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1974年开始的世界民主浪潮第三波中，从威权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实际发生过的有三类转型模式：变革、转移和置换。

所谓“变革”，是掌权者在转型中扮演主导角色；而“转移”，是掌权者与反对派抗衡，最后谈判、结束威权制度；“置换”，则是原政权被推翻或者崩溃。

变革，通常在统治集团中改革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掌权者在终结过程中起了带头作用，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那么中国能否通过变革而转型呢？答案是曾经有过这种可能。

在否定两个“凡是”的争斗中，中共党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

邓小平有过政治改革的意向，但忧虑中共统治利益的丧失，最后完全放弃，错过了由他主导的民主转型机会。

他原本可以成为高过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时代开创者之一，但实际却以“六四”屠夫的角色定格在历史史册里。

之后，胡耀邦成了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形式上已经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不是。胡耀邦在许多地方放言：可以试行多党制度，被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赶出决策层，中国又失去了一次变革转型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是变革的另一次机会。但基本情况是：1，赵紫阳没有胡耀邦那样明确的政治改革意向；2，赵也没有掌握最高权力。

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显示，赵紫阳在紧要关头没有获取最高权力的意向和行动，中国再次丧失了变革的机会。

前不久温家宝大讲政治改革，从深圳讲到北京，从国内讲到国外；讲到了“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讲到了推动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地步。

人们一度有理由假设：胡温达成了共识，准备主动推动改革。但五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关于政治改革的系列文章已经清楚地表明，也许是变革的最后一次机会已经不可能了。

温家宝的改革言论基本上只是作一个姿态、制造模糊空间、缓解各方的压力，同时也算作一个推卸责任的历史交代。

我以前讲过，如果是这样，中国发生变革的概率将会很低，因为也许太晚了。现在我要明确讲，民主变革已经不可能。即便出现最好的情况，温家宝不惜为自己的言论拼死搏斗并借助民间力量取胜、推动政治改革，或许几年后习近平主动推动政治改革，变革也不可能，因为太晚了。

中共在转型中最多只能成为被动改革的角色，民间力量和反对派必定成为转型的主动角色。最终是“转移”，还是“置换”，将有待于各种因素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