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类有多大力量，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地球是圆的，而且它每时每刻都在旋转。

　　这个事实提醒我们，世界总有一面，你不曾看到。或者说，你看到的，只是小小的、窄窄的一面。

　　而且，那些看到的，往往会阻碍你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个逻辑又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不是超越别人，而是超越自己；不是对外炫耀或指责，而是对内反思。

　　安安静静地反思。细致而重要的声音，才会从心底慢慢浮现。

　　我们，我们中国，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似乎总是和鸿篇巨制的叙事、浩浩荡荡的进军、改天换地的使命关联在一起。

　　然而，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对于我们拥有的力量，无论个体的还是整体的，实体的还是资本的，我们是否过于自信，过于乐观，一部分人甚至过于骄矜与轻狂？

　　我们有没有经常反躬自省——力量的膨胀是否代表了可持续的价值，和幸福快乐是不是同义词？力量的取得和扩张，消耗了多少有形和无形的资产、今天和明天的储备？为什么力量的增长，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抱怨和对立？

　　每个利益主体，从个人到组织，都会追逐某种力量。而财富、名声和权势，则是力量的一般等价物。

　　可是我们很少思考，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力量？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中，原本善良的麦克白将军，由于利令智昏，被一心想当王后的妻子所误导，终于走上弑君的歧路。在下手杀死前来家中造访的表哥、苏格兰国王邓肯之前，他这样自言自语：

　　“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

　　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成果，

　　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

　　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

　　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

　　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

　　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了了。”

　　麦克白无疑是有力量的，但当这力量被个人野心、权势欲望和不择手段所驱动时，不仅吞噬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这是他从英雄沦为暴君的根源。这一案例是极端的，但又是人类悲剧中的一个基本原型。

　　人类原本是有其他原型的，无论是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包含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仁道，还是伊斯兰教义中“人的真正财富是他在世间所行善事”的善道，抑或基督教文化“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的爱人如己之道。在这些原型中，他人不是工具，不是手段，不是途径，而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主体，正如汉代学者刘向所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那种可持续的力量，永远和爱人之心、谦卑之心、给予之心、服务之心，连在一起。力量只有用于“促进社会的合作”（罗素）和“人类的幸福”（马克思），才能告别被滥用的迷雾。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最需要的力量，就是为他人服务的力量。

　　罗素在《权力论》中说，在他看来，释迦牟尼和基督，毕达哥拉斯和伽利略，是“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权力的人”。

　　“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曾谋求那种能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追求那种能使人们自由的权力——就前两人而言，他们指出如何克制那些会导致争斗的欲望，从而战胜奴隶制和征服；就后两者而言，他们指出控制自然力量的途径。最终统治人的不是暴力，而是那种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求幸福的欲望、求内外和平的欲望、求了解整个我们自己无法选择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上面的世界的欲望。”

　　比罗素更早些，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德语作文考试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

　　如果说每个个体可以通过不断的反思，重新体认力量的真谛，从而实践有尊严的、服务他人与社会的生活。对一个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建构出一套体制和机制，制度化地、长期地，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倾听人民的声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通过对那些反思性声音所作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回应，持续地改进国家治理，促进人民福祉。比起政策和领导人的开明，民主法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动力。

　　虽然从人均的意义上，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现在，没有谁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学者论证说，中国一些省域的经济总量，可以排进世界前多少多少名。换言之，我们的一省一市，已经大过了不少的国。

　　所以，在中国的相当多地方，领导们似乎已经不认为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有什么实现不了的目标。就以近两年急剧扩张的超过3800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来说，尽管有许多方面都在提醒“小马拉大车”的风险，提醒不少投资项目收益没有保证、偿债责任主体不明、地方财政对平台的担保有名无实，但各地的热情难以消除，惯性依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未来的自信，尤其是对土地升值的自信。

　　在这种基于土地依赖的“投资大跃进”和“地方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背后，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正日益强化。这是另一种的“动物精神”，以地方官员强烈的、无所不能的欲望为主导的“动物精神”，而关系我们长久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那些价值，则像是永不落雨的雷声。

　　非理性的狂热必定导致灾难，这一点无人否认。但在灾难发生之前，人们永远乐观。

　　国家的力量越是强大，官员的愿望越是宏大，越是需要制约。制约，就是用制度，提供约束。

　　我们有力量。但我们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力量不至僭越，不会偏执，而经得起科学的检验、理性的检验、民主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吗？

　　托马斯·潘恩说过：“宪法先于政府，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

　　只有从力量的崛起演进到制度的崛起，从市场的崛起演进到法治的崛起，文明才能真正与我们相伴。

　　我们渴望一个负责的时代。对自己负责，对国家负责。

　　责任立己，制度立国，乃是大国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