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一辈子维权，一辈子跟独裁和监狱打交道，16岁因参加罢工被国民党逮捕，72岁因支持学运被共产党投入大牢。他大概是文明史上最小和最老的政治犯了，不幸成全了国共两党创造的反人权纪录。
王若望只念过一年师范，15岁即进上海新亚药厂学徒。在厂里，他办壁报讥讽政府，那时侯政府是可以讥讽的。童工王若望的一篇《豁拳闲话》居然见诸媒体，厂里的会计是地下党员，共产党看上了这小徒工，派他参与组织英美烟厂罢工。这是王若望第一次维权，为此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刑10年，关进江苏第二监狱。
16岁的王若望在狱中用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写下《沉痛的呼声》，化名Luji向外界详细报告狱中200多名政治犯所受的非人待遇、恶劣的饮食与居住条件、谩骂虐待与私刑拷打。“没有一个时候，不听到打声和叫声。一般的打法，大概是几个人把你压倒在地上，脚踹着头，嘴贴着水门汀上，不准你叫喊。接着就是拳头声，踢脚声，棍棒声，以及被打人悲惨的呼唤声。这种悲惨的声音传到耳鼓来，真好像剪刀在身上割一样地痛啊！去年八月二十日，我们这里因为要求改良饭菜和使用笔墨，四十几个人被拖到第二科办公室门口，悬空吊打，竟有一天一夜，当时大都昏过去几次！接着每个人还加两副甚至三副十几斤重的大镣。个个都被打成残废啦！有两个受伤过重，已经在去年冬天死去啦！双十节，我们的赏肉被揩油了去，大家口头报告，要求发给赏肉，又被拖去二十几个，用绳捆绑起来。悬空吊打，又有一天之久！后来个个都昏过去了，才放下来。每个人也加了一副或者两副大镣，现在通通成了残废！”文章传出，被译成汉字，刊登在1936年清明节出版的《生活知识》半月刊上。世人由此听到了狱中政治犯们的呐喊：“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是人，我们要活！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用我们所有的血和肉去争取我们生活改善；我们要求改良饭菜，并改用木桶盛饭，及发给饭碗吃饭；要求取缔一切打骂；要求公开使用纸，笔，墨；要求每天运动一小时；要求改善一切待遇和设备！”
为了实现要求，政治犯们集体绝食，王若望写了一篇《二监全体囚犯为绝食请求各界援救泣书》，控诉新任典狱长和第二科科长变本加厉，克扣犯人饮食和病囚医药，强制劳动、酷刑至残；揭露23岁的犯人李大洪被狱卒毒打致死，尸体上拖着20多斤的脚镣；要求改善饮食与医疗条件、取缔私刑酷打，要求法律保障，宣布“我们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斗争到底，我们并没有犯罪，我们是人，是有血性的年青人，是抗日反帝的最前线战士；我们要活，我们要用血肉来争取我们的生存！在这最后的关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援救，我们或者还能够活下去，将来能够回到前线上去作战，不然的话，那我们只有死！死！死！”这篇维权宣言发表在1936年8月20日出版的《生活知识》上。
王若望坐了4年牢，在国人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的呼声中获释。他晚年回忆这段铁窗生涯，感慨共产党的监狱还不如国民党的监狱。在漕河泾第二模范监狱里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下《狱中之歌》，《十二•六》，《牢狱中的呼声》等诗歌，买通狱卒寄出，刊登在《北调》、《生活知识》、《读者生活》等杂志上，其中《义勇军歌》风行全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只能读毛泽东的书，不读也不行，写作更是不能想像的。
王若望被共产党整了一辈子，两次被清除出党，两次被投入大牢，一次又一次戴上失去公民权的政治帽子。
40年代在延安，他和陈企霞办《轻骑队》周刊，因为揭露、讽刺中共领导，《轻骑队》只维持了一年就被取缔。接着是血腥的延安整风，王实味被杀头，丁玲被洗脑，王若望被发配山东，从此成了“山东王实味”。
1951年， 王若望带头冲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禁忌，在上海文联主办的《文艺新地》月刊上发表小说《抢救棉田》。作品受到文艺界一致好评，但很快被禁。1953年，王若望与巴金率文艺界慰问团赴朝，回国后，王若望作了几次战地见闻的报告，披露美国武器优越，中朝军队牺牲浩大的真实情况，由此获罪，受到内部批判，罪名是泄密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也是后来御赐“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的来历。风声鹤唳的1957年，王若望发表了《步步设防》、 《一板之隔》、《释落后份子》等一系列杂文，援引《宪法》为鸣放的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权辩护。他质问党报：“搞文艺工作的不管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宪法不允许吧。请查宪法上哪一条有这种规定呢?”“试问：我们有什么人在争鸣中违犯了宪法呢?我敢说：没有。”王若望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罚监督劳动。摘帽后，王若望反思两年，于1962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一口大锅的故事》，抨击中共瞎指挥恶果，被柯庆施点名批判，横加迫害，导致家破人亡。从此王若望的维权意识有了转折和升华，看清了迫害中国人的元凶是毛泽东。他晚年坦承：“我本人的前半生（前后计三十年）就是看不出‘在革命的名义后面掩盖着的东西’，而成为紧跟毛泽东的忠顺的愚民。”
文革期间王若望遭受残酷迫害，这成就了我们之间的患难爱情。他先被关牛棚，后以反毛罪投入看守所，囚禁4年。l 9 7 9初，王若望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和右派帽子摘掉了。2月1号是正月初五，我们经过11年的期盼，终于结成连理。4号是他60岁整寿，赶上立春。春不仅进入了我们的新家，王若望又有了党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同年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作协理事。恢复了党籍的王若望实际上已经同共产党决裂了，这体现在他翌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饥饿三部曲》里，这部长篇小说把反人类的共产党黑牢曝了光。王若望试图用他的地位和人望改造共产党，公开提倡共产党无为而治，倡导思想自由。1986年9月号的《红旗》杂志发表《关于自由问题的反思》一文，不点名批判了王若望。他则对香港媒体发表谈话回应中共，批评中央集权，国家大事小事都不向人民公开，选举制度欠缺民主，并直接与邓小平叫板。1986年11月5日的《特区工人报》上发表了王若望的《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商榷的是经济改革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不会，王若望则认为多劳多得，优胜劣汰，这样的两极分化是一种合理的先进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目前还未真正实施，有待通过经济改革全面地贯彻它。
邓小平被激怒了，封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江泽民找到了爬升的垫脚石，87年1月将他第二次开除出党，罪名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煽动扩大言论自由”。江泽民公开告诉世人，共产党不允许言论自由。
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王若望不再顾忌，1989年4月25日以公开信方式上书邓小平，指出学生运动是对邓氏两年前错误决策的惩罚，批评他不应将青年人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视若洪水猛兽，而应该看作历史进程的推动力。公开信指出，封锁新闻自由助长当政腐化，不正之风上升为贪污受贿成风，“压制民主，侵犯人权、打击言论与文艺创作的事件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宏观决策上的错误误导了微观上的倒行逆施。”公开信批评上海市委查封《世界经济导报》“这种做法又给公众要求新闻出版自由添加了新的激素和理由，同时让世界舆论看出了党的领导的虚弱和专断。”公开信规劝邓小平学学经国先生加速改革步调，面对历史，切勿一误再误。
这封公开信成了江泽民邀功的又一块垫脚石，先是将王若望软禁，进而囚禁。据一位看守说，朱鎔基请示过江泽民：“像王若望这样的老年政治犯，再实行关押，合适么？”江泽民咬牙切齿地说：“除恶务尽！”这位看守先生还说：“在抓王若望先生时，故意让他戴上手铐，是江泽民的主意，其目的是将录相送去北京取悦于邓小平。”从此，古稀之年的王若望，开始了中共统治下的第二次牢狱之灾。直到14个月后，在海外杂志，包括香港《百姓》、《明报》等刊物的不断呼吁下，王若望才交保释放。
王若望为了维权，挑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独裁者，最后宁肯客死他乡，不接受江泽民请他回国治病的条件。王若望未竟之业，必有海内外维权人士继续下去，践踏人权的中共独裁政权终将受到历史审判。
撰文依据，参考网址：www.wangruowang.org
2009年2月4日于纽约法拉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