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六十多年后，竭力同化少数民族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汉民族自己其实已经在文化上被\”灭族\”了。
策略手段：逐渐消灭少数民族
我在印度的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做历史访谈时，听说了青海藏人学生游行，抗议取消藏语教学的消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取消藏语教学，无疑对藏语传播和发展的限制，并以此限制藏民族文化。然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限制并不奇怪，这与中共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1958年2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汪锋作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汪锋很清楚地阐述了中共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其他的社会现象一样，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民族的终结，就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各民族经过高度的发展逐步的融合而终于成为一体，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汪峰：\”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所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只是策略和手段，\”民族融合\”， 逐渐消灭少数民族，使其融入汉族之中，才是实质。这套思路是中共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核心，现在依然在发挥作用。近年来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要\”取消民族自治\”，以便加速\”民族融合\”，秉承的不过是这套基本理论而已。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个可悲的事实：汉民族自己其实已经在文化上被\”灭族\”了。现在的汉人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性吗？难道身为\”汉族\”，只要具备\”黑头发黄皮肤\”，外加\”铲形门齿\”就够了？ 我看他们与其忙着\”融合\”人家，不如先赶紧抢救自己。
这取消藏语教学这件事，让我想起我在研究西藏三区现代史时，了解到青海地区当年\”民族融合\”的一些具体政策，我称之为\”牧区四化\”：帐房街道化，妇女双辨化，生活军事化，劳动兵团化。这\”四化\”是导致青海牧民暴动，以及\”吃草的年代\”（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牧区四化\”立此存照
\”牧区四化\”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先从\”帐房街道化\”说起。当时中共有些干部认为牧民的\”牧业生产方式\”太原始，太落后，不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需要改革。为了引导\”落后民族\”适应\”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先进生产方式，得先让一家一户单独放牧的牧民们习惯\”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整个部落搬迁牧场之后，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们在干部（以及民兵）的指挥下，强迫各家各户把帐房一排排地安置，排与排之间留出\”街道\”，中间还有个\”十字街口\”。干部们召集开会，站在十字街口一声吆喝就行了。 晚上还弄一批年轻人在\”十字街口\”又唱又跳，宣传\”社产主义\”的种种好处——此为\”帐房街道化\”。问题是：大家全住在一个地方，整个生产队的牲畜自然也都圈在一个地方，带来一大堆麻烦。\”帐房街道化\”没\”化\”多久，因为太愚蠢，完全不符合实际，结果不了了之了。
青海一带原属西藏三区中的安多地区，安多藏人多为牧民，千百年来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一些地区的妇女喜欢梳许多细细的小辫，有些女人的辫子多达4、50条。不知道是哪级官员急于向上级邀功献媚，认为藏人妇女梳一大堆小辫子浪费时间，那些时间应该用于生产。于是，\”救世主\”们一声令下：不准牧区妇女梳小辫子，强迫人家像汉女一样，梳两条辫子，以便省下时间用来生产。这就是所谓\”双辫化\”。伴随着\”双辨化\”的还有个\”裤子化\”：不准藏人穿藏袍，说藏袍浪费布！不过，\”双辨化\”也没\”化\”多久，后来连\”平叛部队\”的那些屠杀者都觉得地方官们实在愚不可及，于是写了个报告发到中央。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成了军队告地方官的\”御状\”。军队告御状是因为他们抱怨说，地方上那些干部的愚蠢政策影响了他们对\”叛匪\”的\”政治争取\”。
\”生活军事化\”的本质上就是消灭家庭。分配活儿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家庭，把一家人拆得四分五裂，弄得一家人好几个月见不到面，而且还呼隆一下子办了一批托儿所和养老院，不由分说把孩子硬塞进托儿所，把老人\”动员\”进养老院，为的是减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好把全部时间用于生产——咱们要15年赶上英国嘛，地球人都知道毛泽东夸下了海口。
\”劳动兵团化\”在牧区，就是大合群放牧。上千头牛，甚至几万只羊合在一起放牧。壮观倒是很壮观，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结果是：牛羊全都吃不饱，纷纷衰弱而死。有个县，有次赶了二十多万只羊转场。想象一下二十多万只羊合在一起有多大一群，且不说前面的羊把草啃光了，后面的羊只能喝西北风，光是这么一大群羊的前进速度……于是，路上遇到暴风雪，差不多全冻死了——你不能不佩服革命干部们的聪明才智。\”大合群放牧\”导致的牲畜大批死亡，是导致青海牧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革的产生绝非偶然
在藏区\”红色恐怖\”最严重的时代里，岂止是藏语教学，连藏服都不准穿。不准念经，不准煨桑，藏文书统统没收，玛尼石用来铺路，刻了经文的石板用来铺院子。我的一些藏人朋友被他们的汉人教师取了些\”红彤彤\”的汉名，他们到了境外才学会读写藏文。可是藏人被汉化了吗？没有。别看他们说着流利的汉语，看上去跟汉人差不多，在西宁，我几乎毫不费劲就能区别出藏人和汉人——某种内在的因素决定了这种区别。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文革的产生绝非偶然，打1949年起，中国就在一步一步走向文革。 \”后文革时期\”的这几十年里，经济在前进，政治在后退，退着退着，迟早会一头撞上文革。
── 原载 《动向》杂志2010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