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新闻报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对家人讲，这是我今年以来听到的最令我振奋的新闻。
多年前，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兴奋过。随后，友人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是非常兴奋。不过，今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意义更为非凡。
背离文明：中共仍搞愚民政策
中国大陆有一种诺贝尔情结，多年来一直有人提议，要提名中国领导人得诺贝尔和平奖，又不断鼓噪中国作家应得诺贝尔文学奖。
终于，有一位海外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了，中共传媒却进行恶意诋毁，说他在中国没有读者，又说他作品水平不高，没有代表性，比他更有资格得奖的中国作家大有人在，比如李锐、莫言等。殊不知，李锐和莫言们都是看高行健的创作理论小册子学习写作的。
由于中共的封杀，高行健出走法国，年轻一辈读者当然不知有高行健。一如今次刘晓波得奖，北京有市民不知刘晓波是谁一样，中共的新闻封锁确是到家。
思想上的禁锢，政治上的锁国，令中共专制得以苟延残喘。
中共促成了刘晓波得奖
中共革命时有句口号，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刘晓波的所作所为，就是对中共的反动。换句话说，是中共促成了刘晓波得奖。
如今，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除了刘晓波，中国至今没有一个「本土」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奖。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都是海外华人。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前不久，大陆传媒都在热炒所谓「钱学森之问」，质疑中国学府为何培养不出大师。在中共专政下，学府的「大学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少出几个唐骏式骗子已值得庆幸，又哪能奢望什么大师呢？二十多年前刘晓波说得好：一百个博士，九十九个是废物！
与刘晓波神交，从他读博士开始
如今，海外传媒谈起刘晓波，都从八九年「六四」前夕他从美国返回北京参加民运说起。
其实，刘晓波对体制的反抗，从三十年前他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青年报》创刊，我结识了该报的核心成员刘红军、曹长青、徐敬亚、王小妮和吕贵品等人。其中徐敬亚、王小妮和吕贵品三名中国著名青年诗人，正是刘晓波吉林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当时刘晓波已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不久，《深圳青年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发表了他的长篇评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全国造成轰动。他随即被形容为「文坛黑马」，随后被文化部长王蒙点名批评，并被当局列为自由化分子。
随后，他的导师黄药眠教授逝世，北京竟找不到一个教授敢带他这个自由化研究生，他面临无法毕业的窘境。好在，后来我的好友、一直支持「新诗群」的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见义勇为，接过带刘晓波的责任，他才能顺利毕业。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刘晓波可能不知道有我，我只是一厢情愿地「与他神交」。
没有直接交往的朋友
八十年代初，我在《争鸣》月刊做编辑和记者，有过对刘晓波的报道，当时与刘晓波并无直接交往。
八十年代中后期，刘晓波有过一次香港之行，我也没有与他见面。不过，随后他的一篇关于文化思想变革的长文《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在《争鸣》连载。
直到「六四」发生，刘晓波入狱，我从电视新闻得知刘晓波的妻子（前妻）带着孩子孤苦零丁，陷入困苦，我的直觉催我有所行动。我自作主张（未征得刘晓波同意），劝说《争鸣》老板温辉先生，将刘晓波连载结存的稿费及仍未登完的稿的稿费，一并交由著名记者谢平（已故）带回北京交给刘晓波妻子。
两位中国诺奖得主的比较
刘晓波实在是一个不羁的灵魂，他的心路历程是一个自由灵魂挣扎的过程。
高行健出国前夕在北京亲口对我说，他已对中国绝望，这次出去后，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国家。他法语好，意志坚毅，融入了法国的主流社会。
刘晓波曾有机会逃离中国，人生观不同，国难当头，他就回去了。他有句名言：「美国什么都好，但什么都不属于我们！」
从神交到电话往来
真正与刘晓波交往，是近十几年的事。
在刘晓波第二次出狱后不久，友人谢平和贝岭不约而同地为他的事找我。刘晓波刚出狱，想出一本诗集「冲喜」，顺便向中共「示威」。这种事过往都是田园书屋的黄老板在帮忙，他帮过太多这种忙，这次不好意思再麻烦他。既然这样，我就接下了这个「政治任务」。于是，就有了二○○○年的《刘晓波刘霞诗选》。
在这之前，刘晓波就曾通过友人向我们的《前哨》投稿；在这之后，我才和刘晓波有了直接的电话交往。
在当时而言，他的处境比我恶劣，但我的身份比他敏感。我是属于海外历史「反动势力」，国安、公安调查了我三十多年。国内异见人士与我直接交往很容易触雷，容易得到当局整人的罪名—「勾结海外反动势力」。
所以，我一般不会主动打电话给内地的朋友，是出于对他们的保护。他们找我也不会用家里的电话，因为他们家里电话一般都被当局监听，用街上的电话反而比较安全。刘晓波也一样。
刘晓波「忘」了我
我一直以为，我与刘晓波的思想和心态都非常接近，我们都非常崇尚自由，对专制独裁绝不妥协。
但我错了。
我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精神，不群不党，也不与台湾和「外国势力」建立联系。
但刘晓波不同，他在独裁专制、军警治国的环境中，根本无自由独立可言，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稍有力量和条件与中共政权周旋。就这样，他参与了创立独立中文笔会，并当了会长。他忙于会务，我与他竟有一两年没有联络。
我不群不党，除了中共认为我是敌人外，新闻界、民运界尚且有不少看我不顺眼的人。刘晓波被卷进组织中，种种人事纠纷和利益纠纷不可避免，最终树敌众多，几乎焦头烂额。
如今他虽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在网上，在民运界（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内部），他的负面新闻仍不断流传和扩散……就是有一些与他纠缠的人不喜欢他得奖，客观上配合了中共打压刘晓波。
他与我恢复联系，好像是他卸任会长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调侃自己：「我怎么这么久竟然忘了你呢！」
二○○八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从「六四」之后，二十年来，中共拒绝思想解放，抵制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变态强调国情、中国特色，强化警察国家，因而政治改革三十年了无寸进。大陆知识界为此发出哀鸣：改革已死！
中外合力推动胡温突破政改
晓波跟我说，大陆学界要发出声音，问我是否能够帮忙。我当然愿意配合。
当然，我们力度不够，人微言轻，中共当局完全可以忽略我们的压力。甚至，随后刘晓波起草《○八宪章》并发起联署，中共也置若罔闻，更是为了北京奥运和国庆六十周年的安全和杀鸡儆猴，把刘晓波抓了，并判了重刑。
这下子可好了。全国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知识界越压越不怕，大胆放言。因为经改三十年后，中共太明目张胆倒行逆施，人民已不能再等它自己改正了，外国政府和机构也不能再容忍这样的「大国」继续存在了。
于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就「替天行道」，让刘晓波得奖了。
其实，在刘晓波得奖之前，中共高层的所谓开明人士，已感觉到国内外形势的不对，知道不改变已经没有出路。
温家宝就不断重复要走民主改革之路，习近平也觉得需要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
胡锦涛面对内外压力，显得闪闪缩缩，完全失去一个大国领袖的风范。
现在，刘晓波得奖，中共除了找机会和适当方式释放刘晓波外已别无他途，它不可能再加重刘晓波的罪名。中共高层的贪腐与窝囊，肯定无胆和无力把中国这样一个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大国，倒退成北韩和缅甸这样的极端野蛮的国家。
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如果不顺应中外民意潮流，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应耻于与缅甸和朝鲜为伍
一直以来，中共以前的「保守派」（左派），如今的利益集团，都拒绝融入世界文明民主潮流，他们拒绝政治改革的借口之一，就是强调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从中共外交的侧重点看，却往往偏帮那些垃圾国家、恐怖组织。难道古巴、缅甸和朝鲜也有「中国特色」？也是「社会主义」？专制加世袭就等同「社会主义」？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亵渎吗！
在刘晓波获奖的过程中，中共公安系统仍然显露其黑社会的丑陋角色，外交部发言人与人类文明为敌的说词显得苍白无力，令中共国际形象又一次崩溃。中共仍然囚禁这么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最和平理性的人，这是对江泽民「三个代表」，对胡锦涛「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对温家宝「民主论」、「尊严论」的鞭挞和讽刺。
刘晓波的获奖，使他的名字与曼德拉、达赖、奥巴马等伟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肯定会对中国的文明起促进的作用。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正如奥巴马所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治改革却远远跟不上形势。中国已上升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实体，成为在全球拥有第二话语权的大国，硬实力已经崛起。但软实力却进不了前十名，远远没有负起文明大国的责任，仍与垃圾恐怖国家缅甸、朝鲜为伍，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仍然成为全人类的威胁。中共作为执政大党，应以此为耻。
邵逸夫奖的缺失
诺贝尔奖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不然中国社会就不会有诺奖情结。
达赖喇嘛获奖，高行健获奖，刘晓波获奖，他们三位都是真正中共执政后培养出来的人才，但他们获奖中共却觉得不体面。
为什么其它中共认可的华人得奖者，都不是中共培养的？你不进行政改，不走民主、自由、法治之路，不把国家的体制理顺，又哪有可能培养出你认为体面的得奖者呢？
由此，我想到最近在香港颁发的有「华人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
邵逸夫奖没有类似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奖项，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科学救国」，这就好像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只有一条腿走路，必然会跌倒。
我们的先辈，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推翻满清，结束皇朝统治之后，提出了不可或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这才是正路。人文与政治，就是所谓的「软实力」，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也应该是很伟大的吧！
游笔至此，我才想起，我与刘晓波神交多年，至今仍未真正见过面。我期待着，我们很快会有拥抱的一天。只是我担心，他三次被中共专政，他被中共监狱折磨这么多年，身体还行吗？
—— 原载: 《前哨》月刊2010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