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编按】信阳事件是大饥荒年代一个惨绝人寰的事例，数万户农民全家死绝，全村死绝的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保守估计整个信阳地区有上百万人死亡。对于这段历史中共至今遮遮掩掩，网络上流传的署名“王志刚”的检讨书从施害者的角度证实了这场灾难的野蛮和血腥。由于原张贴者未注明资料详细来源，对这份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暂存疑。 材料原题为“自我检查”。

王志刚，男，38岁，贫农、农民出身，原籍河北省威县寺庄村人，家有祖母、三个弟弟，二个妹妹，一个弟媳，一个侄子，爱人，四个小孩共14口人，爱人郝忠莲，现在商城城关粮管所工作，共产党员。

没有重要社会关系。

个人简历：1923年3月28日生，1930年至1931年上小学，1931年至38年在家种地，1938年至1939年初在威县大队任通讯员，4、5个月回家种地，1940年5月至1942年3月在广崇县大队任通讯员（因负伤回家）在家养病，1942年6月至42年？月在本区队任副班长，后被开除，1942年9月卖壮丁到威县伪警察局任警士至1944年元月止（已有结论）回家生产。1944年4月参加四分区补充营后部二纵五旅十五团团部任通讯员，1946年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1947年调到旅部教导队学习，1948年任商城指挥部通讯排长1949年任商城县公安队长，1950年任商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1952年任商城县公安局治安股长，1955年4月商城县公安局局长，1960 年7月调信阳平桥钢铁厂任保卫科长。至1960年12月12号，1946年6月入党，至被捕为业。

一年多来在党和领导的长期教育下，特别是在党的政策宽大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反省深深地认识到，我再1959年冬60年春采取了一切毒辣的手段来残害人民，给党造下了不可挽救的严重损失，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其具体事实交待如下：

一、 扩大了敌我矛盾

由于我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况，而又积极的执行张念中、王汉卿的错误指示，就把一些没有饭吃，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持自己的生命杀牛吃，偷点东西的基本群众，我却说杀牛就是敌人破坏或贯偷盗给以扣押、逮捕。从1959年冬60年春共扣押所谓杀牛犯破坏尸体犯，小偷小盗等800多名（详数记不清），仅杀牛一项我亲自批准扣押的有70多人，195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20余天内在双x铺管理区就亲自批准扣押40多人，特别严重的是在双铺管理区一次叫民警解回8人（吃人肉的4人，杀牛的4人）,走在路上就死了二人，对小偷小盗我亲自批准扣押的更不计其数了。（详数我不清楚）

1959年11月下旬叫民警到双x铺管理区带所谓破坏尸体犯、杀牛犯时，民警给我说过河要每人2角钱，我说你们走时要在（再——编者）给你们要2角钱你们把他带走罚他，如不要就算了，结果将撑船的代（带——编者）县扣押几天才放回去。

二、由于我采取了乱捕乱押造成了狱内大量死人。自1959年冬至60年5月止，统计共死285名，又经过清案死了400多人（详数不清）。我在张念中的错误指示下，降低了犯人的吃粮标准，即已决犯吃33斤降到28斤，未决犯吃28斤降到22斤（从59年10月份起）。另一方面就是没有采取对病的人给以大力治疗，并给吴家声说快要死的人不给他好药吃了，吃了也浪费，把好药可给轻病号吃。其三为了隐瞒死人问题就采取了三不算。即拘留的死了不算，正常死亡的不算，保外就医死在监狱外的不算。隐瞒不报欺骗上级。我到公安处开会已死了890人了，公安处问我监狱死了多少人，我只报死了30多人，仍继续隐瞒，由于我采取了上述毒辣的残害人民的措施，才造成了监内大量死人，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破坏尸体和张国喜吃人肉问题

1959年11月下旬张念中教我给他一块到原上石桥乡双铺管理区去工作，主要是破所谓吃人肉案件。我并带领汪平凡、梁祁祖、张世均、何治国、黄体修等人进行对吃人肉的人进行侦察，我共亲自侦察吃人肉的事件4起，扣押4人，其4人都死在狱内。严重的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破产人口死亡。特别是在1959年11月下旬张畈大队社员张国喜（30多岁中农成分）将他侄子的心肝挖回家煮煮吃了，大队给张念中报告后张要我去进行侦察。我即带领汪平凡前去张畈了解。

经了解，张国喜确实在埋他侄子时带一口菜刀将心、肝割下来拿回家吃了。回管理区给张念中汇报，当汇报到张国喜确实把他侄子的心、肝吃了，张也承认吃了时，张念中问我你相信否，我说确实是吃了，别人也看见吃了。张念中说人肉根本就不能吃，我说能吃（因我见过吃人肉的）。张念中说我就不相信人肉能吃，就像你这种思想就能侦破破坏尸体案了？我说我要向你汇报真实情况。张念中说我就不相信你的真实情况，你什么真实情况，我说你思想有问题，我就是不相信人肉能吃，亘古以来也没有听说过人肉能吃，这完全是敌人破坏，他说人肉能吃，你去监督他吃不吃，非确实他不可。我说他要是吃了怎么办呢？张念中说，那你不能定案，不确定不行，还是不能吃说人肉能吃就是破坏，非法办他不可，你去找块人肉看着他吃。就这样我又和汪平凡回到张畈大队，找到张国喜，问他人肉能吃吧，他说人肉能吃，我说人肉能吃，叫我看着你吃，张说我不吃了，我说你不吃不行，你先吃的不是人肉，说吃人肉你是有意破坏，叫我们看着吃才能真的，张仍然不吃。我说你不吃不行法办你也得吃，后张说我哪有人肉呢？我说不用你管，到你家拿把菜刀来，张拿了一把菜刀给汪平凡，我二人带着张到了他侄子埋的地方，把坟扒开一点，扒一条腿，将腿肚子割了一块（有5、6两），在河里洗了洗，拿回他家，由汪平凡跟着他炒熟（我在大队部等着），张国喜拿到大队部吃的。吃了不到半小时，张叫唤说不好受要吐，当时我说人肉好吃为什么吃了吐呢，你以前吃的不是人肉吧，故意破坏说人肉能吃。张说以前也是人肉，我不是破坏，我要吐。我说不准你吐，吐了也得吃了，结果张就吐了，躺在地上叫唤不好受。我就叫人把他架回他家。我就和汪平凡回管理区给张念中将上述情况汇报了，张念中说怎么样，我说人肉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为什么吃了叫唤不好受呢？说人肉能吃，这完全是破坏，非法办他不可，将他带来了没有？我说他病了不能来，张念中说病了也不行，把他弄来。我就给朱德田（县工会主席）打电话说，叫他第二天将张国喜带管理区，第三天就送县监狱了，后死在监狱。由于张国喜的被捕也造成了他的父母因无吃想儿，先后也死，其妻、女儿也流离失所，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破产。这是严重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也我给人民造下的重大罪恶。

四、所谓大办劳动教养

我积极的坚决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大办了所谓劳动教养。1959年11月30号召开的南司县常委扩大会议，责成公安局对五类份子集中改造。12月1号张念中回双铺管理区，张给我说，县常委决定责成公安局对五类份子集中改造，我看上石桥大搞他一下，把五类份子杀牛的小偷小盗，集中在上石桥，由你负责，白天叫他们劳动，夜晚学习。当时我不同意以乡为单位，我说人太多，不好管等等，我说以管理区为单位好。张念中说，你去给阮书记（即阮坐）研究吧，阮也同意以管理区为单位好。12月3、4号之际，我回城开了政法党组会，专门研究了大办劳动教养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焦希明、李象贤、陶敬恒等人。研究的结果是上石桥乡、中铺乡公路以北，丰集乡公路以北都办劳动教养，以管理区为单位。中铺公路以南丰集乡公路以南达权店，杨桥、长竹园、余集等乡不办劳动教养，可以评查。以双铺管理区为重点由我负责，我会管理区后，将政法党分组意见给张念中汇报了，张也同意，以双铺管理区为重点由我负责，后给阮坐商议五类份子名单，住的地点应带的东西（如劳动工具口粮等等）抽调具体负责人员看管人员等，由阮坐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电话会议，将上述问题写了报告和报到的时间等。全管理区应报到五类份子200多名，除有病外还应报到120名，超过规定报到期的三天才报到了40多名，我就做了报告，下午我就回县到信阳公安处开会去了，以后我始终也在没有到双铺去了，当时交给侯振干，双铺大？大队团支书艾青山二人负责。

由于我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措施，不管他们的死活硬集中，结果，在集中报到的第二天就死了1人，第三天死了二人，以后集中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和在办劳动教养期间的违法乱纪等，我就不详细了，总之是我积极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给党和人民造下了这样惨重的损失，我也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五、我积极的坚决的执行了公安处错误的布置所谓大收盲流人口的指示

1959年12月3、4号我回县开会，5、6号听了公安处的电话报告，向公安处长汇报了盲流人口工作状况，当时批评商城行动的不好，没有引起领导重视等，又布置了下步的工作。他要求在三天内将盲流人口收光收净，保证做到本地不外流，外地不过往，来一个收一个的要求，措施是向群众进行外流的害处的教育，严格控制五类份子的破坏，对交通要道，边沿结合部，复杂集镇，常发生问题的地区饭店等，要专门设立岗卡。并做到四就。四就即就地收容，就地审查，就地劳动，就地处理。各县要成立专门组织，确定专人负责，县成立收容所，乡成立收容站，收容人口吃粮每人每天6两，由县报销，最后说这是地委书记的指示，要马上给书记汇报，马上布置，我第二天就给王汉卿将上述报告进行了汇报，王汉卿说当前还有很多人口在外边流浪着。这些人大部分是五类份子，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对社会、生产都影响很大，根据地委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天内一定要把盲流人口收光收净，对收容人员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敌人给以打击。对收容人员吃粮问题按每人每天6两实报实销，由县解决。你按照地委、公安处的指示马上布置各乡立即行动。我当天夜里召开了各乡政法部长、政法干部电话会议，将地、县委的指示进行了贯彻，我又积极的坚决的作了强调，我说各乡政法部长要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各乡对各大队要指定专员负责，坚决在三天内收光收净，如果发现哪个乡大队有盲流人口一定要追究责任，保证做到本地不外流，外地不过往，收容人员每人每天6两粮食，由县解决等，布置后各乡大队都立即行动了。从59年12月上旬到60年3月止，全县共收容3000多人（不够精确）更严重的是布置后的第二天我到派出所去，看到街上人很多，城关没有行动，我回公安局给城关镇委副书记戴云霞打电话说，你们有些右倾，如不解决，你们怎能搞好这一工作，你们不要怕，就是把进城买卖东西的收起来审查后可以再放吗，给你们怕也强的多吗，不然就达不到收光收净（此处字迹不清）收容；我布置后城关都行动了，仅三天的时间收容了2300人，以致造成了乡里的群众不敢进城买卖东西，街断人稀的悲惨局面。特别严重的是造成了被收容的群众的死亡。仅城关收容所就死了20多人，其它乡有的更为严重（因我没有统计，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可按原统计和档案材料为准）总之，由于我积极的采取了这一残害人民的措施，给人民造下的苦难、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以上我所交代的罪恶事实我是要完全负责的，不过对各种数字交待是不具体的，因为我事前事后都没有统计，所以也很难交待详细数字。无论是在逮捕、扣押、集训、收盲流等有多少人其中冤狱、死亡、错案等数字的统计，可以依据我亲自批准和档案材料为准，我决不推托责任。

六、我在过去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享乐腐化思想给党给人民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7年某月城关粮管所被盗800多元，虽在案发时自己没在家，没有参加现场勘查，确定案情，事后由杨振昌，牛保印掌握侦察，可是在牛保印调县委会后即交给我掌握侦察，由于自己存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偏听偏信侦查人员的汇报，又没有证据主观臆断的将营业员易林霞逮捕法办，结果问题也没有弄清，使易被扣押二年之久，后不得不释放，于60年8月才放出，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同时在侦察易中又怀疑其保姆余陈氏有问题，又将余陈氏拘留年余，这都是我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给党给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

1958年2月给公安局办事员胡香的爱人王毕化发生了两性关系共6次，直至1960年3月为止共保持关系达二年之久。具体实施已有系统检查。

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在工作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浮夸作风，欺上压下。1959年在4月、5月，开展安全运动和十天运动以来，是报喜不报忧，争红旗争名誉，如60年元月份发生13起火灾，只叫报6起，其他7起以没有造成损失或损失不大为由不叫上报。又如上石桥乡财政所被盗公债200多元，因无现场为理由不承认是案件。监狱大量死人不报也是为了显示成绩，我的浮夸虚报是极为严重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总之有利于自己事情的就多说多报，不利自己的就少报不报、少说不说，采取这样无耻的手段骗上级的相信，其结果给党造下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在多吃多占方面和铺张浪费方面：

1959年过年买劳改股犯人的猪肉3斤半，油5斤，粉条2斤，羊油3斤，碎米20斤磨成面没给粮票，钱都给了。

给刘先华要粮票45斤，其中给王毕化15斤，下余自己家中用了，我又给占中利要粮票40斤自己用了，临调走时要20斤。

在浪费方面，1960年6月份批准民警队买球衣300元，成立政法业余剧团买衣服、制旗200多元，买照相器材等共浪费1000余元。

总之，从上述我所给党给人民造下了严重的灾难，我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根本就谈不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所作的事，也是我个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的结果，本在前冬去春群众无吃无穿、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杀牛吃，偷点东西吃，更惨痛的是发现普遍的吃人肉；自己也知道，也看见过，不仅不同情乡上级反映，反而还附和张念中、王汉卿的所谓杀牛就是破坏、吃人肉就是有特务活动，而自己又更积极的采取一切（此处不清——编者）残害人民，（此处不清——编者）人民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造成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断烟火，剩下老弱到处一般无人照管，这种局面是多么的悲惨，是令人难忍。我所给人民给党造成的这样重大的罪恶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也完全证明我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党为了挽救我给党造成的损失依法逮捕我也是正确的，要求党还应当给最严厉的惩处，以便彻底地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检 查 人 王志刚

1962年元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