是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都说东莞比较好或者很好，这是事实求是说。我们接触了很多高层、中层和基层的朋友，他们在来东莞之前就说东莞比较黄，但来了以后，就都不这么说了。”刘志庚还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形象正名”运动，邀请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东莞“立牌坊”。中国官员的风格与嫖客的风格是一样的——提上裤子就不认账。到了2013年3月，袁宝成受访《中国经济周刊》时说：“我心目当中不存在这些名字（性都），东莞也不需要用新的名字去取代，东莞就是东莞，东莞就是一个厚德、务实、包容、开放的城市。”地球人都知道“性都”，但唯有东莞市委书记和市长不知道，实属荒唐无稽。30万的“失足妇女”，60万的产业链人口，500亿元的色情业年收入，所拉动的GDP都在“性都”里明摆着，但“厚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仍然在厚脸皮。
在中国，最不缺的是胡春华所说的长效机制，现有的治黄法规多如牛毛，“制度建设”已经足够向各级党政领导问责，也从来不缺“高压态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检举”，而最缺的是政府的诚信和公民的问责权力。警方每逢“两会”、党代会、国际论坛、国际会展、大型运动会，党和国家生日等政治需要时，就开展一次“打击黄赌毒专项斗争”，公安局盖大楼缺钱和过节搞福利时还要开展打击数次卖淫嫖娼突击行动，每次专项斗争和突击行动都抓获一大批“失足妇女”，查封一大批“娱乐服务场所”。但在每次打击运动后，警方都会培养、扶持和保护一批新的色情场所，给新的资源掌握者营造新一轮警商勾结合力发财的机会。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由“失足妇女”支撑的卖淫产业成为不冒烟，不污染，拉动GDP增长点的“绿色产业”，“无娼不兴，无娼不富”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准到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扫黄”成为各地公安局的潜规则。
在GDP成为惯性的执政方式的条件下，胡春华在长效机制中提出“让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你能看住娱乐场所，但你看不住公园和马路绿化带，那些老妈妈的裙子里没有内裤，以一块塑料布为床，5分钟就结束战斗，即使你“死看死守”，也看不住老嫖客们早泄的生殖器。你能看住公园和绿化带，你看不住互联网招嫖和手机微信摇淫，摇啊摇，摇到珠江桥。不断创新的卖淫形式，就像广东的榕树一样，具有“不死精神”：主干旺盛，根须繁茂；一树成林，营造生态；聚集清凉、回馈大地；四季深绿，基业常青。
二、长效机制与荒诞型政客的矛盾
荒诞与荒唐的区别在于：荒诞指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荒唐是指行事比较离谱，不正常，不符合一般的规则，错误到使人觉得奇怪的程度；荒诞指虚伪而不可信，是人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往往以非理性和异化形态表现出来。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有长远价值观，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百折不挠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的政党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会主动地对社会弊端进行大胆改革；政客指为本阶级、本政党、本集团或个人某种政治需要而搞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的政党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改革风险大于个人利益时，绝对不会主动改革社会弊端。
从当前中国现实看，禁娼充满悖论和荒诞，就是说在中国已经成为“妓女大国”和“妓女出口大国”的实际中，充满意识形态，法律规定，道德面孔与色情市场发展实际的尖锐矛盾。谁主张开放色情市场和设立“红灯区”，谁就要挨一顿道德大棒，就要被骂：“让你妹妹和女儿去当妓女你愿意吗？”。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连续第九年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挨了九年的骂，受尽了侮辱，不仅得不到政治家的支持，还遭到政客的打击。
为了“政治正确”，一直没有政治家的出现，一直没有人敢出来打破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社会主义道德。因为政府不能设立许可的、定点的“红灯区”，结果整个社会都变成了“红灯区”，妓女不仅占领了“天上人间”，也占领了公园和马路绿化带。艺术类女大学生到会所卖淫，普通院校女大学生到KTV卖淫，下岗妈妈到“十元店”卖淫，50多岁的老妈妈只能选择大桥底下卖淫。妓女不仅毁了“小姐”的尊称，也毁了洗头房、洗脚房、按摩店、茶道、美容院和养生馆的名誉。
在无处不是“红灯区”的环境中，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不去卖淫；在“到处都是快餐店何必自带方便面”的环境中，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老公出差时不去嫖娼。湖南柳州11岁的少女失踪，妈妈唐慧报案后警方不作为，两个月后唐慧自己破案，在“柳情缘休闲屋”发现女儿，得知女儿被歹徒强奸后卖到这里，在两个月时间里遭到过100多个嫖客的蹂躏，最惨时被4人轮奸长达5小时。2009年8月，34岁的洛阳市质监局稽查队员李浩在其购买的民宅地下室挖掘地洞，先后将6名夜总会“失足妇女”骗来囚禁于地洞内，长期进行性侵，并组织他们在地下室通过网络进行淫秽视频表演。李浩先后指使、胁迫地洞内3名被囚禁妇女杀死另两名妇女。2011年9月2日，李浩在组织被其控制的妇女到娱乐场所卖淫时，其中一名妇女用嫖客手机向警方报案，警方从地洞中解救出4名妇女，同时在地洞中挖出两具尸体。
尽管中国城市的民宅都变成了色情场所，连中小学校都被变相色情场所的洗头房、洗脚房、按摩店包围了，但中宣部对媒体规定，对色情场所统一称为“娱乐服务场所”，对卖淫者既不能称为“性工作者”，也不能称为“妓女”，只能称为“小姐”，后又改为“失足妇女”。指鹿为马，这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自欺欺人的特色。
央视曝光“性都”后，惊动了联合国，其官方微博称：“‘暗娼’、‘小姐’、‘失足妇女’等叫法都带有歧视或者价值判断的含义，并且会导致对于性工作者更严重的歧视和排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应当享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的对待。”因只有中国才有“失足妇女”这样的称呼，联合国的指向是明确的。如果中国的“失足妇女”获得了“性工作者”这块牌坊，刘少奇就会握着她们的手说：“你们接客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
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性工作者与性交易场所及皮条客是契约关系。有任何形式的敲诈勒索和人身侵害，她们都可以正当地向警察报案，以刑事罪名起诉。如在新加坡，强迫性工作者“吹箫”是违法行为。性交易场所和皮条客只是为妓女提供服务，而不能有超越契约的举动。一个“名妓”的社会地位与一个电影明星是一样的。当今中国，因性工作者在中国没有“正名”，法律体现的又是全面禁娼，政客们不能撕开虚伪面纱去正面地审视和研究相关的立法与管理，更不会像西方国家及亚洲华人地区那样就红灯区合法化进行全民投票，这就造成中国既不能消灭卖淫，又不能保护失足妇女被迫害，“失足妇女”是最危险的职业。她们在嫖客面前没有“双向选择”的权力，甚至没有拒绝不戴套、“吹箫”和“3P”的权力，有的嫖客竟然把饮料瓶子塞进她们的阴道。她们的嫖资经常被克扣，却没有投诉的地方。她们不能被安排定期检查身体，造成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她们在“走台”时，经常被嫖客抢劫，有的姐妹被杀死在出租屋直到尸体发臭时才被发现。她们经常遭到警察的强奸，安徽亳州特警支队长白玉岭长期在数个色情洗浴中心免费”检阅小姐”，温岭市新河派出民警陈昌涛在派出所内强奸卖淫女……
东莞太子酒店的失足妇女要向嫖客自报身价，还要“跪式服务”。虽然没有尊严，但她们感到很幸福。在歌厅和发廊工作，接待一个嫖客（45分钟）与店家分成后才能挣100元，而到五星级酒店，接待一个嫖客可以挣到千元。最大的好处是在这里工作不用担心被警察抓走和罚款。所以，能到太子酒店工作成为失足妇女的“中国梦”。她们为了练好“跪式服务”，膝盖磨出了血；为了练好“吹箫”，嘴唇被橡胶棒磨薄了；为了练好“舌吻C区”，舌头增长2厘米；为了练好清理蜂蜜，把淌进嫖客屁股沟子里的蜂蜜用舌头舔净，再微笑着把蜂蜜咽下去……最后她们终于炉火纯青地掌握了“东莞式服务”——“三十六式”和“冰火九重天”。
这是多么大的侮辱！但中共政客以道德为借口，拒绝实行健康而诚实的社会管理，运动式的扫黄并不能消灭卖淫，反而在迫害妇女。从网民“挺东莞”的讽刺和挖苦中，可品味出中共政客的“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比失足妇女的叫床还要虚伪！
三、长效机制与荒政型治理的矛盾
中共在解决社会突出矛盾上，除了暴力维稳之外，对社会整治和管理毫无行政作为，只会搞运动式的管理：运动式的治理黄赌毒，运动式的治理毒食品，运动式的反腐败……因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社会管理改革逃不过变形和异化的命运，导致社会管理的“荒废化”。
以罚代管、以娼养政，是“祖国娼盛”的根源。一个“失足妇女”被抓现行后，与嫖客一起要分别被罚款4000元，交上罚款后就可重操旧业，交不上罚款就要被劳教。政府与公安局分赃后，每一桌公款宴席都有失足妇女的血汗，每一座公安局大楼的砖缝里都夹着嫖客的安全套。政府把失足妇女和嫖客当成提款机，却指责他们“败坏社会主义道德”。
由于政治生态环境的不同，国外性工作者是职业的自由选择，国内“失足妇女”是逼良为娼。
首先是制度性的逼良为娼。在特殊利益集团垄断资源，世袭权利，疯狂抢劫平民财产的社会里，平民家女孩的出路在哪里？在家种地，地里长出了商品房；考大学，可能会像罗彩霞那样被“官二代”冒名顶替；考上大学可能交不起天价学费，还得一边做失足妇女一边完成学业；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位像东莞失足妇女一样明码标价；考公务员，可能会像唐海情那样“被梅毒”，或像史进利那样因与公安局长儿子竞争而遭跨省追捕；进城当“走鬼”，城管会踢翻她们的小摊；进服务场所“只卖艺不卖身”，又会像邓玉娇那样遇到拿钱砸人头的“邓阿大”；到电视台参加选秀，又联系不上“毕姥爷”；富士康虽然有“十五跳”，但要去的还是挤破了门槛……平民家的孩子该干点啥好呢？难道做失足妇女”已成为宿命？
其次是执法者人为性的逼良为娼。在很多执法者身上，血管里没有一滴道德的血液，他们“脱下裤子嫖娼，穿上裤子扫黄”，他们视平民家女孩为性奴，任意欺压，丧尽天良。河南省新郑市警察崔要东和李明，以“查处卖淫嫖娼”为名组织卖淫嫖娼，在派出所内对不愿意卖淫的打工妹实施强奸，再强迫打工妹到自己开办的美容美发店进行卖淫，而且还开着警车到郑州市劳务市场招募卖淫女子以“扩大业务”。
网民挺东莞，体现对执政党荒政的不满和对失足妇女人文关怀的体恤，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之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信”）
四、长效机制与荒淫型官德的矛盾
有“失足妇女”，就有“失足官员”。外国的“窑子”谁都可以逛，唯独官员不敢逛，如果逛了，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但在中国，官员是逛窑子的主体消费人群和“回头客”，商人逛窑子时往往是官员的陪客。虽然贪官95%包二奶、挎小三、搞女下属，但他们也有吃家常菜吃腻了时候，总想甩开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换个环境吃点野味。明太祖朱元璋、宋徽宗赵佶和清朝皇帝同治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女群众，逛逛窑子。于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品位，东莞的桑拿和星级酒店就设立了“特殊服务”，全国各地的“天上人间”就招聘艺术院校女大学生，高级会所的“三陪”标准定在研究生学历上。要为这些有档次的人服务好，就必须提高个人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只有做一个“学习型的失足妇女”，把马克思理论、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及“中国梦”结合到“黄段子”里，才能与官员和商人有共同语言，才能赢得他们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及更多“小费”。
网民“挺东莞”，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中国官员都是喝了“权力春药”的，权力产生的荷尔蒙使他们视天下美女为性奴。他们不仅抢劫民财，也霸占民女。试想，如果没有“莞式服务”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把全部目标集中在良家妇女、女教师、女记者、女干部、女大学生和幼女身上。如果没有“莞式服务”的吸引，会有更多的官员像杭州副市长许迈永那样“专吃窝边草”（女干部），像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那样“专吃嫩草”（幼女），网民应该感谢东莞“失足妇女”以自我牺牲的代价，使中国更多男人避免了戴“绿帽子”，使中国更多女教师避免了“带套不算强奸”，使中国更多幼女免遭被蹂躏时的“撕心裂肺”。从这一点上说，东莞也该挺住。
“两会”后，胡春华为何还要“保持打击整治涉黄问题的高压态势”？他在会上讲话时自己回答：“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来，继续扫黄只是为了给中国梦镶个金边，给“24字价值观”立个牌坊。“民以吏为师”，中国官员通过淫乱行为倡导了“权力和金钱至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娼盛”，导致了整个社会伦理底线、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的失守，中国梦的教育效果和24个字的价值，早已经被官员创造的淫乱奇迹所抵消。没有宪政限制官权、没有宪法落实保障民权，再好的价值观和再好的长效机制，都会成为虚无的价值观和无效机制，都是对党国的极大讽刺和黑色幽默。
胡春华的“长效机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抓紧修订《关于追究领导干部在扫除“黄、赌、毒”工作中失职、渎职的暂行规定》，研究制定《广东省按摩服务场所管理规定》，建立健全歌舞娱乐服务场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作用，让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立足之地。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和“排头兵”的广东，这个长效机制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但就长效机制本身而言，谁也挑不出它有什么毛病。问题是，这个长效机制与中共的执政方式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关系，与“四荒”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一、长效机制与荒唐型政绩的矛盾
我们总是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人的发展”。实际上，江泽民与胡锦涛只干了“保八”与“维稳”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恰恰是社会矛盾突出的推手，其中，“GDP主义”是卖淫现象泛滥的祸根。中共已经耗尽了所有证明其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只能用拼经济来证明合法性。年年“保八”，不仅成为官员升迁的唯一考核指标，也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好机会，官商结盟后造成了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距过大，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具体说就是集中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各级领导手中。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为了防止资本功能的无限扩张，政府及宗教、民间协会等非营利社会组织就要扮演一个调节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低收入者的冲击。但荒唐的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只专心与民争利，而在保护社会公平方面毫无建树。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切向钱看，钱变成了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社会“笑贫不笑娼”。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由下岗妈妈组成的“十元店”，就有了夜幕下的“站街女”，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力，这是每个人与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广州的媒体多次报道珠江桥下中老年妇女露宿向农民工卖淫。2012年1月23日，北京大兴公安局红星派出所民警抓到一个55岁的“老失足妇女”，她被抓现行时装疯卖傻，唱起了一首时髦的爱情歌曲，那个视频场面令人心酸。还有比这更心酸的场面，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警方在韶山西路一家没有悬挂招牌的发廊里抓获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当女子杨某穿衣服时，民警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诉民警“我怀孕快九个月了”。 杨某在派出所接受调查时，突然有了生产征兆，被民警送往市二医院。经医生诊断，杨某是因从事卖淫活动导致早产。“妈妈卖淫”，有的只是为了孩子不辍学。2012年8月8日晚，济宁警方在洸河路西首的一家洗浴中心抓获8对卖淫嫖娼者，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当场嚎啕大哭：“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没钱，我能出来干这丢人的事吗！”
在“GDP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政治遗产，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之后，习近平提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这种综合性考核官员的标准当然是好标准，但它仍然是在继续下达GDP指标和政治体制不变情况下的好标准。只要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议会负责，不对选民负责，不对公共权力委托人负责，官员就不可能对民生改善负责。官员心里明白，上级领导最喜欢的仍然是GDP，要讨得上级的欢心就必须一心一意抓GDP，这是对皇权的尊崇，这种“德绩”是最大的政绩。
如果按照习近平提出的考核标准去考核“性都”市委书记刘志庚和市长袁宝成，他们早该被撤职，但因他们的“德绩”好而岿然不动。2011年4月28日，刘志庚通过官方微博与网民在线交流，有网民提问：如果有人当面向你提出“东莞是性都”，你怎么回应？刘志庚回答：“很多没有来过东莞的人都对东莞存有偏见或成见，但是来到这里的人大部分都说东莞比较好或者很好，这是事实求是说。我们接触了很多高层、中层和基层的朋友，他们在来东莞之前就说东莞比较黄，但来了以后，就都不这么说了。”刘志庚还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形象正名”运动，邀请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东莞“立牌坊”。中国官员的风格与嫖客的风格是一样的——提上裤子就不认账。到了2013年3月，袁宝成受访《中国经济周刊》时说：“我心目当中不存在这些名字（性都），东莞也不需要用新的名字去取代，东莞就是东莞，东莞就是一个厚德、务实、包容、开放的城市。”地球人都知道“性都”，但唯有东莞市委书记和市长不知道，实属荒唐无稽。30万的“失足妇女”，60万的产业链人口，500亿元的色情业年收入，所拉动的GDP都在“性都”里明摆着，但“厚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仍然在厚脸皮。
在中国，最不缺的是胡春华所说的长效机制，现有的治黄法规多如牛毛，“制度建设”已经足够向各级党政领导问责，也从来不缺“高压态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检举”，而最缺的是政府的诚信和公民的问责权力。警方每逢“两会”、党代会、国际论坛、国际会展、大型运动会，党和国家生日等政治需要时，就开展一次“打击黄赌毒专项斗争”，公安局盖大楼缺钱和过节搞福利时还要开展打击数次卖淫嫖娼突击行动，每次专项斗争和突击行动都抓获一大批“失足妇女”，查封一大批“娱乐服务场所”。但在每次打击运动后，警方都会培养、扶持和保护一批新的色情场所，给新的资源掌握者营造新一轮警商勾结合力发财的机会。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由“失足妇女”支撑的卖淫产业成为不冒烟，不污染，拉动GDP增长点的“绿色产业”，“无娼不兴，无娼不富”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准到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扫黄”成为各地公安局的潜规则。
在GDP成为惯性的执政方式的条件下，胡春华在长效机制中提出“让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你能看住娱乐场所，但你看不住公园和马路绿化带，那些老妈妈的裙子里没有内裤，以一块塑料布为床，5分钟就结束战斗，即使你“死看死守”，也看不住老嫖客们早泄的生殖器。你能看住公园和绿化带，你看不住互联网招嫖和手机微信摇淫，摇啊摇，摇到珠江桥。不断创新的卖淫形式，就像广东的榕树一样，具有“不死精神”：主干旺盛，根须繁茂；一树成林，营造生态；聚集清凉、回馈大地；四季深绿，基业常青。
二、长效机制与荒诞型政客的矛盾
荒诞与荒唐的区别在于：荒诞指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荒唐是指行事比较离谱，不正常，不符合一般的规则，错误到使人觉得奇怪的程度；荒诞指虚伪而不可信，是人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现象和本质分裂，动机与结果的背离，往往以非理性和异化形态表现出来。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有长远价值观，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百折不挠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的政党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会主动地对社会弊端进行大胆改革；政客指为本阶级、本政党、本集团或个人某种政治需要而搞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的政党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改革风险大于个人利益时，绝对不会主动改革社会弊端。
从当前中国现实看，禁娼充满悖论和荒诞，就是说在中国已经成为“妓女大国”和“妓女出口大国”的实际中，充满意识形态，法律规定，道德面孔与色情市场发展实际的尖锐矛盾。谁主张开放色情市场和设立“红灯区”，谁就要挨一顿道德大棒，就要被骂：“让你妹妹和女儿去当妓女你愿意吗？”。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连续第九年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挨了九年的骂，受尽了侮辱，不仅得不到政治家的支持，还遭到政客的打击。
为了“政治正确”，一直没有政治家的出现，一直没有人敢出来打破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社会主义道德。因为政府不能设立许可的、定点的“红灯区”，结果整个社会都变成了“红灯区”，妓女不仅占领了“天上人间”，也占领了公园和马路绿化带。艺术类女大学生到会所卖淫，普通院校女大学生到KTV卖淫，下岗妈妈到“十元店”卖淫，50多岁的老妈妈只能选择大桥底下卖淫。妓女不仅毁了“小姐”的尊称，也毁了洗头房、洗脚房、按摩店、茶道、美容院和养生馆的名誉。
在无处不是“红灯区”的环境中，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妹妹和女儿不去卖淫；在“到处都是快餐店何必自带方便面”的环境中，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老公出差时不去嫖娼。湖南柳州11岁的少女失踪，妈妈唐慧报案后警方不作为，两个月后唐慧自己破案，在“柳情缘休闲屋”发现女儿，得知女儿被歹徒强奸后卖到这里，在两个月时间里遭到过100多个嫖客的蹂躏，最惨时被4人轮奸长达5小时。2009年8月，34岁的洛阳市质监局稽查队员李浩在其购买的民宅地下室挖掘地洞，先后将6名夜总会“失足妇女”骗来囚禁于地洞内，长期进行性侵，并组织他们在地下室通过网络进行淫秽视频表演。李浩先后指使、胁迫地洞内3名被囚禁妇女杀死另两名妇女。2011年9月2日，李浩在组织被其控制的妇女到娱乐场所卖淫时，其中一名妇女用嫖客手机向警方报案，警方从地洞中解救出4名妇女，同时在地洞中挖出两具尸体。
尽管中国城市的民宅都变成了色情场所，连中小学校都被变相色情场所的洗头房、洗脚房、按摩店包围了，但中宣部对媒体规定，对色情场所统一称为“娱乐服务场所”，对卖淫者既不能称为“性工作者”，也不能称为“妓女”，只能称为“小姐”，后又改为“失足妇女”。指鹿为马，这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自欺欺人的特色。
央视曝光“性都”后，惊动了联合国，其官方微博称：“‘暗娼’、‘小姐’、‘失足妇女’等叫法都带有歧视或者价值判断的含义，并且会导致对于性工作者更严重的歧视和排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应当享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的对待。”因只有中国才有“失足妇女”这样的称呼，联合国的指向是明确的。如果中国的“失足妇女”获得了“性工作者”这块牌坊，刘少奇就会握着她们的手说：“你们接客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
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性工作者与性交易场所及皮条客是契约关系。有任何形式的敲诈勒索和人身侵害，她们都可以正当地向警察报案，以刑事罪名起诉。如在新加坡，强迫性工作者“吹箫”是违法行为。性交易场所和皮条客只是为妓女提供服务，而不能有超越契约的举动。一个“名妓”的社会地位与一个电影明星是一样的。当今中国，因性工作者在中国没有“正名”，法律体现的又是全面禁娼，政客们不能撕开虚伪面纱去正面地审视和研究相关的立法与管理，更不会像西方国家及亚洲华人地区那样就红灯区合法化进行全民投票，这就造成中国既不能消灭卖淫，又不能保护失足妇女被迫害，“失足妇女”是最危险的职业。她们在嫖客面前没有“双向选择”的权力，甚至没有拒绝不戴套、“吹箫”和“3P”的权力，有的嫖客竟然把饮料瓶子塞进她们的阴道。她们的嫖资经常被克扣，却没有投诉的地方。她们不能被安排定期检查身体，造成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她们在“走台”时，经常被嫖客抢劫，有的姐妹被杀死在出租屋直到尸体发臭时才被发现。她们经常遭到警察的强奸，安徽亳州特警支队长白玉岭长期在数个色情洗浴中心免费”检阅小姐”，温岭市新河派出民警陈昌涛在派出所内强奸卖淫女……
东莞太子酒店的失足妇女要向嫖客自报身价，还要“跪式服务”。虽然没有尊严，但她们感到很幸福。在歌厅和发廊工作，接待一个嫖客（45分钟）与店家分成后才能挣100元，而到五星级酒店，接待一个嫖客可以挣到千元。最大的好处是在这里工作不用担心被警察抓走和罚款。所以，能到太子酒店工作成为失足妇女的“中国梦”。她们为了练好“跪式服务”，膝盖磨出了血；为了练好“吹箫”，嘴唇被橡胶棒磨薄了；为了练好“舌吻C区”，舌头增长2厘米；为了练好清理蜂蜜，把淌进嫖客屁股沟子里的蜂蜜用舌头舔净，再微笑着把蜂蜜咽下去……最后她们终于炉火纯青地掌握了“东莞式服务”——“三十六式”和“冰火九重天”。
这是多么大的侮辱！但中共政客以道德为借口，拒绝实行健康而诚实的社会管理，运动式的扫黄并不能消灭卖淫，反而在迫害妇女。从网民“挺东莞”的讽刺和挖苦中，可品味出中共政客的“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比失足妇女的叫床还要虚伪！
三、长效机制与荒政型治理的矛盾
中共在解决社会突出矛盾上，除了暴力维稳之外，对社会整治和管理毫无行政作为，只会搞运动式的管理：运动式的治理黄赌毒，运动式的治理毒食品，运动式的反腐败……因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社会管理改革逃不过变形和异化的命运，导致社会管理的“荒废化”。
以罚代管、以娼养政，是“祖国娼盛”的根源。一个“失足妇女”被抓现行后，与嫖客一起要分别被罚款4000元，交上罚款后就可重操旧业，交不上罚款就要被劳教。政府与公安局分赃后，每一桌公款宴席都有失足妇女的血汗，每一座公安局大楼的砖缝里都夹着嫖客的安全套。政府把失足妇女和嫖客当成提款机，却指责他们“败坏社会主义道德”。
由于政治生态环境的不同，国外性工作者是职业的自由选择，国内“失足妇女”是逼良为娼。
首先是制度性的逼良为娼。在特殊利益集团垄断资源，世袭权利，疯狂抢劫平民财产的社会里，平民家女孩的出路在哪里？在家种地，地里长出了商品房；考大学，可能会像罗彩霞那样被“官二代”冒名顶替；考上大学可能交不起天价学费，还得一边做失足妇女一边完成学业；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位像东莞失足妇女一样明码标价；考公务员，可能会像唐海情那样“被梅毒”，或像史进利那样因与公安局长儿子竞争而遭跨省追捕；进城当“走鬼”，城管会踢翻她们的小摊；进服务场所“只卖艺不卖身”，又会像邓玉娇那样遇到拿钱砸人头的“邓阿大”；到电视台参加选秀，又联系不上“毕姥爷”；富士康虽然有“十五跳”，但要去的还是挤破了门槛……平民家的孩子该干点啥好呢？难道做失足妇女”已成为宿命？
其次是执法者人为性的逼良为娼。在很多执法者身上，血管里没有一滴道德的血液，他们“脱下裤子嫖娼，穿上裤子扫黄”，他们视平民家女孩为性奴，任意欺压，丧尽天良。河南省新郑市警察崔要东和李明，以“查处卖淫嫖娼”为名组织卖淫嫖娼，在派出所内对不愿意卖淫的打工妹实施强奸，再强迫打工妹到自己开办的美容美发店进行卖淫，而且还开着警车到郑州市劳务市场招募卖淫女子以“扩大业务”。
网民挺东莞，体现对执政党荒政的不满和对失足妇女人文关怀的体恤，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之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信”）
四、长效机制与荒淫型官德的矛盾
有“失足妇女”，就有“失足官员”。外国的“窑子”谁都可以逛，唯独官员不敢逛，如果逛了，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但在中国，官员是逛窑子的主体消费人群和“回头客”，商人逛窑子时往往是官员的陪客。虽然贪官95%包二奶、挎小三、搞女下属，但他们也有吃家常菜吃腻了时候，总想甩开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换个环境吃点野味。明太祖朱元璋、宋徽宗赵佶和清朝皇帝同治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女群众，逛逛窑子。于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品位，东莞的桑拿和星级酒店就设立了“特殊服务”，全国各地的“天上人间”就招聘艺术院校女大学生，高级会所的“三陪”标准定在研究生学历上。要为这些有档次的人服务好，就必须提高个人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只有做一个“学习型的失足妇女”，把马克思理论、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及“中国梦”结合到“黄段子”里，才能与官员和商人有共同语言，才能赢得他们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及更多“小费”。
网民“挺东莞”，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中国官员都是喝了“权力春药”的，权力产生的荷尔蒙使他们视天下美女为性奴。他们不仅抢劫民财，也霸占民女。试想，如果没有“莞式服务”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把全部目标集中在良家妇女、女教师、女记者、女干部、女大学生和幼女身上。如果没有“莞式服务”的吸引，会有更多的官员像杭州副市长许迈永那样“专吃窝边草”（女干部），像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那样“专吃嫩草”（幼女），网民应该感谢东莞“失足妇女”以自我牺牲的代价，使中国更多男人避免了戴“绿帽子”，使中国更多女教师避免了“带套不算强奸”，使中国更多幼女免遭被蹂躏时的“撕心裂肺”。从这一点上说，东莞也该挺住。
“两会”后，胡春华为何还要“保持打击整治涉黄问题的高压态势”？他在会上讲话时自己回答：“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来，继续扫黄只是为了给中国梦镶个金边，给“24字价值观”立个牌坊。“民以吏为师”，中国官员通过淫乱行为倡导了“权力和金钱至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娼盛”，导致了整个社会伦理底线、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的失守，中国梦的教育效果和24个字的价值，早已经被官员创造的淫乱奇迹所抵消。没有宪政限制官权、没有宪法落实保障民权，再好的价值观和再好的长效机制，都会成为虚无的价值观和无效机制，都是对党国的极大讽刺和黑色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