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替“思想反动”的大哥庄彦斌往香港的一家电台投寄了一封匿名信，为此被以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羁押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朗乡林业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罪行”会有多么严重。
“反革命罪”是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按此罪名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心里没有底。那年我才22岁，在监押期间，只企盼着苍天有眼，别把我处死。那时，我对这个充满着神奇的世界，有着不忍割舍的眷恋，我绝对不想死，认为死亡离我是很遥远的事。然而，当你预感到死亡迫近，死神向你招手的时候，尽管你从未冒过险，也会为活下去铤而走险。
1976年9月9日下午，看守所里刚刚吃完晚饭（全国的看守所都是吃两顿饭，早8点，晚3点），看守所的走廊里突然来了好多警察，他们一个一个监号巡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吃的是玉米粥。在看守所，玉米粥已经算是细粮了。熬得烂烂的玉米粥比干硬的窝头好咽，况且每个囚犯还可以分到一小块罗卜咸菜。这一小块咸菜你可以像品尝牛肉干一样地,一点点地享受，比喝清汤寡水的烂菜汤好多了。
我端坐在木板铺上，禁不住瞪眼望着号门。“你瞅什么？”一声厉喝惊得我打了个冷战。“没……没瞅什么呀！”我赶忙应答。“你出来！”在号门小窗上俯视的警官声言厉色地命令我。我只好遵令站起，低头钻出了只有一米高的号门。未待我抬头，侧身在号门一侧的警官一个腿绊，便把我撂倒在号门外的走廊里。看守所的张所长从预审室的房间出来，把一副大号的脚镣扔在了我的身边说：“就用这副吧。这是用铆钉铆的。”门外的两个警察摁着我，又叫来了劳动号的两个人，拿来了铁砧和铆钉，把脚镣铆死了。
听老犯人讲过，只有对死刑犯，才把镣铐用铆钉铆死，这是规矩。一刹间，我的头脑晕眩，心像被一块巨石压住，喘不过气来。我乞怜地左右观望，为我戴镣的警官的脸像铁板一样地冷漠。我的心像被一柄无情的利剑刺穿，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使我下意识地呼叫起来：“为什么给我戴镣子？我不是死刑犯！”预审股的王股长脸色凝重地走到我面前，说：“庄晓斌，给你戴镣,这是形势的需要，你要正确对待。这是监规镣，不是罪行镣，你先回号吧。”我拖着重镣又被押回号里。同监号的犯人面面相觑，都用一种不忍对视的目光望着我，更使我产生了穷途末路的恐惧。
正在我惶惑的时刻，看守所走廊里传来了张所长的声音：“全体犯人起立，收听中央台的重要广播。”我们都站了起来。一阵哀乐过后，那惊天的噩耗传来：“毛泽东主席在今晨零时9分与世长辞。”我立时明白了，给我戴上重镣，这真是形势的需要。国家主席就等于古代的皇帝呀！“有惊无险”——我自己这样安慰自己。我原以为，在全国治丧期间，要加强对罪犯的严管，过不多久，就可以给我解脱重镣。岂不知，过了几个月，也没有给我卸掉镣子。
随着“抓纲治国”的喧嚣声，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我发现，所有的看守员看我的目光都变得很特别，对我轻微的违规违纪行为，他们也不加责罚，只是对我的监管更严。每次外出放风，看守员都离我几步远，眼睛盯着我，仿佛我随时都有可能狗急跳墙似的。有一位丁云龙班长，他妹妹曾是我同事，我被押以后，他经常在深夜值班时偷偷地塞给我些吃食。而现在他都不敢和我对视，他眼神看我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不能言明的怜惜。于是我产生了迫近死神的恐惧。
有了这种意念，我便琢磨，难道我就像搁在砧板上的活鱼，只等待人来宰割吗？我这么年轻，生命就这样完结了吗？我不甘心啊！我要挣扎，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做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我开始做脱逃的准备。首要的问题是想办法卸掉腿上的脚镣子。另外, 还必须要有个强健的身体。为此我抓紧锻炼。羁押我的小号是个横竖二米的小屋子。每天我用手拄着东墙，脚蹬着西墙，便可以一步步向上攀升。开始锻炼时只向高攀升一两米，便累得气喘吁吁。随着一天天坚持锻炼，过了半个月，我竟可以从铺面一步步攀升到天棚。但向上攀升,手脚支撑，一步步上升，做得很平衡，但下来便不行了，只好在升到贴近天棚后一撤手，重重地摔在床铺上。开始的时候为防摔伤，我还在木板铺中间垫好棉被，后来索性什么也不垫了,反正天棚离铺面只有3米左右的高度，摔一下也不碍事的。这样锻炼了一个多月，我自觉得身体可以了，便为卸掉脚镣子而绞尽脑汁了。
在监羁押的犯人，如果得了重病急病，要到林业局的医院里去诊治，而去医院要走大约两里路。只要我有了重病，当然可以卸掉脚镣子了。为此，我便想怎样才能使自己得到一次能去治病的机会。看守所的小号里, 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别无他物，要想使自己致病，要煞费心机。我的目光盯在了每日用来洗脸洗衣的肥皂上了。我用手把一条半肥皂一点点地抠碎，再背着人的眼目，把抠碎的肥皂吞咽到肚子里。这一招很灵，吞下肥皂后，我便开始呕吐，吐出大量的泡沫，一吐一大桶。为了逼真，我又把舌尖咬破，使吐出的泡沫里带有血色。同号的犯人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给看守的班长。负责我案子的王股长来看我，看见我不停大口地呕吐，而且吐的泡沫液里有血色，便真的相信我得了重病，指示给我卸掉脚镣子，但没有安排我去医院诊治，只是找来了医生，把我提解到看守所的值班室里，叫丁云龙班长专门看护我，给我打点滴。
王股长说：“庄晓斌准是天天锻炼从天棚上摔下来，跌伤了内脏所致。”一连四五天，我都在值班室里打点滴。这时逃跑的机会很好，但我又犹豫了：丁云龙班长是对我最好的班长，他专职看护我，我从值班室里逃脱，他是要担干系的；为人做事，要讲究个“义”字，我不能陷有恩于自己的人担干系。就这样，虽然在四五天打点滴的过程中我有多次逃脱的时机，但我没有行动。
过了几天，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不再打点滴了，又把我押回到小号。我又后悔自己没有抓住时机。随着身体的恢复，我担心病好了，会把脚镣子再戴上。我终于下定决心逃跑。那是1977年6月1日，那天，是一位姓丁的班长值班，这个班长是个回民，犯人们叫他丁回子。林业局公安局的看守所，号内没有卫生池，小便就尿到马桶里，要是大便，请示班长，可以开门放你到看守所院内的厕所里去。
我计算好了，早上6点钟，我请示班长，要求到院内的厕所去解大便。丁回子班长看我大病刚愈，脸色还苍白，没有多想，便拿钥匙打开号门。我钻出号门，三步并二步地穿过走廊出了监号的大门。看守所的院墙，是用约5米高的木板围起来的。我早就观察好了，厕所旁有一只旧啤酒箱，我蹬在啤酒箱上往上一窜，手便能扳住木板墙头。那时我才20多岁，又曾是篮球运动员，只要手扳墙头，攀上木板墙跳下去，就可以逃脱了。
在丁班长还在锁号门的时候，我已窜到院子里,按事先设计好的方案蹬着箱子，攀上墙头纵身跳了出去。木板墙外是一条小河，河水虽然不深，但是水凉刺骨。我跳过墙头，便匆匆地淌水过河。因为慌忙，我过河时，跌倒在河里。当时我穿着一身运动秋衣，从河里爬起来，浸透了水的秋衣便像一身沉重的盔甲似的。
我顾不了许多了，穿着这身盔甲淌过河，爬上土坡，穿过铁路，一直跑到朗乡的北山上。我跑到北山坡上的松林里，这时别说是跑，就是走也走不动了。我手把着棵小松树，勉强地站住了。我知道，追捕我的人是很快就会赶来的。北山坡上的这片松林，是一片清荡林地，没有隐蔽之处，只有向上攀登，到了阔叶林带，到了杂草灌木丛生的林带，我就可以隐身匿迹了。
但我已走不动了，需要短瞬的休息。北山坡是我自幼熟悉的地方，向上攀过岗梁可到大青山谷，往东可以直通二道口的密林处，只有往西是条绝路，采石场的悬崖横断了通路。此刻，我往上往东都不行,只有往西,才能暂时躲过追捕。我用手扶着树干,一步步挪到了西边采石场的断崖处。果然像我料想的那样，公安局追捕我的人立即出动，连在押的犯人，也选出十几名来参加对我的追捕。他们上了北山坡，便分成二拨，一拨向东，一拨向北。
那天，正是六一儿童节，北山岗脊处有一伙小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野游，往北追捕我的这伙人攀上岗脊，询问小学生，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发现有人上来。这伙人便断定我没有爬上山梁，一定还在山坡的松林里隐蔽，便返身从岗梁向下来搜索。我斜卧在采石场断崖处的一簇杂草旁，片刻的休息已使我恢复体力。我刚想起身往东边行走，一个顺山坡下来的民兵发现了我。
他端着冲锋枪，见我躺卧在杂草丛旁便端枪走过来，一声厉喝：“庄晓斌，你站起来！”我侧头一望，见是个民兵，只有一个人，便无所畏惧地说“你站住！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从这断崖跳下去。”发现我的民兵是位20多岁的青年，他见我态度决绝，便真地停住了，端着枪说：“庄晓斌，你的罪行不至于死，何必要自寻死路呢？听我的劝告，你可千万别做傻事。”我见这位小青年态度挺和气，便认为有机可乘，对他说：“这位朋友，如果你肯网开一面，我肯定会终生感激你的。怎么样，你睁只眼，闭只眼，放我一马，我不会忘了你的。”
正说着，我发现又有一名身穿警装的人包抄过来。一刹间，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种鱼死网破的念头。我知道，如果两人都发现我，是谁也不敢放我走的。我猛然窜起身来，沿着断崖边的松林带，又狂跑起来。“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后面的民兵厉声喊着。我已是到了挣命的时刻，根本听不进去这种吆喝，还是拼命地跑。哒……哒哒……哒哒哒……后面的冲锋枪响了，我只觉得身边掠过冷嗖嗖的风，子弹打得身边的松枝跌落。我又跑了有二里多路，终于再也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一棵小松树旁。
后面追捕的人迅即追到，四五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摁在了山坡上，把我的胳膊扭到身后边，用一根8号铁线拧绑上，是用钳子拧紧的，铁线都勒到肉里去了。从车站附近的水泥桥上过河，我被押解回看守所。小镇里已经把我逃跑的消息传开了，街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一种视死如归的意念袭上我的心头。我昂着头，凛然地从夹道观看的人群中通过。
来到公安局的院内，当班的丁回子班长窜过来，照我屁股狠踹了一脚，骂道：“你……你可把我骗苦了。”他还想再踢我，但被公安局的魏局长喝止了。魏局长训斥道：“你想干什么？”说着魏局长朝丁班长踹了一脚。
我被押回到监舍。同监的几位犯人都像迎接凯旋的将军一样，朝我点头，竖起大拇指。虽然这是一次失败的壮举，在这些人看来，我也是个有胆有识、够得上有钢的男子汉。到了监舍，仔细查看才发现，我的运动服裤裆处有一个被子弹洞穿的弹洞。多悬啊！这颗子弹，如果再高几分几厘，恐怕是即便我死不了，也被打废了。 在朗乡林业局公安局看守所，呆了不到几小时，我便被专车押解到铁力市看守所去了。这里是高墙电网，从此我再也寻觅不到脱逃的机会了。
2010年11月24日于法国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