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至民国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晚年出任故里香山县县长，并不认为屈尊，反倒干得有滋有味，这故事早传为美谈。惜乎后继无人，美谈竟成绝响。
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扩权强县，改市管县为省管县。这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精英回乡，反哺故土，这历史血脉或能重新接续？县政改革、乡村治理或能增加新的生力军？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1980年代流行的歌调，反映了当时的乡村胜景。当时能有如此胜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主要领导人对引爆“文革”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反思，以及建立在这种反思基础上的权力下放。这强化了地方自主权，使得本土资源一定程度上能留在本土，滋养本土。
但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管县的确立，高度中央集权的重新强化，局面逐步改观。高度中央集权集中的不只是行政权力，更有如一部抽血机，最大限度地抽取地方资源，尤其是地方精英。
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的空心化和黑恶化。“退隐乡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地方精英大多出而为官，退而定居乡里，这不仅因为怀旧，更是因为故土适宜栖居，不仅有青山绿水可周游，有旧雨新知可邀约，而且乡村政治相对开放，只要愿意，就能以乡绅身份为家乡建设出力。这才有前总理做县官的美谈，而当时人们并不以为怪，因为这没有超出他们的经验范畴。
而在当下，地方的空心化和黑恶化，使乡村不再适宜栖居，甚至普通劳动力都留不住。资源愈贫瘠，对资源的争夺就愈是激烈和残酷。过去一年中，市县一级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颇多血腥意味，而不像爆发在大都市的群体性事件那样优雅和从容，只能从这里得到解释。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资源贫瘠的乡村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最集中的地方，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以致需要中央政府集中两千多县官专门受训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但是显然，县政不治不只是县官的治理能力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或许正是基于此层考量，扩权强县继之而来。
先从财政体制上突破，再扩大战果，发展为以县为单元的行政改革，逐步为县松绑。这个思路无疑切合当下需要，大方向是对的。但具体操作上仍不乏推敲余地。县权不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处处受制，市管县固然难辞其咎，但不能全归咎于市管县，而主要应该由高度中央集权负责。市管县本身，不过是高度中央集权这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单单松动这么一个部件，是否就能真正给县松绑，从而最大限度激活县域活力，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如上所述，县政要走上正轨，乡村要重新繁荣，需要千千万万个唐绍仪。而要千千万万个唐绍仪回归乡里，反哺父老，却不是纵向的扩权强县就能做到的。只是纵向的扩权强县，不免造成只有县官能治县的封闭格局，那么纵有千千万万个唐绍仪心仪故土，怕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吧。
一个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何愁没有人才，何愁没有地方精英担负乡村治理的责任？如果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地方政治来最大限度地吸纳地方精英，又何愁县政不正？又何愁乡村不治？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这样相对开放的地方政治别无所出，惟自治而已。推行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一直是国父孙中山的一个梦想，而且它已经不只是梦想，百年中国政治史上已颇多成功实践，足资当下借鉴。
推行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首先需要与县域民主相结合，已经推行到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直选，不妨升级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并且是竞争性直选，通过这样的程序，来有效解决县官的政治授权问题，让从政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让县官变成一种有尊严的职位。其次需要与县域公民组织的充分发展相结合，让地方精英能够各得其所，以多元的力量共同治理乡村，尤其以多元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政府。否则，只是纵向的扩权强县，在省级政权治理半径有限的情况下，已有黑恶化苗头的县级政权更易坐大和失控，县就很可能蜕变成一个一个土围子，最终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
自秦以来，县一直是中国最稳定和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县政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但是近年来的中国现代化更多局限于城市化，而且是以城市利益为中心的片面的城市化，导致县政不治、乡村衰败积重难返。这就亟待以地方自治促成资源返乡，尤其促成精英返乡。精英返乡根本上说是文明返乡，是现代文明向乡村延伸最有效的渠道，是乡村现代化最重要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反哺乡村，才是城乡平等、城乡共同发展的根本出路。县政改革，唯此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