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曰：上帝造人，人造城(God made the man，and man made the town)。重庆是一座只需望上一眼便怦然心动而终身难忘的城市。无论洄溯三峡穿行千里江陵逡目朝天门大开大阖的山川形胜，抑或驰车黄花园大桥感受中国西部惟一直辖市街衢环绕、广厦错落的现代神韵，还是凭倚飞机舷窗俯瞰世界第一山城的万千气象，初来乍到者无不会涌上一句：好个重庆城!
重庆与中国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八年之久而享誉世界。历史的吊诡之于重庆，尤令史家惘惑，重庆的受难和荣耀，那段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深涉亚太乃至世界战争成败和战后格局的重大历史，已尘封六十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急欲在变化日益的全球化世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急欲在西部开发浪潮中崭露头角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1938年2月，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中称：
我们有四千万方里的国土，如此广阔辽远的山河，如此绵亘浩荡的幅员，不仅一个日本倾他所有全部的力量，不能全部侵占，就是两个三个日本以两倍三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侵占我们全国的土地。……其次，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拥有全球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四亿五千万的同胞!以如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吞并我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事!
这段文字，悲则悲矣，壮则壮矣。但蒋介石似乎忘记了，有史以来，华夏民族已数次被亚洲腹地蒙古诸部落征服。他本人降生于世时，小小的满族统治汉民族占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已有二百四十二年之久。作为留日士官生，他理应知道，明治维新催生的以天皇制为核心、武士道为精神、以北一辉等极右翼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主义为理论、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为国策的“大日本帝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理应知道，日本占领朝鲜、台湾、满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作为国民党总裁，他理应知道， 1927年8月，日本在中国旅顺召开的第二次“东方会议”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
作为中国最高军事负责人，蒋介石还理应知道，中日两国大小强弱的对比优势远不在中国一方：中国国土一千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外蒙古尚未独立)，日本国土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仅为中国三十分之一(略小于四川省)；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日本八千万，仅为中国五分之一(略多于四川省)；但日本工业总产值约六十亿美元，中国约十四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日本年钢产量五百八十万吨，中国四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火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二百八十五艘，总吨位一千四百万吨，汽车九千五百辆，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他比别人更理应知道的是，在征服中国已成为日本首要国策、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之际，中国虽然有了一个“统一”的南京政府，民族工业处于近代最兴盛时期，然而各地军阀割据依旧，上层社会对底层民众宰制依旧，外国列强掠夺中国依旧，国共两党内战依旧，中国依旧是沙聚之邦，外既不强而中实干。
国民政府外聘的军事专家曾估计，从纯军事角度看，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中国海军一星期之内就将失去作战能力，中国空军一个多月就难以支撑，中国陆军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裕仁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三月亡华”的狂论，并非完全胡说八道。
事实上，短短数月间，中国七大城市——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已先后被日本军队攻陷，日本军人已在半壁神州赤县用枪刺、刀劈、剖腹、剜心、棒击、火燎、钉挂、沉水、分尸、毒窒、强奸、活埋等方式残害奸淫暴虐屠戮中国男女老幼；礼仪之邦、诗酒之乡、温文尔雅的中国已尸横遍野，流血漂杵!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从未罹此等浩劫大难，从未蒙受这般奇耻大辱，中国已沦落到不只是丧权辱国而是亡族灭种的地步!
自徐福率三千金童玉女东渡扶桑以来，自鉴真和尚海通东瀛以来，自养蚕、缫丝、织绢、医药、茶叶、漆器、陶瓷、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汉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珠算、围棋、服饰、建筑、禅宗、道教、儒学、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以及一切可冠以“文明”二字的中华国粹传入日本以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秋瑾、徐锡麟、李叔同、孙中山、陈天华、章太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成千上万中国仁人志士避难、求学、问道日本以来，这个以渔猎为生、海盗为业的孤岛倭族，这个先是中国学生后为中国先生的大和民族，这个率先“脱亚入欧”的东洋强国，在1895年全歼中国北洋水师、1919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又在1931年9月18日强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地急欲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病弱残痴，统统征服之蹂躏之奴役之宰杀之而后快!
只是在这时，中国人才不分党派、阶级和地域地起而抵抗，只是在这时，蒋介石于“七七”事变之后的7月17日才在庐山号召国人“准备自卫”：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抵抗之责任，皆应抱有牺牲之决心。……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中国诗人才以诗为帜激励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国民政府才在8月14日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申言“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利以应之”。
即使在这时，还有显赫如汪精卫、聪明如周佛海、先进如陈公博、渊博如周作人之流中国人，随时准备与日本携手共建“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
尽管如此，惟其如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才彰透出“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和勇毅，而以其史所空前的牺牲和奋斗，挽救了民族危亡，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有史以来曾迁都三百余次，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做过不同朝代的首都。中国历代王朝选都、建都、迁都，其中对政治、经济、哲学、自然、地理乃至风水的运思和利用，都是中国人智慧和力量的凝结，其本身便构成中国历史一大特色，也堪称世界历史意味独具的奇观。
中国历代迁都，无一不是自西徂东，由北向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阶级、集团和地域之间权力嬗变、政权更迭与改朝换代所致。中国自夏商周以降实行的“双京制”、“多京制”，其“行都”、“陪都”的建制，也无一不是专制皇权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和权力分配的产物。尽管数千年来中国迁都史令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无数次的权力消长和财富聚散，却大都不过是权欲涨滞、国运式微、民族衰败的结果或肇始。此中消息，早有赵孟頫诗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为证。一部迁都史，即一部废都史，更是一部兴亡史。直到日本铁蹄东来，那座座“择天下之中，居天下之大”、“运于中央，临制四方”的大小都城，或陷落，或投降，或弃置，不过数月之间，更可为证。
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迁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共同的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亡的堡垒。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逡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致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霭，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然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介石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嶂，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合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莹山、歌乐山、铁山坪、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即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
离渝之际，他又作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
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只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禀赋；从无开关延敌的汉奸国贼，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殒身的“钓鱼城”。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重庆便居全国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惟蜀有材，奇俊瑰落， 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近代重庆、四川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朱之洪、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领导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赵世炎、杨闇公、张曙时、漆鲁鱼(中共革命家)、廖平、吴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张大千、蒋兆和(反帝反专制文化人)、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川军将领，阵亡或殉职抗战)。八年抗战，川、渝子弟三百余万奔赴前线，牺牲、负伤、失踪七十余万，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将士居五分之一。
如此富于爱国传统、民族气节和英雄本色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陷于私利、溺于安乐。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 (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1898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力主迁都。他沉痛陈辞：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
1912年，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将中华民国首都定于“虎踞龙蟠”的南京，却又担心这座六朝古都“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应在内地建立一个陆都。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介石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有近千年历史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决议：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1937年11月28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国府移渝表示衷心拥护，“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号召重庆各界“在长期抗战的决策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
三日后，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称：“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开篇。”
二十三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三十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取消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土地政策”，从而“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介石则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表示：“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现阶段需“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国际信义而奋斗!”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因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战建国最终是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共两党不仅在国家性质与合作基础上达成空前共识，而且在抗日战略思想与前途展望上共同体现了中国政治家的智慧、眼界和信心：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和敌人决生死。蒋介石《告抗敌全军将士书》，1937．8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8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蒋介石《告全国民众书》，1937．12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8
此前此后，国共两党领袖频繁发表讲话、声明，在西安、南京、上海、武汉、庐山、衡山等地频繁会晤，紧急共商前线战局、两党合作事宜和迁都大计，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基础上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为首，久经考验、深明民族大义的革命家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秦邦宪、吴玉章、陈绍禹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先后移驻重庆，并发表社论宣告：
中国共产党决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皇，决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将继续坚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持久的自卫抗战。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树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根基。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此前此后，南京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颠沛造次，筚路蓝缕，踏上了孔夫子以来史所空前的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悲壮征程。重庆因之被誉为战时中国“齐之稷下”。
此前此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法国《巴黎日报》、苏联《消息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
此前此后，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沃野，从江汉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数以千万计不愿做亡国顺民的沦陷区同胞流离失所，扶老携幼，往重庆移动，往大后方移动。中国近代由于战乱频仍，天灾人祸，山东汉子“闯关东”、中原父老“走西口”、江南士绅“下南洋”的三条主要迁移流向，第一次汇聚成由东徂西、从沿海往内地的民族大迁徙〔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家政权于国家危急存亡的“衣冠西渡”之秋——迁都重庆，在中国迁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时发生的民族救亡大迁徙，可与“出埃及记”媲美，可与“敦刻尔克撤退”争辉，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家民族意志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划时代事件，成为中国人民独撑东亚战局，直至正面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和平而战的世界性贡献，也成为中国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后对国家民族所作出的主要贡献〔2〕。
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重庆从战前一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封闭的农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抗日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从一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反法西斯国际名都，此乃中国历史之奇观，世界历史所罕见。从此，重庆与民族衰荣相依，与天下兴亡相系，其命运也艰险，其使命也远大。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等大本营侵华战略方略，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首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至 1943年8月23日， 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游击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空袭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意在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实现其独霸中国，再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下与美英争夺太平洋海权的“帝国宏图”。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 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的欧战爆发前四个月,六十三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一百七十六枚，燃烧弹一百一十六枚，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伤二千二百八十七人，炸毁房屋四千八百七十一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五千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与郭沫若、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三十五天前，而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决议，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代化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重庆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辐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曾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1941年6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十七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机继1939年5月28日、 1940年10月25日后，第三次轰炸泊于长江南岸的美国舰艇，并第三次声称是“误炸”。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二十七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十二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报》撰文道：
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据汉口敌军事发言人之自供，三个月内敌机袭渝三十八次，现则已逾四十次，出动飞机三千三百架(累积计算)，投掷炸弹二千五百吨。现在敌轰炸重庆，显然又入一新阶段，彼妄图对重庆作毁灭性之轰炸，昨(二十)前(十九)两日及夜间在血水中之惨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直到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在战史上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保持着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的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萧军、萧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臧克家、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旃、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绿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陈寅恪、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杜国庠、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许德珩、柳诒徵、胡适、顾颉刚、朱希祖、翦伯赞、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陈章、 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成、刘敦桢、谭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三百多万支，各种火炮八万多门，各式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三百七十多万个，各式掷弹筒七万多具，军用皮具十一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七十五万吨。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三十多个盟国驻节重庆，四十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
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介石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
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
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二十一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7月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远的意义。
顺便提一句，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凤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永远映照着山色南来，江水东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他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瞭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古人有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抗战首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其经验也丰富，教训也深巨，启示也久长。值此云谲波诡的变世，客观公正地反思和评价其历史意义，正面转化并光大其历史内涵，以利于中国的今天，是历史和未来向我们下达的共同律令。
抗战首都诞生于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中国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同呼吸，共命运。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集团、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承诺，都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帜下，才有存在的资格和未来的希望。攸关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使一切政权之争、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恩怨是非之争相形见绌。一切主义、学说、思潮和制度对于中国，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国人，无论士农工商兵，都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祖国，才有个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五千年历史的继承人，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人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军老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参观了重庆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并挥毫题词：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姗姗来迟却明白无误的信息：抗战首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完全应该且能够为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缔造发挥独特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抗战首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来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庆期间，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是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楷模。他们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革命家，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 ，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揩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传诵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同时，从1938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国共合作原则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在重庆正式建立办事处，中共《新华日报》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泽东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泽东本人赴渝八年期间，重庆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城市，前后有数百名中共人士来到重庆，周恩来更是数十次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应当公正指出，尽管存在类如皖南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存在着磨擦、矛盾、误解和冲突，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人士还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礼相待，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中共人士获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动用其法律和政权机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诸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武装对抗，抗战后三年内战期间两党两军针锋相对的战争较量，以及1949年后两党隔海对峙、战火不断的敌对关系，陪都重庆时期两党始终能够本着“兄弟睨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和相忍为国的民族大义，维护和坚持基本的团结合作局面，从而最终取得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显得格外来之不易，格外弥足珍贵，格外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而在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国文艺界、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六十年代初问世的小说《红岩》，则是以川东地下党和华莹山游击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终不能取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红岩村时期体现的“红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杀抗战陪都时期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史实，更不能以此尘封甚或否定抗战首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在和平与发展正日益取代战争与造反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和全面复兴的历史关头，一切继续鼓吹和渲染中国人之间自相残杀，强化和扩大中国人之间仇恨和分裂的言论，肯定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踏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四十三天中，中国国民党主席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入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延安和重庆以及国内所有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极大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和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的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时报》）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坦诚而富有成效的阐述和论辩。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应成为一个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成立过渡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重大胜利，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彻底，这是两党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剪灭异己、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惟我独尊。
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自由、民主、和平、人权和宪政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谁拒绝给人民以自由，谁就在道义和法理上成为人民公敌；谁拒绝给人民以民主，谁就在历史和政治上成为民族罪人；谁拒绝和平，谁就是战争贩子；谁拒绝保障人权，谁就是时代的反动派；谁拒绝实行宪政，谁就注定被历史淘汰。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民党尽管负荷各种历史沉疴和战争创伤，尽管患有严重的腐败痼疾，尽管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形势，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的主要优势力量，毕竟对于民族和解与国家命运负有主要责任。抗战胜利后的陪都重庆本是国民党顺乎天应乎人，抛弃历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国政治、重获生机再造中华的不可再遇的最后空间，然而，国民党却作出了违逆时代意志的判断和决定，在还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时间内，便重蹈南京政权时期内战覆辙，而攻守之势异逆，选择了战争，选择了败北。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陪都重庆也因此蒙受诟病，它那青史永载的悲壮和辉煌很有些黯淡了。国民党拒绝民主的后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训而昭昭如斯；历史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表明，当年中国民主派在陪都重庆鲜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宪政原则，仍然具有足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年国内外民主力量、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教育界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共同缔造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理想，仍然是重庆独特的精神资源，仍然是这座伟大城市可资继续反哺祖国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困扰前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种种禁忌和偏见，在他们那里将还原成考古学的碎片和历史学的素材，客观精神和公正原则早已不是风险，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他们又是不幸的，使人类不致彻底堕落不可或缺的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对于伟大的倾心，使人类不致完全绝望不可或缺的对于命运的感叹和对于使命的激情，在他们那里将日益稀缺。
历史的无情与多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将与世界永远同在。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这一历史－生命共同体自诞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余年。按中国习俗，一个甲子结束，其中荦荦大端者即当清点检视一番，以便国人更清楚自己的来路与去向。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记忆的流散，曾误导国人陷入荆棘之途，而对前人缺乏同情的了解和理性的评价，则使年轻一代滋蔓出危险的现代狂妄，日益滑离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血肉基石。这是前人不应蒙受的悲哀，今人必须直面的现实。
世界没有永恒，连罗马也不能不朽，废墟是文明的归宿，历史是遗忘之海的孤岛。在“9•11”噩魔般的图像比奥林匹克圣火更令相当部分人类欣喜若狂、沙尘暴不断席卷北中国、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乡硝烟四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和一百余名国会议员神情坚毅地参拜靖国神社的今天，谨以此文凭吊中国的抗战首都。
注释：
〔1〕迁徙中国西部大后方的移民，其精确人数难以确定，历史学家陈达估计沦陷区有一千零七十五万农村人口和三百五十万城市人口逃往大后方，参阅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另一位历史学家张嘉璈估计逃往大后方的人高达五千万，参阅张嘉趝《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
〔2〕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8页文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 原载: 《书屋》二〇〇二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