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马 萧
受 访 人：甘铁生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访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６日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１９４６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马萧（以下简称“马”）：在“文革”期间，您的家人有没有受过迫害或遭到不公正对待？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严格来说，在“文革”中，我们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我哥哥在工厂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二级工，而姐姐当时在工艺美术学校还没毕业。母亲在单位曾经被勒令写过“思想检查”，要求她向党组织坦白交待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台湾人。不过，在被勒令反省的那几天，她像先前一样，照常地上班下班，我并没有感觉出母亲背负有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一天晚上，她还让我替她写一份“检查”材料，而这恰好是我的长项，在学校，我写过不计其数的“认识家庭”的反省材料，我一挥而就。但母亲看完我写的材料后就那么随手一扔，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还有这么写东西的哪！又很是鄙夷地说：“瞧你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呀！有这么糟践自己的吗？算啦，还是我自己写吧。”我不知道母亲最终写没写。但此后我们家依然平安无事。
我认为，我们家之所以没有受到当时“红卫兵”的冲击，全有赖于母亲在1949年时刚建立个人和家庭档案的时候，她所做的，她在自己的婚姻一栏内填写“离异”两字，而我们姐弟几人也都改随母姓，这相当于和我的父亲彻底地划清了阶级界限，因此后来母亲才被定了“职员”而不是“反革命家属”的成份，在那个注重“阶级成份”的年代，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家就孤儿寡母几个人，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被边缘化的家庭，不惹眼，不招人嫉恨，就像我自己在班上的表现一样默默无闻，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应该说，我们家在“文革”中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家庭内部——来自我这个“叛逆”。在当时的年代里，任何人都会被那种疯狂的社会氛围所感染，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真实和顺理成章，什么叫不可抗拒，什么叫“历史潮流”，什么叫“革命”和“进步”，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明白其真实内涵。你只能跟着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们一齐起哄，否则你就是“阶级立场”不稳，“阶级感情”不深，“阶级觉悟”不高。而那些挨打的都是“黑五类”，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抄家、打人就变得那么地合理和顺乎自然，并且这被认为是力求“上进”的表现。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一位姓宋的干部子弟，他是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发起人之一。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的恨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而这位姓宋的同学在当时竟然还算得上是一位“理智”、“温和”的“红卫兵”，因此可以想像，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多恐怖。而在当时，“恐怖”这个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它是合法的，是一种荣耀，经常被“红卫兵”们挂在嘴边，就叫“红色恐怖”。
还有一位叫张明（与被流放到新疆劳改的张明同名）的干部子弟，是我们６３２班“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我听说张明在“知青”下放临行前，特地找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位叫戴建中的同学，发表临别赠言，这是两人自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以来的唯一一次交谈，张明对戴建中说：“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张明坚定不移地走出了教室。这种以“阶级立场”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得彻底地清算，并且一直若隐若现地存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和人际交往之中。
到今天为止，官方对“文革”中的受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有民间学者统计，在“文革”期间遇难的受害者至少达数百万之巨，而他们的家庭肯定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相比之下，我们家还算平安的，我认为，“文革”的危害，除了拷打、虐待、流放和死亡，更严重的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人伦的摧残和精神的毁灭。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剥削有两种，一种是血汗压榨和肉体消灭所造和成的个体磨难和痛苦，另外一种，是对精神的欺骗和榨取，后者的性质应该是更恶劣的，直到今天，这个民族都没有真正地反思、反省过“文化大革命”，这恰恰是由于对人们的精神欺骗和榨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马：请您谈一谈对“文革”中的生活体验以及对“文革”的看法。
甘：凡是当年大专院校的学生或是中学生，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自觉自愿地投身在这场运动之中。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原因在于，１９４９年以后，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无产阶级世界观”、“阶级斗争”理论、“培养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等等，再鼓吹历史发展“五阶段”的所谓“进步论”。作为未经世事、思想幼稚的学生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辩别和抵制。在当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学生，都是共产党号召什么，责无旁贷地响应什么，用党的语言来说，每个人都必须紧跟形势，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会被历史淘汰。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镇反”、像“反右”、像“三面红旗”、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能够在中国运动起来，它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１９４９年后，共产党一面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对整个社会保持着镇压的态势，另一方面，不断地向社会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下，整个社会陷入到浑浑噩噩、诚惶诚恐的存在状态之中，唯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命令是从。像在“放卫星”期间，一些报纸上报道的某某地方“亩产粮食上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明显违反生活常识的谎言都能够大行其道，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接受，因此，后来出现的“文革”中一个家庭相互为敌、四分五裂、必欲置亲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荒诞事情，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们来说，追求“上进”的唯一表现就是听从党的召唤，不仅仅对我本人是这样，时刻敦促自己“认识家庭”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当时，又有多少追求“上进”的同学将自己每日写下的日记交给学校的党、团组织呀！结果，在“文革”期间，那些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和家庭琐事的日记，成为自己思想反动的“反革命”证据，从此再也没有翻身的日子。我身边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他将自己的日记上缴了，结果不但自己被划为“右派”学生，而且还因此将家人卷入进来。我十分庆幸自己那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否则我肯定会全部上缴的，现在想起这些事情都觉得后背发凉。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本质有所认识是在１９７１年林彪一家人坠亡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在此之前，我满怀激情地奔赴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只有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当最初的激情过去，冷静下来的我发现，在这个小山村里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和党的政治宣传沾不上边，但我此时还徘徊在真相的边缘，心里只是有些疑惑。在修“大寨田”运动中，我充当突击队员，在生产队里抢修和开发新的“大寨田”，这是重体力活。有一次，突击队的队长，一位老共产党员，对我说：“你们插队的学生哪里知道，共产党厉害呀，比小日本厉害多了！”他指的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吃“大锅饭”的事情，家家户户不允许在自己家里开伙，不允许私自藏匿粮食。但是，农民家里祖祖辈辈都有家里存隔夜粮的习惯，因此，公社的干部们便让村里的共产党员带队，挨家挨户搜粮食。“日本人占领时也搜过粮食，汉奸带着，可他们就是搜不着哦，但共产党一搜，没有一家能躲过去，全被搜了个底儿掉！共产党是不是比日本鬼子更厉害！”他站在山梁上指天画地地骂着共产党，我目瞪口呆地听着，没想到一位小山村里的老共产党员竟然会有这种“反动”的思想，这让我的心灵很震憾。他的“反动”思想还不止如此，他又谈到对“斗地主”的看法，这位老共产党员非但不理解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反而替那些地主们鸣不平，“妈的，那会儿地主老财用长工，啥也不说，先让你吃，你吃不下八大碗，他压根儿就不用你！咋，能吃才能干呗！”听听，八大碗！可今天，我们能吃上一碗干饭就不错了！我听着他发的牢骚，很新鲜。有人接着他的话茬往下说：“你看俺们老辈人，个个一米八几，再看你们这些后生，个个都矮俺们一头两头的！”我一听，这倒是实话，我们正处在要吃饱吃足的长身体的年岁，但个个都生得瘦小枯干，饥饿呀。
等到下放的“知青”返城过春节，一些闲不住的、活跃的、平时关系处得不错的学生们就聚在一起，交换信息、谈心得体会、聊奇闻轶事，讨论政治运动的走向，互相“跑书”，这很重要，互相之间开拓眼界、彼此启发，这时，同学们的思维不再像被圈禁在学校里那样了，创作“地下”歌曲，收听“敌台”，一些活跃的学生还组建了一些沙龙，我们那个中学生沙龙被其他沙龙的同学戏称为“二流社”。我逐渐开始反思“插队”本身的问题，这在现实中哪里像是党所讲的那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四”道路，这完全是瞎扯蛋嘛，连马克思都说“粗糙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改变世界。”这句话被我抄在笔记本上。
而在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在我们去之后第三年才通上电，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山里头靠肩挑背扛糊口度日，这是他们的真实生活，难道靠“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创造出一片新天地？问题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都移了二十多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这里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农民实际上也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过得多么幸福，甚至连那些老共产党员都对“文革”牢骚满腹，怨声载道。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头脑中就不由得浮现出那几年高音喇叭里没日没夜都在播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这首歌，这时回味起来，意味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似乎听出了别的东西，这就像跟小孩子斗气似的，你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偏偏说好！
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给我完成一个自我救赎和自我启蒙铺垫了一个心理基础，后来，毛泽东针对郭沫若发表《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自这首诗发表以后，又掀起了“批孔”的政治运动，这时，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我们先前所受的教育，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这些崇高的理想事业那不都是胡扯吗？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展的“与传统决裂”、“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都是哄我们这些学生瞎起哄架秧子哪！折腾来折腾去，原来还是在行“秦政法”呢！还有什么“反修”、“防修”，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闹了半天都是瞎掰，到了这个阶段，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深深地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也看透了许多以前感到迷惑、总是让心里添堵的事情，既然如此，我还跟着起什么哄？于是，我就把一直悬吊着的心情整个儿给放松下来，并且认为自己已经从恐怖的红色泥潭中脱身而出了。
话虽如此，但这么多年来接受的政治教育，要求我们学生关心政治形势的习惯却改不了，不过，我学会了在共产党严密的舆论封锁中巧读“两报一刊”和《参考消息》，从它们的只言片语中筛选出真实资讯的本领，比如，我从党对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的吹捧中，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红色恐怖”和种族灭绝的迹向。１９７４年，波尔布特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毛向波尔布特推荐了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在中国期间，波尔布特还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而在朝鲜，他又见识了“千里马运动”，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结合柬埔寨的“国情”推行柬埔寨特色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等到了１９７５年，当波尔布特再次来到北京时，毛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由此，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今天，柬埔寨“红色高棉”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正在一一被昭示出来。
现在想来，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果没有个人崇拜，没有对党的领袖的绝对忠诚，这样的极权制度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这是当初中国共产党拼尽吃奶的力气批判赫鲁晓夫的原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１９５６年２月）上所作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批判个人迷信，在中国国内引发的政治反应是将赫鲁晓夫视作共产主义事业的叛逆者，苏联共产党从此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苏修”，中苏交恶，这是正统的共产党人的一种典型反应。我记得在我们的政治课堂上，政治老师是如此教授我们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高喊‘斯大林，我的父！’斯大林一死，立马否定，说要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这一事件也成为毛泽东的一块放不下的心病，他担心在他死后遭遇和斯大林一样的命运，这大概也是他发动“文革”、试图清除党内政治对手的一个原因吧，而他所指向的清除目标，正是那些当初把他送上“神坛”高位的亲密战友们。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造神”运动是在１９４５年的“七大”上，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将毛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即使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为了向毛表忠心，刘少奇还多次说过“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
第二次“造神”运动则是由林彪来发起的，他接过了刘少奇的棒，成为继刘少奇之后的党的内定接班人。林彪发明了“红宝书”，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句顶一万句”，他没汲取刘少奇的教训，仍然不遗余力地“造神”，结果，他也自食恶果。老婆、惟一的儿子都完了。从这一点看，不比刘少奇惨多了吗？
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还是别的受到迫害和整肃的共产党人，最后都被这尊人造的“神”在“文革”中迫害得六神无主、生不如死，落得个极其悲惨的结局。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他们无疑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是，我认为仅有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正是他们，成就了这尊“神”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也正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当今这种畸形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哪怕像我这种家庭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又是台湾人的年轻学生，都主动卷入到揭发和批判亲人的行列之中，更惶论其他人，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时候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其外，不能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今天，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了，只要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进化论理论依然被视为颠仆不破的真理，人类被一种魔幻般的意识形态所吞噬，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其中被视作一种纯粹功能性的存在，被抛掷于伟大的历史进程的高歌猛进之中，只要它依然被视作一条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进化道路，那么，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抑或别的什么更动听的名义，都不会对我们的境况从根本上有所改观，这是由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这么多年思考下来得出的一个结论。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