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菊花夜行军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青年与政府的关系。
比如，北洋政府的时候，青年学生过得并不差，社会地位也高，可他们却总是三天两头和政府闹别扭，动不动就罢课，不光自己罢，还鼓捣各行各业跟着罢。政府自然很生气，派警察抓，但最多不过做做恐吓的样子。这是因为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都对学生尊重得很，觉得学生哥说出来的都是真真的理。忘了是杜威还是罗素，曾经感叹中国的青年学生，每次上街都带着洗漱用品，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这恐怕是老先生不太了解当时的国情。学生们的确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但这是因为一来坐在牢里，北洋政府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二来“学生坐牢”是绝好的发动群众的材料，更不要说受了伤或丧了命，所以大家相约去坐牢，很希望警察可以把自己抓进去，为革命宣传提供一点新素材。这一类的趣事，《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里记了不少。至少说明，当时的青年，摸透了政府的心思，他们和政府间的战斗，是一种知己知彼的努力。
后来，青年们开始分裂。多年的战乱，给了时代中的青年辨认和选择政府的权力，也给了他们更多的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文学记录的或许便是这样一部青春的故事，青年的选择和他们的毁灭，而整部文学史也因此充满了苦涩。时至今日，大众读物和影视剧，其所依赖的也正是这一类的“青年的选择”的魅力。我们是多么希望一遍又一遍地重温余则成许三多们的成长经历。这不仅是因为这成长中有爱情的甜蜜、信念的坚贞、不懈的毅力，更是因为，对任何时代而言，青年的选择，往往是希望的所在，而人总是喜欢和希望站在一起。
那么政府呢？比起北洋来，此后的政府自然是进步得多，不再被动地受学生哥的气了。他们越来越善于组织和管理青年。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却也因此渐渐疏远了青年的心。经济生活的迅速提高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每一样看起来都比青年的选择更为紧迫。直到汶川地震，青年志愿者的出现，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青年的选择”再次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区别在于，社会在适应了这一类的震动之后，恢复了平静，重新沉静到对“青年”的赏析之中，这其中，恐怕也包括青年自己。政府却一刻不闲。自那以后，志愿者越来越成为社会新闻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青年人的理想、热情和能量，越来越多地被积极组织和运用起来。上海世博会，无疑最大规模的一次。与之相匹配的，是“世博一代”的系列报道，几乎每天都可以读到一个90后对你畅谈自己的人生和理想。如果说，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中国社会的青年，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股无法命名也难以归类的强大力量，那么政府积极从事的正是重新组织和命名的工作。当然，政府要做的还不止于此。据报道，在世博会结束之后，政府将连续三年为应届的世博志愿者组织招聘会、创业赛，而企业也承担将优先录取世博志愿者。这样一来，政府就不仅是为这一力量命名和归类，还要为这一力量规定方向，提供物质基础，将它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管理机器之上。
当然，这只是当前政府积极展开的组织青年的一个部分。其余的部分，也许是公务员考试，也许是研究生扩招，也许是社工系的设立，也许还有更多别的的名目。当公务员考试让学生从大一开始就积极准备的时候，当青年学生仍然积极要求入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政府从来没有松懈对于青年的吸纳。而对于志愿者的招募，其新颖之处在于，它所要完成的，是对社会上那一部分仍然无法被上述渠道所吸纳的剩余力量的管理和组织。而这一部分，也许正是最有希望的所在。
尽管，我们可以坦然相信，广大青年，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的志愿和选择，不可能被政府这一类的命名和归类所垄断，更不会被其提供的物质基础拴住手脚。不过，问题在于，这种坦然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立足于今天的青年对政府的觉悟和态度，立足于他们自身的选择，正如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那些态度们一样？
然而，这恐怕便是没有依据的坦然。因为今天的政府，和历史上的哪一个看起来，都不一样，无论是其在国际中的位置，还是其对内实行治理的手段和基本态度，而将这两者放到一起审视时，更是如此。要理解和把握这样一个新的状态中的政府，并不容易。过去的经验，未必可以成为今天直接的借鉴。激励的民族情绪，大国国民的心理反应，对政府一贯的批评和不满，所有这些，在面对现实中的这个政府时，都未免失去了以往的准心。对青年来说，这种失焦，更是常态。但这样的混乱也意味着，属于这一时代的青年和政府的关系正在诞生之中。不同于以往，未必指向希望，却值得仔细思考。而这个社会中所有关心希望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们自己，首先要做的，也许就是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拿出来，正如政府这架机器已经开始积极运转的那样。只有这样，双方的关系方才对等，彼此的判断与选择也才真正开始。
2010-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