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怀着对先贤的崇敬，对民主宪政的渴望，2010年11月我来到中国宪政先驱汤化龙的故乡湖北浠水。
我是11月5日上午到达武昌的。本来早就与浠水县翔宇旅行社讲好，我自己乘车去浠水，然后他们带我去汤化龙故居和墓地。但5日早上，我还在火车上，旅行社的小张就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公司的陈总因事去了武汉，5日下午可以把我带到浠水，要我直接与他联系。
一下车，我就给陈总打电话，他告诉我说事情一时办不好，5日下午走不了了，6日早上8点，他准时来接我。
这样，我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呆在武昌，而武昌又是汤化龙从事宪政运动极为重要的地方。
红楼 汤化龙和一个伟大时代
世人可能只知道厦门有个红楼，那个赖昌兴为权贵们所建的温柔富贵乡。而在湖北省城武汉，也有一个红楼，它的名气应该比厦门的红楼大很多。它就是清末的湖北省谘议局，现在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汉当地人把它称为红楼。
红楼并不难找。从武昌火车站乘10路公共汽车2站路到阅马场下走不远就到了。红楼的前面现在建了个首义广场，而它的后面，就是大名鼎鼎的龟、蛇锁大江之一的蛇山。武汉的城市标志黄鹤楼就在红楼北面的蛇山顶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下诏预备立宪。三十四年八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统元年九月，在各省开设谘议局，也即临时省议会，从那时开始清王朝进入真正的政改时期。武昌红楼就是清廷预备立宪时代的历史产物。
1907年9月20日，慈禧下令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10月17日，命各省督抚速即在省会筹设谘议局，作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和采集舆论之所。规定由符合一定条件的绅民选举贤能者为谘议局议员。当时的湖广总督赵尔巽遂遵旨在武昌设立湖北谘议局创办所，奏派布政使为总办、挑选学过法政的人员充任坐办和参事，着手筹备工作。1908年7月，清廷颁布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限定各省谘议局在一年内完成选举，正式成立开局。同时，宪政编查馆要求各省成立谘议局筹备处。
红楼是由陈夔龙定址修建的。1908年5月，陈夔龙接替赵尔巽出任湖广总督，继续湖北省谘议局的筹备工作。1909年9、10月间，鄂督陈夔龙选定阅马场北边紧靠蛇山的绿营旧址作为谘议局议场的建筑地段。建筑图纸则是照搬江苏谘议局的图纸。江苏谘议局的图纸是张謇派人到日本参观议院，采访多种建筑图案后，仿造设计的。因此，湖北谘议局与江苏谘议局建筑形式基本一致，为日本议院建筑风格。
议场建筑确定后，议员们又提议在谘议局议场后面的空地上，另建一个专供议员食宿的议员公所。当时，估定议场的建筑费为银80000两，议员公所的建筑费为银26000两，共计需银106000余两。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楼也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建筑群。它占地18694平方米，建筑面积6139平方米。1909年12月开工建设，1910年9月初如期完工。因整个建筑外观为浅红色，得名红楼。
早在陈夔龙督鄂之初，经人介绍，陈奏请朝廷将时任法部主事的六品官鄂籍人士汤化龙调回湖北，充任湖北谘议局筹备处参事，以筹备本省的自治事宜及省谘议局的组建。经过10个月的筹备，1909年6月，举行了湖北谘议局议员的初选，9月底举行复选。据史料记载，当时湖北全省共有113233名合格选民选出议员80人，驻防议员4人，候补议员13人，秘书长1人。10月3日，议员齐集武昌，选出吴庆焘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为副议长。3个月后，汤化龙出为议长，这样，时年35岁的汤化龙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省浠水县人，1874年农历10月19日出生在浠水县南凉乡牛黄垱汤家老屋。祖父汤德澡，字兰生，为浠水有名的秀才，苦读诗书以至双目失明。父亲汤聘莘，放弃学业，以做生意维持家计。常年奔走在孔垄、九江、安庆这些地方。汤化龙共有兄妹6人，汤化龙居长，曾任湖南督军的汤芗铭是其弟弟。19岁时，汤化龙以县试第一名成为秀才。因为家里突遭变故，汤化龙不得不中断学业，在家乡以教书补贴家用。24岁时，成为官费生，进入张之洞督鄂时设立的黄州经古书院学习。书院的院长先后由名翰林周锡恩、姚晋圻出任，汤化龙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是黄州经古书院的优等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8岁的汤化龙应乡试得中举人。1904年，参加会试，成为二甲第一百零八名进士。1905年9月，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因此汤化龙也成为自605年以来1300年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进士之一。立宪派的许多重要领袖如蒲殿俊、梁善济、谭延闿、张国溶都与汤化龙是同榜进士。
汤化龙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经历了中日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和庚子之乱后国家剧烈动荡的时期。特别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效仿西方宪政的日本取胜，实行专制的沙俄失败告终，导致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要求实行宪政的全国运动。江苏的张謇成为这场宪政运动的旗帜性人物，他与海外的梁启超遥相呼应，从而使中国的宪政运动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时任刑部主事的汤化龙受这种时代潮流的强烈刺激，感觉到清王朝已腐朽不堪，灭亡在即，而自己所学的东西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如果不求取新的知识，必为时代所弃。因此，汤化龙自己主动申请官费留学。1906年，32岁的汤化龙来到日本，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法律制度，这为汤化龙此后成为中国宪政运动的领袖人物奠定了基石。在日期间，汤化龙还与湖北同乡一道设立了湖北教育会，相约回国后从事振兴教育的工作，这是汤化龙从事社团运动以求改变国家现状的开始。
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成立，中国宪政运动进入高潮。对于谘议局，民间的期望值非常高。当时的上海中外日报就曾著文说：议员有代表国民之责任，自应于国计民生筹之至熟，直抒己见，不屈不挠，方为尽职者。若夫瞻前顾后，缄默自安，或浅见寡闻，盲从阿附，甚则结党自固，假公济私，则国人均承其弊，而大困矣！
不过，当时的清王朝对于各省谘议局的开设，仅仅把它视为收集民间舆论的场所。因此宪政编查馆曾奉命致各省督抚：谘议局议事权限，屡奉谕旨，不得逾越，自应恪遵办理。该局所议事件，既以本省地方为限，自毋庸与京师各署文电往返。除俟资政院成立后得照章随时报告呈请资历政院核办外，现在该院未成立以前，如有关系该局争执事件，暂准由督抚分别据情电咨核覆，以照慎重，而清权限。一纸电文，谘议局完全受制于地方督抚，这是所有谘议局议员没有想到的。
当时，当选的议员大多是地方的优秀分子，他们一心想成为民众的表率，实心为民办事，以求有益地方，有助国家。而且由于立宪派在此期间在各省成立了许多立宪团体，因此，当时各省被选为议员的，大多是赞成宪政的立宪派人士。象江苏的张謇、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直隶的孙洪伊、福建的刘崇佑等立宪派代表人物都被选为谘议局的议长或副议长。在他们的推动下，谘议局一时成为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民意机关。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对于谘议局的成立曾有下列记载：谘议局在中国，本来是破题儿的第一个创局。当时虽处于君主专制之下，然因为属于立宪的初步建设，所以当时民气很是激昂一致，抱负亦很不凡，有几点直到现在，还有追述的价值，已经成了历史上的想望了！
第一、当时议员从各地当选，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动认为优秀可靠，就选他出来，拿最重大的代表责任和地位，加在他的身上。势力和金钱的作用的运动在那时竟没有人利用，也没有受利用的人。那当选的议员，也人人自命不凡，为代表民意力争立宪而来。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这带来的责任上边，所以彼此的交接和自处的来路，都是极纯正清白。大家都没有含糊，所以观念和动作，自然而然和后来完全两样。
第二、开会以后，就推出各课的审查员和常驻员，有了一件请愿或者交议审查的案件，不是大家详尽的讨论，就是各去看有关涉的书本，再不然到实地上去考究，大家都认认真真当一件事做，总得要商找出一个相当妥善的结果，才算有交代。在开议的时候，陈述理由，滔滔不绝，大家都息心静听，一到辩论的时候，各逞词锋，好像临阵杀敌，你一刀我一枪，毫不退让，完全在正理的事实的范围内，争论出一个真理性来。到了议决以后，大家就抛弃我见，服从多数，就是遇到了不能立时解决的争执，只要议长一声停止，或是休会，那全场立刻收起阵来，鸦雀无声，这才叫表示议员本身的人格，议长领导的重望和议会地位的尊严。
张季若的这段叙述，于汤化龙领导的湖北谘议局而言，同样贴切。1909年10月14日至12月2日，湖北谘议局举行第一届常年会，就议决议案70多项。1909年11月2日，东京湖北留学界公举的拒借外债代表夏道南、张伯烈抵鄂，谘议局召开千人大会欢迎，并于11月5日，为拒债保路，成立由汤化龙、刘赓藻等10名议员负责组织的\”湖北铁路协会。\”
1910年10月3日，湖北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在红楼按期举行，会议由议长汤化龙主持，会期50天。这次会议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讨论了\”兴办教育\”的议案，认为宪政万端，教育实为基础。二是大量揭露地方官府及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违法行为，议决了关于整顿湖北吏治的议案，并使克扣堤工费20万串的荆州知府斌守俊伏法。三是拟订了《整顿统捐办法》等一系列条例，并议决了湖北地方行政经费预算案，如此等等。
但与全国各地一样，谘议局议决的议案虽多，督抚们颁布施行的却很少。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九、十日，上海中外日报就曾论及此事：自上年开幕以来，提议事件不为不多，集议时间不为不久，至考其若何成绩？则未之前闻。就地方官一方面而言，不曰侵权越限，则曰舞弊营私，所有局员议决之件，十九遭其斥驳，否亦第置而不答。
同年9月6日，上海《申报》中一篇名为《论今日之谘议局》的文章也这样说道：议决案件，大都虽经公布而不见实行。试以江苏言之，其应行不行者盖多矣。若整顿征收丁漕积弊案，若实行禁烟案，若永远禁止彩票案，皆去年所议决，而今犹未能实行也。
同年10月1日，上海《时报》之时评以苦恼为题讥讽清廷：自去年设谘议局，而督抚多苦恼。自今年设资政院，而督抚又多苦恼。敬告督抚，勿以为苦，勿以为恼，百姓之苦恼，甚于汝万倍也。
谘议局议员为民选，维护的自然是民众的利益，这导致谘议局与清王朝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而立宪派人士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清廷有意拖延国会的设立，因此要求早开国会的声音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
汤化龙等大多数立宪派人士主张重建设而不重破坏，更不愿走激烈冒险的道路，他们希望依循正当途径，用缓和的方法，利用旧政权来达成立宪的目的。
张謇曾在一次与浙江人士讨论请开国会的会议上有过一简短辩论，浙江人士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而张謇则说：我辈在，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这足以看出立宪派不希望国家出现剧烈动荡而给民众带来不可预知的巨大灾难。
因此，虽然与清廷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但立宪派仍然采取温和的办法与清廷斗争。从1909年底到1911年5月，立宪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活动，汤化龙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逐渐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全国性领袖人物。1909年12月，16省谘议局各派代表3人云集北京，举行联合请愿行动，并成立联合会，汤化龙被推举为主席。
国会请愿活动最初由江苏谘议局发起。早在谘议局成立之初，江苏谘议局就派孟森、孟昭常、杨廷栋、方还等人分赴各省联络，约定各省谘议局于闭会后，各派代表数人，于11月中旬齐集上海，共同讨论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事宜。孟森在他所写的《三十日旅行记》中，详细记载了1909年秋天他到北方各省运动请愿国会一事：（九月）二十二日十一时，赴（奉天）谘议局，晤正副议长及书记长。皆热心国事，谈及时局，颇形愤激。彼此所见甚同。即晚通知各议员，其吉、黑两省亦允即往接洽。(九月二十七日)五时半赴奥租界满春楼晚餐，此次为议员公席，招待周至，可感。席间畅谈时局及政治上应如何活动，如何进行，彼此相得甚乐。又议定津局另推一人赴山西联络。
从孟森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规模的请愿国会运动之前，立宪派人士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和周密的安排。
在请愿期间，全国舆论也一边倒的支持立宪派，1910年正月初八，上海中外日报发表以《敬海内继续国会请愿之各团体》为题的社论：按欧西各国始行创设国会之时，其人民莫不牺牲巨万之生命以为代价，而或经数年而得之，或经数十年而得之，从未有不极之颠连劳瘁，而能遽达目的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国民有当兵纳税之义务者，即有请开国会之权利，夫固非异人任也。希望国民咸纷纷然投袂而起，则既有数十代表为之前茅，复有亿兆国民为之后援，前仆后继，在政府必有曲从民欲之一日，而岂能始终持其缪柱刻舟之成见者。
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过后，清廷只把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这让全国舆论大失所望。1910年10月6日，上海《时报》以《论国会不与内阁并立之弊》为题说：所谓责任内阁，此责任二字非对君主而言，对乎议会而言也……总之有国会之内阁专权而不跋扈，植党而不营私，而无国会之内阁，则专权必至于跋扈，植党必至于营私，然则国会未立先设内阁，其不利于君主不利于人民可知矣。
10月7日，中外日报以《读初三日上谕感言》为题发表社论：夫以政府之心理观之，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盗贼。当此多难之日，上之与下绝无开诚布公相亲相爱之忱，以此等煌煌大诏，而含有无数愤恨嫉恶之意，何其不祥之甚也。吾国民诸君乎？诸君其速觉醒，以如斯之政府，其所定之议院法可想而知，其所定之宪法可想而知，其所定之官制可想而知，而将来内阁之人物，可想而知，政府之权力可想而知，呜呼！今后我民之所着意者，不当在于国会期限之问题，而当在于上者所举加之意可也。
对清廷全国民众已彻底绝望，当时全国各界都认为汤化龙任主席的谘议局联合会是领导立宪运动的统一机关，虽然没有国会之名，但实际上已经代表了全国民意，因此各界对该会期望很高。上海申报曾在《对于谘议局联合会之希望》一文中说：今日时局迫矣，政府无可属望，所望者唯民党之活动耳！而诸君又铸造民党之模型也。因此盼望联合会：一、能与资政院民选议员息息相通，而各省谘议局策其后援。二、能为一有纲领有主义之政团，使全国之党派皆屈伏于其下。
全国民心之向背已经如此，而清廷仍然执迷不悟，千方百计压制人民的立宪活动。不仅地方政府强行解散请愿活动，而且摄政王载沣还准备组织一个国事侦探团，专门用来监视国人行动，搞得举国舆论哔然。
而清廷后来搞的所谓内阁又被中外日报之前的社论完全言中，清王朝的昏聩无耻更加激起立宪派的愤怒。汤化龙愤然而起，再次进京准备与清廷理论，1911年4月，当汤化龙从汉口出发时，送行的队伍超过万人，场面蔚为壮观。这也使得汤化龙豪情万丈，誓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到京后，立宪党人数度上书反对皇族内阁，但他们的努力均不为清廷理睬，最后竟遭到训斥。汤化龙等人以和平方式争取宪政而达不到目的，他们的情绪也逐渐激烈。上海时报的时评曾说：联合会奏请亲贵不宜任内阁总理，不仅为国民计，为国家计，亦为维持皇室尊严计也，乃政府不以为可，将来以内阁之动摇侵及君主之神圣，此则可深忧耳！
1911年4月11日，清廷接受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张，发布收回川汉、粤汉铁路国有上谕，激起川、鄂、湘、粤四省民众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领导中心就是各省谘议局。立宪党人本来就因请愿速开国会的目的不达对清廷充满怨恨，而铁路国有上谕一发，更使他们怒从中来，他们也找到了立宪运动与民众维权运动结合起来最好的途径，那就是发动最广大的民众进行街头维权运动。汤化龙曾与蒲殿俊相约，只要四川举事，湖北一定成为四川的后盾，立宪派与清廷的矛盾一触即发！
在今天的红楼前面，立有一座孙文的雕像，而且在纪念馆的介绍性文字里面，把武昌起义称作孙文领导下的湖北地区革命党人所为，这无疑与史实严重不符。孙文与红楼的初次接触，是1912年4月以后，那时下野的孙文接受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邀请来湖北做客才首次来到红楼。当时民国初建，国家百废待兴，正需要各种力量相互妥协，团结一心，共同巩固还在风雨飘摇中的宪政民主政权。但孙文一到武昌却大谈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搞得武汉人心惶惶。
孙文从来不曾是辛亥革命的全国领导人，湖北革命党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领导。更何况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是由多种力量合力而成，革命党人仅仅开了第一枪，而并非主要力量。
民国建立不到两年，孙文就背叛民国，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后来更是一再破坏民国的宪政秩序，把孙文称作\”国父\”，显然是后来的野心家们的别有用心。孙文是崇尚暴力的，而以后中国历史一直充斥的就是所谓暴力革命,从孙文到毛泽东，暴力的传统一脉相承。孙文对中华民国的北伐，以及毛氏为争夺政权的三年内战，这些无不是血腥暴力的杰作。只有把孙文作为历史的正统，才能为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恶辩白，才能使自己为满足一个小集团个人欲望和野心的暴力行为变成为大众谋幸福的堂而皇之的借口。所以孙文就这样被人为推上中国近代历史的最高处，成为辛亥革命的代名词，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哀，更是对百年来屡遇挫折的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莫大的伤害！
在红楼，曾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那部电报机已经不见了，但汤化龙那正气凌然的声音分明还在红楼回荡：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武昌义举一起，汤化龙一纸电文，全国云集响应，清王朝也在各种反清力量的合击之下，轰然倒塌。
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行由上海赶到武昌。宋教仁在武昌只停留了13天，但这十几天，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宋教仁与汤化龙曾同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过，对宪政民主的理念相同，所以他们能够摒弃党见，一见如故，红楼也见证了他们一起制订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的过程。中华民国建立后颁行的《临时约法》就是以《鄂州临时约法》为蓝本，宋教仁与汤化龙无疑是中国宪政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只可惜，国运不祚，五年之内，这两位医国手竟连遭不测，而且都是在国家风雨飘摇，最需要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守护的历史关头。
百年过后，长江奔流，蛇山屹立，红楼留下的却只有遗憾。汤化龙、宋教仁早成国殇，但他们至死追求的宪政民主，仍如海市蜃楼，遥不可及。
浠水 两个被国民党暗杀的民国名人
浠水县在湖北省东部，以贯穿全境的浠水而得名。长江流经其县域南部，京九铁路和武黄高速经过此地，因此，无论陆路、水路，其交通都十分便利。这里有长江亿万年冲刷而成的广阔平原，也有大别山延伸而来的低山和丘陵，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汤化龙就出生在这里。另一位被国民党暗杀的名人闻一多也出生在这里。
来浠水之前，如果不是因为查阅浠水的地理环境、人文状况，我是绝不会知道闻一多也是浠水人的。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只在历史上留下一篇《最后一次的演讲》的民国大学教授，竟然成了今天浠水的名片！一句\”欢迎你来闻一多的故乡浠水\”足见他在此地的份量。
说实话，尽管小时候读书时受过这篇演讲的刺激，但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已从心底淡忘了这种激情。1946年的中国，本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历史时机，但又有几人珍惜过呢。国民党不良毋庸质疑，因为它执政几十年，并没有使中国进入宪政民主时代，相对于28年前的民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历史的倒退而不是进步，它建筑在孙文党国、党军的专制理论之上，最后被一个更加极权的势力取代也是咎由自取。
但那些号称民主力量的中间势力呢？那些曾为现在这个极端势力推波助澜的人物，他们又经得起历史无情的拷问吗？我曾深深审视过国民党执政时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储安平。储安平痛骂蒋介石固然有勇气，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批判现实是他存在的基本方式。但我觉得储安平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着浓厚的投机心理。作为一个饱览群书的学者，储安平应该知道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不是西方的童话，而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惊人的政治预言。作为一个资深的报人，眼光独到的社会观察家，他更应该知道极权主义给苏俄带来的巨大的人为的灾祸。因此，在不断痛骂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的同时，储安平更应该大声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的将是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但可惜的是除了攻击国民党外，他对另一种极端势力，放弃了应有的警惕。
关于闻一多的被杀，现在海外有史料显示并非是国民党干的，而是当时的另一集团所为。当然这只是一说，真相到底如何，还要等历史彻底解密之后才有定论。
闻一多是浠水县巴河镇人，在巴河还有保存完好的闻一多故居。而在浠水县城清泉镇，则有1992年建成的闻一多纪念馆，纪念馆馆名由江泽民题写。闻一多纪念馆建在浠水县有名的清泉寺遗址上。1918年春，最后一次回归故里的汤化龙曾到清泉寺一游。
据浠水县博物馆岑馆长介绍，1993年闻一多纪念馆开馆之时，浠水方面请来了本地一位名人，时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的汤佩松主持揭馆仪式。汤佩松是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同时，他也是闻一多的老乡和校友。汤佩松生于1903年，浠水南凉乡牛黄垱人。据浠水博物馆人员介绍，汤佩松少小离家，只回过家乡这一次，2001年，汤佩松以98岁高龄辞世。
汤佩松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宪政先驱汤化龙的儿子。1925年6月22日，梁启超在致胡适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顷为一小词，送故人汤济武之子游学。（此子其母先亡，一姊出家，更无兄弟，孤孓极矣。）即用公写法录一通奉阅，请一评，谓尚要得否？（下阕庄语太多，题目如此，无法避免，且亦皆心坎中语也。）
沁园春*送汤佩松毕业游学
可怜！阿松：万恨千忧，无父儿郎。记则翁当日，一身殉国，血横海峤，魂恋宗邦。今忽七年，又何世界，满眼尽是鬼魅场。泉台下，想朝朝夜夜，红泪淋浪。
松！已似我长，（适按：此四字原稿为\”躯已昂藏\”）学问也爬过一道墙。念目前怎样，脚根立定，将来怎样，热血输将？从古最难，做\”名父子\”，松！汝嵌心谨勿忘！汝行矣，望海云生处，泪千行。（《梁启超年谱长编》669页）
梁启超与汤化龙的交往应该开始于1910年或者更早，交往的原因则是为了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
由于身在海外，梁启超与国内立宪派人士的交往主要依靠书信的往来，同时徐佛苏也充当着梁启超与国内立宪派人士的联络人。也正是他们将清末的宪政运动推向高潮。
民国建立后，1912年1月，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等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梁启超经孙洪伊介绍成为会员。同年四月，汤化龙曾奉袁世凯之命前往日本，与梁启超商讨回国事宜，同时商谈在国内组建一个大政党。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与汤化龙成为进步党的领袖。
在民初的政党中，与立场激进的国民党不同，进步党相对保守，这导致一直以来的所谓史家总是把进步党看作北洋势力的帮凶。而民初著名史家刘以芬则认为：进步党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我国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故彼之所谓结合，亦有其一定限度，与一味附合者不同，苟一旦越此限度，则彼即不能不顾及自己之立场而立与离异。
与孙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党相比，进步党更像一个现代政党。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宪政秩序恢复后，汤化龙曾倡导不党主义。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以此诟病汤化龙。其实汤化龙认为，当时国家新造，而国内真正有宪政民主思想的人不多，分朋无异自弱。为了对抗强大的旧派势力，所以有宪政理念的人士不如不组党。他认为这好比乘舟于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中，大家只宜同舟共济，以抗艰危局面，等到达彼岸后，我们自然可以分道扬镳，各自为政。这样的想法不仅适宜于当时，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何尝没有借鉴作用？
1917年11月，存在仅3月有余的段琪瑞内阁倒台。进步党三领袖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内务总长的汤化龙、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也愤而辞职。这一次，梁启超一纸辞呈，对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作了总结，也道出了坚决离开政坛的弦外之音：为呈请辞职事：窃启超一介书生，二十年党锢，功虽迂于牖国，志实切于挽时。属际艰虞，重承鞭策，使膺计部，重备阁僚，奉职以来，精诚殚耗，乃竭拘墟之见，未穷应物之方，时变环乘，赞襄无状。……
梁启超一下台就计划去欧洲作一年的旅行，并于1918年12月23日终于成行。而早在这年的3月，汤化龙已乘轮东去，到日、美考察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去了。这一去，汤化龙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只有魂归故国了。
进步党人刘以芬曾对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作过这样的比较，他说梁启超是一个书生，林长民则近乎政客，只有汤化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对于中国宪政事业，汤化龙也不像梁启超那样一遇挫折就撂挑子，最后竟然赌气离开政坛。在出国考察前，对民国政治的现状，汤化龙曾有一段至今仍发聋振聩的分析：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死心削迹矣。吾政制师外国，不知彼固亦旧而新，恶而善者，方其自旧之新，自恶之善，必有层累曲折致力之所始。逮今日吾但取彼既新既美之制，涂附旧习恶政之上，以冀相入，其药不应病，宁足怪？而觇国者皆摭此遗彼，此良可恨。吾将亲察而求之，或有万一之获。
1918年3月24日，汤化龙偕林长民、蓝公武等人开始了出国游历。他们先到达日本，在此呆了两个多月。而在汤化龙出游日本前一天，段琪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段琪瑞一直持有武力统一中国的想法，他一上台，就向日本求援，以西原借款从日本得到巨额军费，并且于1918年5月16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段时间恰好与汤化龙出游日本时间吻合，故时值今日，仍有所谓史家，大肆污蔑说汤化龙到日本是为段琪瑞作说客，目的是从日本人那里取得援助。
而据后来被毛泽东列为战犯的民国政治家曾琦当时的日记记载，段琪瑞与日本签订协议后，曾遭到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曾琦与汤化龙就曾商谈过学生如何罢学归国反对段琪瑞一事，下面摘录曾琦当时日记几则：
四月五日，晴。丘、唐、庄三君及其他社友数人来开编辑会议，约二小时散会。昨日汤济武君谈话有可记者，即谓十年前，彼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家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养，国将何望？言颇沉痛也。
四月十日，午后赴本乡追分町帝大青年会，与通信社诸同人欢迎汤济武、林宗孟、蓝志生、陈博生诸人莅会演说，汤林二公皆各述其已往之经验，及将来之理想，尤以林说最为沉痛。予亦起立发言，略谓诸公在国内皆号称稳健之士，唯其稳健，愈当急进，国家已濒危殆，何为尚徘徊新旧两党之间云云。旋共摄影纪念，五钟半散会回寓。
五月四日，阴。晨偕（雷）眉生，（冯）若飞访汤济武君，询其近日对中日交涉所得消息如何？并劝其关于留学生倡议全体回国事，宜有所主张，免致青年失学，无所归宿，坐谈移时归。
五月二十六日，阴。晨偕若飞访汤济武君，闻渠将赴美国，因询此次来游日本观察所得之感想如何？汤君历述种种，具大要谓日本维新先辈之规模，终较今之人物为伟大。又其国政治之进步，由于社会未坏云云，与余所感，颇有同者。旋复追述吾国近年之政变内容，及渠与任公入阁之政见，约谈二小时之久，其言皆阅历之语也。
1918年6月8日，曾琦起程回国，当时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共计约二千人。曾琦回国后，与王光祈、雷眉生，陈愚生，李大钊等人发起组建少年中国学会，曾琦还参加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后来把曾琦列为战犯的毛泽东，就曾是曾琦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名普通会员。
而在1918年的6月5日，汤化龙已先于曾琦自横滨搭日轮茂路丸赴美国考察而离开日本。6月3日，曾琦曾与几个同学拜访汤化龙，那也是曾琦最后一次见到汤化龙。
汤化龙到日本后，经济拮据，当时的四川省主席、汤的好友张澜闻知后特意派人给汤送了2万元，才使汤化龙的美国之行得以实现。
据刘以芬后来回忆，本来汤化龙赴美考察，是邀请他一起去的。由于当时刘以芬忙于其他事情，才改由霍坚作为汤化龙的秘书随行，而刘以芬认为，霍坚英语娴熟，汤化龙此行的目的地又是美洲，所以霍坚比自己更为合适。而后来汤化龙被刺，巨星殒落，进步党经此巨大打击，逐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刘以芬以自己辜负汤化龙盛情，没有随行尽一份对汤化龙的保护之责，以致汤在海外被刺身死而常常自责，愧疚于心。
汤化龙被刺直接源于孙文1917年10月3日以所谓大元帅名义发布的缉拿汤化龙等人的命令。孙文假护法为名再次背叛民国，最终使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宪政秩序彻底毁灭。汤化龙也在孙文的命令下，被国民党人刺杀于美洲。
据国民党大佬冯自由在他那本著名的《革命逸史》第三集《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又名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史略）一文里的记载：民四年冬，进步党政客江西人黄远庸游历欧美各国，各报专电均载及之。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即林森）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兵权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是岁十二月黄自美东到达，旧金山之康、梁宪政党宴之于都板街上海楼菜馆，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事后无人知刺客为何许人。后三年进步党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由欧洲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将取道返国，有国民党员香山人理发匠王昌枪杀汤于叙馨酒楼，以目的既达，即行吞枪自杀。此三壮士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王昌烈士遗体至民十年始由加拿大运回本国，国民党粤支部礼葬之于广州东郊（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陵园内）。
王昌是获得国民党党葬的第一人，比他的党魁孙文还早。
本来，在汤化龙动身去美洲之前，好友们就以黄远庸被刺一事提醒、规劝他，到了美洲千万不要进入华侨、华人集聚的唐人街，但汤化龙生性豁达，不以为意。1916年，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益明显，汤化龙不屑与之为伍，就借故辞职，并移居天津，后又来到上海。当时汤化龙常常一个人在上海大街上转悠，引得身边的朋友提醒他要注意袁世凯的暗杀。汤化龙对此则说：吾武昌革命时，所历危险较此不啻十倍，然卒无恙，且我一身若无足重轻，则袁必不杀我，果所关大，袁杀我，将愈激国人之怒，以自促其灭亡，我死亦殊值得。
汤化龙认为自己一生只有政敌而没有私仇，况且辛亥革命、反袁称帝、反张勋复辟自己都没有死，因此从无戒备之心。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步黄远庸后尘，被一个理发匠刺死。汤化龙的死使王昌历史留名，也使孙文一党动辄以暗杀打击政治对手的做法，成为自己永远也洗涮不掉的污点。
汤化龙被刺后，进步党内的同仁们曾对他游日美期间留下的手稿进行搜集整理，为了不让汤化龙的政治思想就此消失，他们特意嘱托刘以芬对其中的文字加以修正，并交给北京《晨报》发表，后来又整理成《浠水汤化龙遗念录》流传后世。
在现在的浠水县博物馆里，收藏有汤化龙早年的对联一幅，瓷像一座和民国线装《浠水汤化龙遗念录》二册。也许是受我千里迢迢赶来浠水找寻汤化龙遗迹情绪的感染，博物馆的岑馆长破例让我免费看了他们馆内收藏的浠水文物《浠水汤化龙遗念录》。《遗念录》的主要内容即为《游美日记》，收录的是汤化龙1918年6月5日至8月25日游历美洲的见闻日记，演讲和与友人的信扎，内容非常珍贵。按照博物馆的要求，对《遗念录》的主要内容不能拍照，只能凭脑袋记忆。说实话，以我现在的年龄，根本记不了多少内容。
汤化龙乘船约两周时间到达美洲。在船上，同船的乘客曾为汤化龙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汤化龙作了演讲。6月19日，到达加拿大的维多利亚，20日抵达美国。后来游历芝加哥、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加拿大托兰托等城市，最后回到维多利亚等船回国。
7月18日，汤化龙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他拜访了当时美国的代理国务卿波克，并参观了国会参、众两院。随后接受驻美公使顾维钧的招待，还接受了美国外交部的宴请。在美停留期间，他还特地于7月24日参观了美国国父华盛顿的住宅和坟墓，并在李鸿章亲手栽种的树下摄影留念。
汤化龙去世后，留下一子一女。女儿居长，名汤佩琳，生于1898年。汤化龙被刺后，嫁给汤化龙生前好友，曾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长子胡继襄，但婚后不到三年，夫婿即丧，汤佩琳即皈依佛法，出家为尼，1925年病逝，时年仅27岁。汤化龙的儿子即汤佩松，1925年汤佩松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时，父母已逝，唯一的姐姐也于当年去世，因此，梁启超在给胡适的信中，称汤佩松“孤孑极矣”。
汤佩松后来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对于其父亲身后的遭遇，却未见其有任何救济行为。1993年，汤佩松可以为闻一多纪念馆剪彩，但并未听说他要求当地政府为他父亲恢复墓葬，这真让人匪夷所思。
离开浠水博物馆时，岑馆长明确跟我说，目前在浠水能找到的汤化龙的遗物就他们馆内的那三件东西。汤化龙的故居已经不存，汤化龙墓地遗址连他们也还没有找到，他们只知汤化龙葬于兰溪伍洲新港，前两个月，博物馆的两个工作人员曾去兰溪找寻一天，但无功而返。
山之上 国有殇
虽然我有些心理准备，但汤化龙被其故里冷落如此，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汤化龙曾是清末明初宪政运动的领袖人物，尽管他是辛亥革命元勋、民国首任众议院议长，但在他的故乡，人们差不多已把他遗忘的干干净净。两天后，当我完成浠水的事务，离开浠水回武昌时，我的身边坐着一个在武汉理工大学读书的女孩，我有点不死心的问她是否知道汤化龙，她的回答让我伤感，她甚至不知道汤化龙是人是物。而对于闻一多，她却耳熟能详，看来现政权宣扬的仇恨意识，已在我们的下一代里也生根开花了。
浠水县南凉乡牛黄垱现在的行政区划已经成为浠水县汪岗镇高脚山村，汤家老屋就在高脚山村委会那栋小办公楼不远的地方。那天幸亏有博物馆的陈副馆长同行，不然即使我花上一天的时间或许也找不到汤氏故居。
我们到达汤家老屋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深秋的阳光照在这片起起伏伏的丘陵上，让人感觉到一层薄薄如丝的美丽，薄薄如雾的忧伤。
我想象中的汤化龙故居已荡然无存，那个汤家几代人近百年辛辛苦苦积聚而成的汤家大院早已随着历史灰飞烟灭。今年9月份，当我来到宋教仁故居时，宋氏老宅虽然不存，但尚余有一块满是青草的荒地，但这里连遗迹都看不到了。
在汤家老屋，我们见到了两位汤姓老人，一个76岁，是汤化龙的侄孙，名叫汤学明，一个82岁，是汤化龙的堂侄，名叫汤克顺。两位老人讲述了汤化龙小时候的一些生活趣事，百年之后，这些趣事犹如民间传说一般。
我请两位老人带我到汤化龙的母亲张老夫人的墓地去看看，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他们说，汤化龙自小离家读书，后来一直在外做官，很少回家，因此，他后来的事老家人也就不知道了。
其实，1916年6月底和1918年年初汤化龙就曾两次回到故乡。1916年3月16日，汤化龙母亲张老夫人病逝于天津。那时，正处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关键时期，拒绝与袁世凯合作的汤化龙从北京跑出来后蛰居于上海。3月19日，汤化龙最小的弟弟汤毓龙扶榇南下，经过上海准备回湖北老家安葬母亲。当时汤化龙所居租界外面，潜藏有伺机杀害汤化龙的密探。汤化龙几次想冒死出租界迎榇，都被身边的朋友、同仁加以劝阻。他们认为汤化龙应以国家之事为重而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应涉险去迎榇。汤化龙只好含悲忍痛看着母亲的灵柩从眼前而过。
当时，汤化龙的二弟汤芗铭在湖南做督军。汤芗铭早年投身海军，辛亥革命时，曾率一支舰队响应起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汤芗铭被任命为海军部次长。因此，汤芗铭与其兄长汤化龙一样，同为民国元勋。汤芗铭忠于袁世凯，而且为讨好袁氏，汤芗铭还曾在湖南搞过万民劝进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汤化龙多次写信促汤芗铭反袁，但汤芗铭不为所动。直到反袁声浪四起，且汤化龙与黄兴等人协调好汤芗铭反袁的去路后，汤芗铭才于1916年5月28日宣布独立。汤芗铭的反水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1916年6月，袁世凯看大势不好，又想放弃称帝而继续做总统，遭国人拒绝，汤化龙曾有公开书信一封给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强烈要求袁氏退位：护国军志在伸讨叛大义，求真共和，袁辞皇帝留总统，不得谓大义已伸，共和已复，兵罢否，某固无能参与，假能参与者，方当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义师若胜，某无丝毫干涉，若败，则虽身殉之，甘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琪瑞出任国务总理。由于汤化龙与黎元洪，段琪瑞私交均好，因此，汤化龙主动北上回京，从中调和黎、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促成段琪瑞拥护旧约法，赞成旧国会的召开，国家正常法治秩序得以恢复。
汤化龙与黎元洪同为湖北人，从辛亥革命时起，他们就建立起了很好的私人友谊，政治理念也大体相同。但1917年后，由于进步党认为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参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在国策上与段琪瑞立场保持一致而反对黎元洪。黎、汤之间的友谊也就有了间隙。以至于汤化龙被刺后，黎元洪对此仍不能释怀，他曾写有这样一幅挽联：急难忆良朋，伤心鸿雁分行，风雨曾无相并影；解悬辜大愿，回首龙蛇起陆，乡关犹有未招魂。黎对汤的怨恨之情可见一斑。
在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策上汤化龙虽与段琪瑞立场一致，但后来段珙瑞向日本借款准备内战，汤化龙与段珙瑞又产生分歧，最后进步党与段珙瑞分道扬镳。段珙瑞阵营认为进步党党首虽为梁启超，但核心无疑是汤化龙，因此段阵营对汤化龙非常仇视。汤化龙被刺，灵柩回国在天坛公园举行公祭时，段珙瑞不但没有前去凭吊，甚至连挽联和挽章都没有，可见他们关系之恶劣。
由此我们也可出看出，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了国家利益，他不得不与各种势力妥协，有时甚至退让。但一旦有人或有小集团为一己之私侵害国家利益时，他就会不顾一切起而反对，有时甚至牺牲生命。汤化龙就是这样的政治家。
1916年6月底，汤化龙回到故乡浠水安葬母亲张老夫人。对于母亲去世迟迟未能回归，甚至连母亲去世时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汤化龙有一幅挽联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愧疚之情：\”不信有天堂，尽吾心聊以报吾本；明知无地狱，从乎众不忍薄吾亲。\”母亲后事刚处理完，7月初，从日本又传来妻子去世的噩耗。汤化龙妻子夏夫人本来一直在日本陪同子女读书，1916年7月不幸去世，此时，距汤母张老夫人去世仅相隔109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汤化龙接连遭蓬两次变故，心灵所受的创伤可想而知。
1916年8月1日，国会参、众两院在北京重开，汤化龙复任众议院议长。北京方面一再敦促汤化龙回京履职，但慈母刚走，爱妻又去，遭此打击的汤化龙心灰意冷，迟迟不愿回京。后迫于北京的屡次催促，才勉强动身，于8月26日莅临众议院。
1918年3月，汤化龙游历日本，在此期间，曾为夏夫人扫墓。放下一切政务的汤化龙来到夫人墓前，百感交集，曾写有悼亡诗五首，其中一首为：海外重来赋大招，故居凝涕暗魂销。隔墙桃李将春去，旧路蘼芜入梦遥。十步回头肠九转，卅年离恨羽双翛。蓬山青鸟知何处，望断天涯泪似潮。
这样的诗读来凄婉动人，一面写出了汤化龙对夏夫人无尽的哀思，但另一面，似乎也预示着汤化龙不祥的旅程。
在汤家老屋，唯一保留有百年前基本样貌的，就是院子前面的三口大池塘。它们不仅见证了汤家老屋的百年兴衰，也见证了汤化龙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们离开汤家老屋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晚霞在天边，霞光中的牛黄垱宁静而安详。我不知道，一百年前最后一次离开故里的汤化龙有没有见过如此迷人的故乡景色。
第二天早晨，旅行社的老陈因为有事不能陪我去兰溪镇寻找汤化龙墓地，他另外叫了一个司机陪我。司机姓毕，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跟我说，二十来岁时，他曾在兰溪伍洲新港一带呆过四、五年，那地方他熟。我不禁有些感动，老陈毕竟是热心人，虽然昨天的汤家老屋之行一无所获，老陈可能也没有了陪我找下去的热情，但我跟他说自己来趟浠水不易，伍洲新港我一定得去，哪怕是对着当年掩埋汤化龙的那块土地掬上一躬，我也心满意足了。
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刺，9月12日，民国政府总统徐世昌签发命令：据驻美公使顾维均电称：前内务总长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地方，突被枪击，伤重身亡。汤化龙学术淹通，智识弘毅，赞襄国务，卓著勤劳。此次游历各国，中途遇害，追念贤才，殊为惋惜。灵柩回国时，着经过地方公使领事，遴选专员，妥为照料。所有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查缉凶犯，务获究办，以慰英灵。此令。
此后，汤化龙六弟汤悟奄将大哥遗体收敛后运回祖国。9月底，灵柩运抵北京，随后在天坛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公祭活动。不久，灵柩移厝湖北鄂城的西山，汤化龙灵柩在此停放3年后归葬浠水伍洲新港。史料上只说汤化龙墓地在伍洲新港，加之墓葬被毁，后人就更加不知道汤墓的准确地点了。
伍洲新港在浠水县巴河镇与兰溪镇之间，面临长江。深秋的早晨长江和四周的村庄笼罩着一层薄雾，车沿着长江大堤朝伍洲新港疾驶而去，我的心焦急而充满期待。
关于汤化龙墓葬被毁，浠水流传着很多版本。浠水县宣传部的王科长在电话里跟我说墓葬被毁缘于文革时当地兴修水库。而博物馆的岑馆长说的却是1958年有人听说汤化龙死后民国政府给他安了个金头，见财起心，偷掘了汤墓，一些正式的资料则笼统说汤墓毁于文革。如此等等，众说纷纭。
我和小毕对于寻找汤墓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到了伍洲新港后，我们只找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询问。一路的问询到第四个老者面前终于初现希望，我说明来意，向老者打听汤化龙墓地，老人用手指着我们来过的地方，说这里是伍洲，汤化龙的墓地在新港，具体的方位要找当地人打听。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我们毫不迟疑地开车而去。
新港与伍洲相邻，我们本来想直接到新港村部去碰碰运气，车到村部门口，恰好遇到两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下车，说明来意，问询，不料两位老人都知道此事，其中一个还指出汤化龙就葬在一个叫汤家山的小山上。老人用手示意我们到大约2公里远的小山村里去问问。
一路问过去，十几个老者手指的方向终于让我们锁定了这个叫汤家山的地方。小毕开着车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看的出，由于受我的情绪感染，他也满脸的焦急与兴奋。幸好与他这样一个熟悉环境的当地人一路同来，如果没有他，就算老人们说出了汤墓的准确地址，我也听不懂他们的方言。
慢慢地，我们已来到山边，在一个路边的小院子里，屋边坐着四、五个老人在闲聊，问他们知不知道汤化龙墓地在哪里，其中一个老人起身，正欲带我们前去，突然看到一个老者提着一条鱼往山坡边的小路上走，赶忙要我们追上这个老者，并说他知道墓在哪，他能带我们去找。
提鱼的老者姓丘，今年67岁，瘦小而有精神，我们急忙跟上去。上一个坡，走进一个小村落，老人进去，一会儿出来，鱼不见了，老人肩上多了把锄头，我们跟着他，又继续走。
拐过两道弯，来到一个小山塘边，山塘边有个小山头，老人往山上走，爬了几十米，来到一块约50平方米宽的菜地上，老人把锄头一放，用手一指，就这里。这就是民国伟人汤化龙最后的归宿？我发疯一样在山坡上钻来钻去，山上除了杂木、荒草、荆棘，找不到任何能证明这是汤化龙墓地的东西。
那块墓志铭呢？那块由他的同榜进士，中国宪政运动中风雨与共的战友，同为立宪派领袖的民国风云人物蒲殿俊为他而作的墓志铭又到了哪里？在碑文里，蒲殿俊对汤化龙的一生作了怎样的评价？我们也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了。此时，我满脑子里剩下的只有怀疑。这位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宪政的奠基者，中华民国忠诚的守护人，他的墓地竟被毁灭的如此干干净净？
老人并不知道这座墓里是个什么人。他说，听他父亲讲，这里葬的是民国的一个大官，是从长江上用三艘船运来的。墓被挖多年后，他把墓地平整成了现在这块菜地。
我无语。伫立良久，时空凝固。
我们在菜地里站着的时候，山下不远的地方有几个老人在棉地里边劳作边聊天。听小毕说，他们聊的话题正是这座墓。我问不远处的一个老人家，这座小山有没有名字，老人说，旧时叫凤凰山，现在当地人也把它叫汤家山。
凤凰山？我的心一动，马上跑下山，，走过一道田垅，来到山对面的坡上。往对面一望，我的眼前不禁为之一亮，好漂亮的一只正展翅翱翔的凤凰。特别是她的尾巴，由于是深秋，山上的树叶颜色各异，活脱脱一只有着百色羽毛的鸟中之王。能拥有如此上佳的风水宝地，汤化龙葬于此应该确信无疑了。
恰在这时，小毕跟我说，旁边一位老人告诉他，当年挖掘此墓的见证人也在山塘边的棉地里，我和小毕赶忙走了过去。老人姓谢，今年70岁。我说明来意，想不到他回答的非常爽快。他说墓就是他与村里其他四个人挖开的，现在其他四人都已离世。
1957年，大跃进那一疯狂的年代，老人所在的卢家冲村有个从朝鲜战场复员回乡的残废军人叫胡修荣（音），胡在朝鲜战场被打断了一条腿，1956年复员。那时村里很穷，胡修荣号召大家挖大墓找财宝，汤化龙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被挖的。
老人回忆说，挖墓那年他才16、7岁，胡修荣安排他们5人挖汤墓。这5个人中，有3个是成份不好的四类分子，平时在村里是被批斗的对象。老人说，墓共有四层，最外面是石灰、泥巴和糯米和成的外层；第二层是个巨大的石棺，第三层才是个大木棺，木棺里面还有一个像火柴盒式样的金属棺材。死者的遗体就放在那里面。老人说，把尸体挖出来时，看到死者除了头部外，其他地方都被棕衣（应该是与棕丝相似的东西）包裹着。当时，死者的腿部以下已腐烂，但头部却还好好的。老人不断用双手比划，他说，死者下巴尖尖的，下巴上有长长的胡子，他用锄头使劲敲了几下死者的头颅，但没把它敲碎……
尖尖的下巴、长长的胡须，这不正是汤化龙吗？时值正午，阳光照在身上，应该有些暖意，但我却感觉浑身冰凉。
我问：死者的遗体你们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回答：都扔掉了。
……
我问：扔在哪里？
回答：坟地四周。
我问：后来有人收捡过吗？
回答：天长日久，日晒雨淋的，早都不见了。
我问：一点都没有了吗？
回答：都没有了。
……
我问：你们挖墓时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回答：知道，胡修荣说是民国的一个大官。
我问：你们挖到金头，找到财宝了吗？
回答：什么财宝都没有，这人看来是个大清官。
……
汤墓被挖后，墓葬中主要的材料在1961年时被村里用来修了个保管室，现在保管室早已废弃不用，但在保管室的墙上，原来墓地里的石块、石板却随处可见。而在村子外面的路上，石棺中一块大石板成了铺在村子排水沟上的小桥。
老人还对我们说，打开棺材见到尸体时，他们发现在死者脖子两边，各有一条一尺来长的小蛇。两条小蛇身上都是黑白相间的颜色。
1918年3月，汤化龙游历日本，凭吊夏夫人时，曾有这样的诗句：仙踪盼断三山影，痴梦犹寻再世缘，万里相随旧明月，照人不似旧时圆。老人说的那两条小蛇，莫不是汤、夏二人的化身，在此重续前缘？
我怅然离开这个叫卢家冲的小村子。回望汤墓，回望凤凰山，我的脑中灵光一现：世上不是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说么？汤化龙虽已粉骨碎身，但他不正是一只已涅槃的凤凰，在日月光芒的千锤百炼中，浴火重生了吗？
我的耳边忽然隆隆地响起：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结语 长江作证
1921年11月13日，浠水这块钟灵毓秀之地养育的伟大儿子汤化龙魂归故里。长江上，三艘军舰汽笛长鸣，长江边，成千上万的浠水乡亲眼含热泪，他们伸出诚挚的双手，迎接这位身心俱疲的儿子。家乡父老把他安葬在长江边的凤凰山上，让伤痕累累的汤化龙在故乡温暖的怀抱里，在长江轻柔的涛声中，静静地安息。
他在宪政运动峥嵘岁月里的生死好友蒲殿俊、梁善济、刘崇佑、陈博生千里迢迢赶来送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不忘旧情的孙洪伊以一幅：“共国事十年，攻错若石，同心若金，窃比范仲淹、韩琦，勉为诤友；去乡关万里，泰山其颓，梁木其坏，竟继麦坚尼、林肯、歼我良人。”的挽联满含深情叙述了他们当年的友谊，也对汤化龙一生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汤化龙之死，如南天折柱，重于泰山！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汤化龙曾写有：“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洲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的挽联。
汤化龙把宋教仁被刺喻为万里长城被毁，而现在，自己却步宋教仁后尘，成为又一座被毁的长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1911年10月11日，面对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汤化龙毅然挺身而起，号召全国响应武昌义举，当时上海申报曾对清廷和湖北义军的两军对垒发出评论：天下事之成败亦视乎其人心向背耳！人心归往，则虽一成一旅，亦足以迅奏肤功。人心叛离，虽带甲百万，坐拥坚城，适足以齐寇粮而召戎祸。
语曰：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完成于2010年农历10月19日汤化龙先生诞辰136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