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亚运村安慧里小区，商贩们常常地大声吆喝而过，但是住在某单元21楼的蔡定剑家里却很安静。他常常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阅读国外法学专著，或是欧洲的历史。一年前一个寒冷冬天的下午，记者前往蔡定剑家采访他关于“中国民主新动力”的话题。
一年前已患肝癌但不拒绝媒体采访
蔡定剑的家客厅很宽敞，四面的墙壁上都摆满了书架，大多是法学专著，其中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国外的历史学专著。我们到达时正是下午5点多，而蔡定剑正在休息。
“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他都要休息一会，我们一般也是不接电话的。”蔡定剑的妻子说。但蔡定剑很快就醒来，并在卧室内叫他的妻子去帮忙打针，然后精神抖擞地出来见记者。
蔡定剑身穿藏蓝色衬衣，和一件灰色的毛背心，头发也梳理的一丝不乱。虽然家里的客厅中悬挂着钟表，但他仍然戴着手表，采访中不时地看着时间。他的语速很快，但吐字很清晰，完全看不出来已经身患绝症。原本约了半个小时的采访，蔡定剑却谈兴很浓，从清代鸦片战争谈起，一直到当前的社会现象，他如数家珍一般，但一个主题似乎并未改变：那就是当前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蔡定剑说，他每天都要接受很多记者的采访，还要参加很多会议，那时的他正在写一本书，名字叫《为民主辩护》，因此客厅的茶几上摆满了校对文稿。
那次采访过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才得知他已经身患肝癌。他的朋友随后告诉记者：“他恐怕已经熬不过今年（2009年）春节”。
谈改革：改革开放30年事实是政治改革
“30年在中国是一个坎，你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不是经济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呢，这个社会是有一个复史，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这一套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到1982年宪法，这一系列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一个新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发展的，新的政治基础，是从这里出发的，你没有看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说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所以我们很多人以为改革是从经济出发的，是不对的。”蔡定剑说，由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说法并不对，事实上每一次的进步都是由政治改革来推动的。
蔡定剑举例说，中国清政府时期，小日本之所以强大，既打败了当时经济亚洲第一的清政府，还可以打败沙欧，日俄战争，是因为他有现代的民主制度，有宪法，有议会，有民权，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新的政治改革的纲领，要制宪发，兴民权，张民主，这些知识分子，开明的统治者就意识到这一点。
蔡定剑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接下来就是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谈民权：民众需要更大的权利去获得利益
记者采访蔡定剑是，正值中国《选举法》的修订，作为《选举法》修订的的学者之一，他也向记者强调了民众权利的重要性。
蔡定剑举例说，城市拆迁中因为资本家、开发商和权利结合，才有强拆，强拆的结果，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开发商的利益极高，老百姓呢，有的得到基本的补助，有的连基本的补充都没得到，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权利。
“拆迁的时候他没有权利，在城市规化的时候他没有权利，如果他有权利跟开发商进行平等的谈判，他也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开发商的利润就没有这样大，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造成是由于普通老百姓权利的缺失造成的。”蔡定剑说。
对比美国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他论断：罗斯福新政大量的政策是社会保障政策，劳动保护政策，是增加大家的权利，增加大家的财富，包括罢工了，组织工会啊，包括劳动法的出台，法律的出台，这是使罗斯福新政真正的走出困境的关键因素。
记者手记：一个博学的法学家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蔡定剑纵观中西，谈起任何历史年代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并且始终都站在百姓的立场。他关注开胸验肺、关注拆迁、关注广东的村民选举……但始终决口不提自己的病情。
采访进行很长时间后，他显然有些累了，他的妻子也关心地送来糖水，嘱咐他吃药，但他似乎对媒体有很多的期待，想要抓住一些最后机会，去诠释他的观点，想让这个社会在宪政的光辉下，变化的越来越美丽。
大概在9月份，记者又一次面见蔡定剑老师，他这次消瘦了很多，脸上的轮廓也变得明显，头发在化疗过后变得焦黄和稀疏，但仍然是那样的神采奕奕。
那次的采访——2009年12月24日，采访后，他送记者到电梯口，殷勤嘱咐要将采访的视频资料刻成光盘拿给他，他没说什么原因。也就是几天后，当我得知他已经是癌症晚期的时候，我霎那间什么都明白了：他为什么要不断地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为什么要彻夜辛苦校对自己未完成的书稿，以及他为什么想让记者拿光盘给他。
作为一个法学学生，蔡定剑老师的博学让人惊叹。（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