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市郊的奥林匹克公园广场上，澳洲的朋友带着我，在480根按照姓名首字母从A到Z排列的志愿者纪念柱上，寻找他的哥哥、弟弟以及几个朋友的名字。
望着那些字母，确切地说，是74000名服务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志愿者的名字，我对朋友说，我完全无法想象中国也建设同样的志愿者纪念柱。“中国动用人力太多了，恐怕用整个广场来做纪念林都不够用。”
朋友反对我的观点：“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悉尼的志愿者人数也不少。你看，这里用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广场建设志愿者纪念林，就像你说的，中国可能要用整个广场才行。但是奥组委既然选择保留场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志愿者也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比场馆更重要。”
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我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这里的两堵墙上可以找到曾经参战的全部澳洲人的名字么？”
“有个别人找不到了。不过，这个墙的目的是记录下所有人。无论他是将军还是士兵，是积极打仗还是企图脱逃的人。如果你发现曾经参战的亲人名字没有被刻上去，可以联系我们补上来。”
我所说的那两堵墙，是澳洲战争纪念馆的主体建筑。一进大门便可以看到那两排黑色大理石墙面从广场两侧延伸到位于视线尽头的圆顶纪念堂，墙面上刻着历次战争死亡的澳洲将士名单，按照战争的名称加以分类。一些名字后面被他们的亲人镶嵌了血红色的玫瑰花，在阳光下宁静而耀眼。
在由纪念墙包裹的广场上，没有为英雄立的碑，湛蓝色的天空下一汪清澈的泉水，是为了那些因史料搜集缺陷而无法留名的将士设立的。游客们站在水边缅怀生命，祈祷和平。
曾经有中国的朋友向我提到前面的两个地方，感慨于那里的美丽。然而在我看来，那里的美可能还不及中国皇家园林里的一个金鱼池。但它们的确令人动容，只是这并非缘自于能工巧匠的手艺。我的中国朋友感慨道：“你说，中国怎么就没有这样有人情味的纪念馆？”
对了，“人情味”，就是这三个字，比美丽、宏伟贴切百倍！可以说，澳洲那两处纪念场所核心的设计理念，都是经由参与“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名字体 现出来的。并且，在大事件过去不久，甚至是还在进行之中时，这些小人物便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提议保存到纪念馆中。其中，悉尼的奥运志愿者纪念林建造于奥 运结束后的第三年，而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可以追溯到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两年的时候。当时，澳洲的学者Charles Bean便提出要注意保存战争中与个体相关的历史资料，为日后兴建战争纪念馆提供真实的素材。这个想法从1917年开始实施，大量的士兵日记、信件等与战 争相关的史料与数据被保存下来。1941年，二战尚未结束，这个战争纪念馆已经建成。
今天人们能从纪念馆墙上找到几乎每个参战人的名字，无论他“是将士还是士兵”，还可以在纪念馆网站上通过姓名搜索，找到某个小战士婴儿时期的照片，甚至是他给女朋友写的信——这些，都得益于在战争时期对个体资料的保护，以及日后市民们对其亲人资料的完善。
在那里，历史不是不动声色，供后人随意描摹、仰视或者唾弃的；它连接着个体生命情感，有血有肉，能够自我言说。
而在中国的纪念场所里，最常见到的是英雄纪念碑。英雄的设立，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孩子从小被带到纪念碑前，缅怀黄继光、董存瑞，即使，某个孩子的爷爷也曾经参战，但他无法从中找到爷爷的名字，甚至说不出来爷爷参加了哪场战役。
在这里，国家民族和伟人英雄被置于史料之上。中国人能读到的战士感想，是经由第三人称描述的英雄如何奋勇杀敌，在临死前想着主席和人民。
在澳洲，纪念场所几乎看不到宏大叙事和被高悬着的爱国教育。它们更多的是一个公共空间，
连接着家庭和个体情感。一些澳洲的孩子被带到纪念馆里，寻找亲人的名字和历史资料，完成制作“家庭树”——关于家族成员故事的作业。市民们也对着那些名字，近距离的表达对于亲人、朋友的感情，或自豪、或缅怀。
这几年，中国也在学习着营造一个感性的、可以表达公民情感的公共空间。其中一个例子是，唐山大地震在过去了30年后终于建成了刻着死者姓名的纪念 墙，孩子们可以从上面找到自己亲人的名字，给他们献花。地震被作为客观的自然灾害得以纪念，而不是“颠覆政权的别有用心的谎言”。但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 上的英雄纪念碑仍然有警卫看守，不得随意接近。如果有一天，纪念碑能够从国家神坛走回到百姓身边，允许人们走近悼念，中国人的公共空间就不再是逢年过节才 有的奢侈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