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4月20日带着哥哥离家，跟着余志坚夫妇逃离中国至今已经两年半。在这两年多里，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早就相对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诚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的朋友，上帝祝福你们，“施比受更有福。”
我想把我从准备带我哥哥出来就医到现在的情况以及一路上的经历感受做一个流水帐式的记录，让曾经及现在仍在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一些了解。
我带着哥哥在衡阳一个中西医结合的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治疗XX天后回家，那时是07年底。鲁德成通过SKYPE问我，是否愿意带着我哥哥离开中国，当时我想，美国对精神病的研究有六十年代历史，中国的精神病科只有二十年的历史，或许我哥哥能治好。东岳的病是父母的心病，也是我们家所有人都心病，哥哥走丢了，全家大小都出动，还要叫上亲戚、朋友帮忙找，如果哥哥能治愈，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并且我也讨厌国安隔三差五来“关心”我和我的家人。他们喜欢到家里来，也喜欢到医院去“了解情况”，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工作。这总让我们全家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撒在头上。所以，我决定听鲁德成的建议：带着哥哥跟着余志坚夫妇离开中国。
当我决定下来之后，我第一步要做到是说服父母。我跟爸妈说：“哥哥的病从出狱到现在没间断过治疗，每一个治过他的病毒医生都说，这种情况不知道能不能治好，美国的医疗先进些，精神病的研究起步也比中国早四十年，或许到美国去治疗是最后的选择。”妈妈问：“你的家和孩子怎么办？”“昊昊已经9岁了，你和爸爸要经常帮我去照看他。假如我走了，我相信他爸会更痛爱他，照顾他，但是我离开前，不要让他爸知道。若是他爸知道了，我带哥哥去治病时去不成的。”妈妈又问：“你怎么到美国去？你的钱在哪里？”“爸妈，这我真的不知道。但带哥哥离开中国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中国，我能为哥哥做的都做了：找地方政府，找民政局，找公安局，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找赤山监狱要求赔偿，到省监狱局要求赔偿……这些你都知道没用。现在我能为他做的也许就是这一点。”
记得89年5月我在浏阳四中读高三时，哥哥把他的口粮卖了，送到学校来，还有好吃开胃的浏阳素菜，五十元伙食费。他说：“轻松些，一届没考上，考两届，两届没考上，考三届，我会让你走出宋家岭（老家的地名）的。”如果哥哥不坐牢，我的人生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轨迹。
我用纸巾擦干眼泪，也帮妈妈擦干眼泪。我装出笑脸对妈妈说：“钱吗，鲁德成到加拿大二年了，他会找朋友帮助的。”妈妈也说：“好在鲁德成先出去了。”妈妈吸了一口气又说：“你带东岳去治病，安全全系在你一个人身上，你要知道你的责任。”我保证要照顾好哥哥，给他治病是我唯一的目的。于是，爸爸写了一个书面的委托书：
我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对我儿喻东岳的监护，照顾及治疗全由他妹妹喻日霞负责。
委托人：喻英葵
接下来我带着哥哥去办护照，我们到浏阳公安局不给办，跑到长沙去办，长沙公安局让我们会浏阳办。我又跑到浏阳公安局，办护照的工作人员查一下电脑说：“上面不让办。”我问：“为什么？”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我真希望能碰上一个粗心的工作人员，不去查电脑，只检查一下我们的身份证、户口簿就给我们办了。但就是没有。浏阳公安局的谁都认识我们。有时候，他们让我们去照相，花了四十几元钱照一张证件快照，又不给我们办，简直就是耍我们。办护照的人不耐烦地回答：“自己去问国安吧！”
我去找浏阳国安刑警鲁队长，他说：“你哥哥是政治犯不给办。”我盯着他问：“政治犯，人都让你们整成疯子了，还不让治病。那就只办我的吧。”“你要护照干什么？不行！”他用轻蔑、没有商量的口气回答我。“那给我办一个到香港的通行证行吗？”我讨价还价地问。“你要到香港干什么？”我很平静地说：“我哥哥治病要钱，我到香港当保姆赚钱，那里的工价比内地高。”“不行。”“为什么？”“谁叫你到网上写文章！？”
无法办到护照，要带哥哥去治病，唯一的途径是偷渡。可是要带哥哥偷渡谈何容易！我要装作一起都很正常，不要让国安盯得太紧。
接下来我把我带哥哥住院治疗的发票拿着去找国安。我跟鲁队长说：“不让我去香港打工赚钱，那你们先给我报销这些医药费用吧！
衡阳治疗回来后，我每月都要去为我哥哥到衡阳拿一次药。“你找错门了，去找民政部门吧。”
我到民政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很同情你们，我们为你哥哥买了十元钱的农村医疗保险，你去找农村医疗保险吧。”
我把中药药袋，还有西药药费单、发票拿去找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他们答复说：“你这不合乎条件，不在指定的医院内。”
这里那里，我去跑，我去问，我知道是没有结果的。我要那样去做为的是不让国安怀疑我们有逃跑的企图。
隔了二十天或是一个月，我又带着我哥哥去省监狱局探问。我在07年11月30日为我哥哥写了《喻东岳要求赔偿复议申请书》送到省监狱局。
08年3月中旬，我收到赵达功负责笔会寄来的三千多元人民币，我给妈妈留了一千元，其余的就准备着做路费。
4月19日傍晚，弟弟全家、爸爸妈妈都来了浏阳，我们一大家人团圆。我悄悄地跟弟弟和妈妈说：“明天，我带哥哥走了，我不会跟你们联系，可能在月底或五月初出境，我们安全了，我会跟你们联系。西岳连你老婆都不要跟她说我们去了哪里。妈妈国安来问你，你编个故事，说我们到湖北什么医院去治病了。不要说什么医院，什么地方，因为那样他们会很快发现你在骗他们，你对他们说：‘等日霞给我来了电话，我问清地址在告诉你们。’”
我把东岳的手机给妈妈，“你拿着这个手机用，我的手机我已充满电了，放在柜子里，你们不要动它，有电话不要接。我用假名买了一个手机，以备路上要用。”西岳说：“家里你不要牵挂，爸爸妈妈你也不要担心，有我。哥哥就全靠你一个人照顾，你要小心，照顾好自己。”
老公在厨房做饭，老爸去帮忙。老公不让老爸去帮。嘴里在埋怨：“老霞不先来帮忙做饭，还怕没时间聊天。爸你不用来帮，你去看电视。你没手位，会越帮越忙。”爸出去了， 我走过去，抱住老公亲了一口，嗲嗲地说：“老公你真好，谢谢你！”“去去去，不帮忙，还来捣蛋。”我咯咯笑着溜出了厨房。但我心里很内疚，让老公蒙在鼓里，我不能告诉他。他胆小怕事，以前我去找国安，去找监狱，写信等等，每次他都是不让我去做。他说：“西岳可以去，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以前在娘家得了两次大病，都只差一点点没死，是爸妈没日没夜地照顾我，为我治病、操劳、奔波，想尽一切办法，邻居们都说：‘没办法了，尽了心就算了，或许是天意不可违，想开点吧。’但我爸妈说：‘我们和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有眼睛看得到，我们相信有骨头就会长肉。’我的父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生命属于我父母，能为他们分担一点负担是我的本分。”老公说：“西岳也是儿子啊，他也可以分担一点啊。”“老公你知道，国安的早就到我娘家警告过‘你们家已经出了一个疯子，不要再出第二个疯子了！’西岳有两个孩子，他不能出事儿。我只有一个孩子，我出事的话，有你照顾孩子。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为孩子找个后妈。”“你尽说胡话，找什么后妈，除了你，我能有谁？”往日的一些情景在脑海里浮现，心酸又心痛。
我来到哥哥的睡房为他收拾两身衣服。昊昊、喻洁、喻玺和他在玩闹着。昊昊见我在收拾舅舅的衣服，就问：“舅舅要去哪里？”“不去哪里，我怕他哪一天要去医院复诊，准备一下。”我轻声回答。
吃过晚饭，西岳给大家录了像后，全家都走了。爸爸也跟他去了他家。妈妈留下来，我要她照看儿子。
4月20日，早上我照常送儿子去上学。儿子不久前的一个星期五放学后在教室做作业，因为第二天是假日，校工没有去检查教室，提前锁了楼梯门走了。我儿子做完作业，准备回家，见楼门锁了，叫喊没有人应——那学校是没有人住校的。我儿子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去，摔断了右脚足跟骨，一直打着石膏，两天前才拆掉。在路上我跟儿子说：“今天放学后，妈妈不来接你了，也许外婆回来接你，也许爸爸会来接你。你不要等，放了学你自己就慢慢走回家。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妈妈几个月前就跟你说过，假如有一天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妈妈说：‘人总是要长大的。’妈妈希望你遇到事情不要哭鼻子，你是男子汉。”儿子警惕地问：“妈妈你要走吗？”“昊昊，妈妈要带舅舅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治病。别人问你，你说不知道。你见过国安的那些叔叔的，不管谁问，你都说不知道。你也不要跟爸爸说。”儿子眼睛红红地问：“那我想你怎么办？”“妈妈跟你一起照了像，你就看看妈妈的照片吧。还有你要祷告，求神让妈妈在你梦里陪你睡眠。儿子你一定不要对任何人说，如果你说了，你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了。你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念书，妈妈会回来的，你等着。”来到了教室门口，儿子抓住我的手不放，我亲了一下儿子的额头，说：“乖乖听话，妈妈会给你打电话的。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人问你‘不知道’。”我把儿子向前一推，转身就走，我不敢回头看他，我怕他看到我的眼泪，我也怕看到他的眼泪。
我送儿子上学回来，老公也出去摆车了——摆车就是他开着小卡车在批发市场等着顾客来叫他帮忙拉货。妈妈说她接到她邻居徐传国书记的电话，他是社港的政法委书记，95年我们家跟他合伙买了社港农机厂的一个地基建起了房子，说要办房产证，要我妈回去，还问东岳在那里好吗？妈妈还说，昨天下午徐书记也到了她家。电话又响了。我去接，是我哥哥一个在长沙市委的同学打来的，他叫哥哥听电话。
妈妈耽心是不是余志坚那里走漏了什么消息。我说：“快五一了，接下来是六四了，每年都这样。正常正常。我们走了，免得夜长梦多。”妈妈叫我多带两身衣服，我说：“我们朝南走，越走越温暖，用不到那么多衣服，有两身换的就够了。”
我和哥哥一人背了一个书包，准备走了，妈妈万分不舍。“妈妈你要每天为我们祷告，求我们的主基督与我们同在，求天父看顾我们。”我告诉妈妈。然后我们三人跪在十字旗下祷告，祷告后，已是10点多钟了，我就带着哥哥离开了浏阳花炮市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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