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国政府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恶劣与强硬。它不但不准刘晓波本人去领奖，而且也不准刘晓波的家人去代领奖，甚至还不准刘晓波的朋友出国参加颁奖仪式；与此同时，它还警告各国驻挪威使节不要出席颁奖仪式，并且报复挪威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中挪贸易谈判。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在诺奖的百年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它甚至比当年的苏联和纳粹德国还更无耻更蛮横。
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相信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它的这些做法——正如挪威诺委会主席亚格兰所说——只能适得其反，因而是极其愚蠢的（估计中共内部也会有人对这些做法提出异议）。但问题是，既然中国政府硬要这么做，那就不是愚蠢不愚蠢的问题了。那表明中国政府压根儿就不想让自己去适应国际社会的准则和期待。假如说在过去中国政府偶尔还要放低身段，做做样子，敷衍敷衍国际舆论，那是因为它自知羽翼未丰，要韬光养晦；如今国力增长了，财大气粗了，它就可以公然摆开架势，向国际社会叫板，向普世价值挑战了。
据报道，获邀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演出的美籍华裔小提琴家张万钧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曾经考虑是否接受邀请，因为担心将来不能到中国表演，以及影响在大陆的亲人。而一家获得邀请的中国儿童合唱团，因为害怕演出受牵连而放弃计划，改由挪威儿童合唱团演出。已经有几个国家政府和受邀请的个人宣布他们将不出席颁奖礼。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中至少有一些是由于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威胁或利诱）。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呢？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外国政府或个人，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出于怕报复的考虑，而在人权问题上更小心翼翼，瞻前顾后，乃至三缄其口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的目的就得逞了。
所以，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向那些敢于坚持原则，不为中共威胁利诱所动的各国政府以及个人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切莫小看这场围绕颁奖礼的交锋。因为这场交锋反映的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冲突，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基本价值的冲突。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确切地说是对中共政权，流行着几种错误观点。
起先，很多西方人相信所谓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民主。按照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自由民主，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和西方一样。
现在，相信这种观点的人大概不多了，因为中国的政治现实和西方毕竟太不一样了。但仍然有人坚持认为，中国是在走向民主，只不过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凭什么说西方式的民主是唯一的民主呢？
这种观点也经不住推敲。即便我们承认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民主之为民主，总是具有若干共性的，而今日中国的政治显然不具有这些共性。于是，又有人提出一种看上去比较审慎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摸索和演化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它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正在制度创新，因此人们不应匆匆反对，而应对之采取观察和鼓励的态度。
可是，中国政治的专制性是如此明显，所以，制度创新一说很没有说服力。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承认中国依然是专制的，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但是他们更多地把其专制性归结为中国的传统，例如归结为儒家；并进而断言，这样一种强大的专制政权不会威胁西方，不会威胁世界，它将和西方和平共存。
在目前，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误人子弟的了。系统批判这种观点自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这里我只提醒几点。
和大陆相比，台湾，乃至香港，都更多地保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可见，中国的传统并不拒斥，而是能够有效地接受现代自由民主理念的。事实上，在中国，最早接受自由民主理念的正是一批儒生。
中共是靠彻底摧毁传统，特别是摧毁儒家传统起家的，它和儒家传统比任何政治集团都要更远。我们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各国之间交往频繁，各国的利益相互纠缠，彼此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假如双方的价值观根本不同乃至对立，那就很容易引发正面的交锋与对抗。
我们应该从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的交锋中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和整个世界的人权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除非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促成中国人权问题的根本改善；否则，不只是中国人，而且整个世界，都会遭受巨大的灾难。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