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若要在20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近年来，民主一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民主也会腐败，民主还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也搞不了民主等等。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普遍共识与基本价值，难道错了吗？民主，这个宪法确立的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难道动摇了吗？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作者简介
蔡定剑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主要出版著作《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200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03年第四版，1992年出版)、《宪法精解》(2004年)、《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1999年)、《国家监督制度》(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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