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观察和总结，从2010年8月以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五个重要变量。第一个是8月到10月的温家宝的八次政改讲话。这八次讲话，实际的东西不是很多，比较虚，但是毫无疑问是体制内一个比较重要的姿态。所以我觉得，对于温还要再观察。温的实效是体现在五中全会上，如果温真的有所动作的话，五中全会一定会有一些变数，如果相反，五中全会没有任何变数，那么温的政改姿态的真实性是值得考虑的。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同意陈卫的提法，就是对温不宜抱太高的幻想。

第二个变量是党国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已于10月18日结束，结果是没有任何提及政改的实际内容，此前香港媒体造势的善政概念也未写入，反而说要切实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其真实含义就是强化镇压。果然，在10月18日之后的一周里，北京影响力最大的学术书店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先生被国保暴徒殴打致脊椎骨折；基督徒余杰、陈天石等无法参加周日聚会；范亚峰组织的家庭教会研讨会被数十名军警冲击，本人则被以制造噪音的莫须有罪名传唤至双榆树派出所达八个小时。综合以上信息，可见到党国对于国际社会与国内民间力量不断增强的政治变革压力不作任何善意回应，反而滥用警察暴力。

另外三个变数是诺奖之后和南非的洛桑会议，以及10月以来在二三线城市不断蔓延的反日游行。南非洛桑会议，中国家庭教会的220位家庭教会领袖只出去两位。这个事件的意义是，它意味着家庭教会与党国关系的彻底破裂，它的政治含义非同小可。对这样一个普通的基督教福音会议，据说公安部、安全部、统战部、宗教局共同作出一个决议，把洛桑会议定为反华会议。过去五六年时间，家庭教会的温和派与以我为代表的维权派有一个内部的争论，可以说是路线之争。温和派基本上对党国抱有幻想，盼望政治改革，盼望宗教管理体制的改革，所以申请登记；在教产和南非的国际化问题上他们和我们都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到今年10月份，党国的行动基本上是把温和路线的代表，即主要操作会议的教会领袖推向了失败的地步。事实证明，中国家庭教会内部的对党国有幻想的温和派是没有出路的。由于这个事件与诺奖同时发生，因此大家对它可能很容易忽视，其实这个事件对中国民主化的真实意义并不亚于诺奖，甚至比诺奖更大。因为正如李凡教授讲的，中国家庭教会加上天主教徒共有七八千万人，而在这七八千万人里面最重要的教会领袖集团、在政教关系倾向上的温和派的惨败，未来必然导致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趋向于维权派。维权派在家庭教会里面毫无疑问比温和派强硬一些。如果维权派的思路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思路，那么家庭教会这个板块对中国民主化会有更加积极的支持和影响。因此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第五个变数则是10月以来在二三线城市蔓延的反日游行。中国的王朝更替向有循环论一说，王朝怎样兴起就怎样灭亡。党国兴于陕北，借机于日本入侵；而今，反日游行破街头化之禁，陕西宝鸡提出推进多党制的口号，实现了反日与民主化合流，值陕西人习近平刚履太子之职，实为不祥之兆，接近太平间之谶恐有成真之忧。

上面讲的五个变数已构成推动中国民主化高潮到来的完整格局：国际因素、党内开明派、宗教因素、民族主义的转向，以及执政集团回应能力的低下，那么我们接下来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们要给刘晓波先生获诺奖一个恰当的定位。我觉得就刘晓波先生的贡献来讲，这个奖是名副其实的，名至实归，没有任何疑问。他在“六四”中救了几千条人命，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正如佛家有句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一点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其次，在1990年代后期给予天安门母亲这样一个难属群体的帮助。刘先生在王丹等人的工作之上，用天安门母亲这个概念激发了中国文化里面的母亲这个想象。这对天安门难属群体的凝聚，乃至于今天成长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党国也需要尊重和忌惮的群体贡献很大。第三个是从2001年到2008年的独立中文笔会，这可以说是晓波先生事业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我认为，独立中文笔会实际上是一个亚民运组织。因为它的经费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根据国外的惯例，按照经费的来源来确定民间组织的性质，“独立中文笔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亚民运组织。这个使得原来在海外的组织扩展到国内，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独立中文笔会尤其是狱中作家委员会，对大陆的言论自由的拓展，对民间力量的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的形成，对整个国内维权运动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第四个就是《零八宪章》，这个是张祖桦先生和刘晓波先生合作的一个产物。从这四个贡献来讲，他本人获奖是名副其实的。

经过六四21年之后，正如我去年讲过的，党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互动进入了高潮期，最近的四个变数是高潮期的重要证明。进入高潮期后，关于民间力量的基本态势和格局有很多种分析框架，我提供一种分析框架供大家参考。这种框架是以我自己的社会五系统的框架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五个系统。这个五系统扩展了经济、政治、文化三系统，把社会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法律系统。我认为，晓波先生将批判极权、倡导自由民主的思想推到了极致，《零八宪章》所借鉴的就是苏东转型当中以哈维尔为代表的作家集团的精神。所以，我认为晓波先生的主要贡献在思想意识上，思想意识属于文化系统。

除了这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民间力量还有另外四个特性，分属于社会的四个系统。一个是商业性，商业性在台湾民进党里体现为企业家的支持。台湾民进党比我们现在大陆在起步阶段运作得成功得多的地方在于，像许文龙这样的大老板对民进党非常支持，还有许多中小资本。商业性是现在大陆未来值得争取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二个力量是宗教性，家庭教会和法轮功都可以归为宗教性的板块，这两个板块所拥有的力量差不多和商业性相媲美。在商业性这块，国内做得比较好的平台是许志永先生，他在商业性这块做得非常出色，运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宗教性的主要代表是家庭教会和法轮功，我就不多分析了。

接下来，我来讨论的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尤其是在晓波先生获奖之后，容易被低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力量，即传统民运的组织性。从1979年以来的30年民运，笔会是中间的一个环节，但并非民运的主力，所以刚才我把晓波先生看作是民运里面的一个板块，把它看成是一个亚民运组织。但是民运的正统实际上是以组党为核心特征的，而组织性恰好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从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到1994年的自由工会运动到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乃至于到2000年代包括贵州人权研讨会、浙江民主党人等等所展开的这样一个组织性其实是民运的正统。这个贡献未来会证明，这里面所凝聚的一群坚定的民主党人以及自由民主党人等等，这样一个几千人的群体是中国未来组建中国民主政党最核心的力量。

最后是法律性。在2000年代兴起的维权运动里面兴起了一群维权律师，包括一些秉承法治理念的维权领袖，这些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国民主化之法律性的体现。法律性在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这五性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五个系统来看，我们所做的民主化转型事实上是一个社会抗争的思路、社会运动的思路。既然是社会运动，那么就要充分地动员社会里面的五种力量，即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社会力量和法律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晓波先生的获奖是一个催化剂，而不能说是燃料。《零八宪章》是火炬，但是否是旗帜，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据我所知，《零八宪章》当初之所以写得这么温和，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资本集团的支持。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资本集团没有投《零八宪章》的票。

对中国民主化10年之内会完成，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10年之内到底是哪一年，还不好说。我认为，我们要充分地、高度清醒地、冷静地认识近期的四个变数，以及中国民主化的五个特性以及所归属的五个社会系统、五种社会力量，并在这种基础之上，探索出一个主流的、推动中国民间力量求同存异走向一个合作的模式。我个人理解为，我们未来需要摒弃梁山式的一统江湖的思维，摒弃以哪个平台为主，或以哪个特性为主，谁做大了，就赢家统吃的格局。这是不符合民主政治的群龙无首的概念的。因为这个缘故，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文化性和组织性、法律性、宗教性、商业性这些因素之间应该实现彼此尊重、良性互动。即使现在文化力量毫无疑问走在了前面，处于非常有利的态势，但是这并不表明其它的板块就要被归于单一中心的架构之中。

最后，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此之后，党国在今年的冬季到明年的春季基本上面对这四个变数，第一反应肯定是重压，比如说我本人最近受到的打压，连采访和吃饭都受到非常严厉的控制。但是我认为，不出意外的话，在重压无效之后，党国不得不以某种欺骗性的方式在政治上略有让步。但是我们要注意，现在的维稳体制实际上是以每年烧五千多亿元所进行的一种死死按住高压锅的状态，所以正如托克维尔讲的，专制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是开始改革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恰恰是革命最容易发生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如果当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欺骗的话，实际上那也就是中国政体革命发生的一个契机。因此，我们争取在通过街头化推进组织化这一块做好准备。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