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啊！对于流过眼泪的世界，
你是活生生的见证！
你诞生在心灵上暴风雨
骤起的不幸时分，
你撞击着人的心底，
犹如波涛撞击着峭壁。
——涅克拉索夫
一
世界上存在多种形态的文学。有玩世的利己的文学，有救世的利他的文学；有与世俯仰的说假话的文学，有追求正义的说真话的文学；有跪着赞美暴政的文学，有站着对抗邪恶的文学。索尔仁尼琴的所有著作，包括他的刚刚在中国出版的《红轮》（第一卷），就属于利他的、说真话的、对抗邪恶的文学。索尔仁尼琴集历史家、思想家、小说家和诗人于一身。他试图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本形式还原历史真相，展示俄罗斯民族心灵上的伤痕，从而最终实现对苦难的揭示和对暴政的抗议。
《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体现着正义精神的作品，也是最具艺术上的创新意义的文本。它不是小说，但却像小说一样吸引人。由于所叙述的生活本身就具有充分的传奇性和小说性，所以，索尔仁尼琴索性放弃了虚构，打破了小说叙事的清规戒律，选择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叙事方式。他建构了一个融历史记录、宗教启示、哲学思辨、小说叙事与戏剧呈现为一体的文本世界。当然，还有诗。是的，《古拉格群岛》本质上是一首诗，一首显示着反讽锋芒与高贵气质的讽喻诗，一首关于俄罗斯民族深重苦难与不幸命运的叙事诗。
揭示恶的形成与泛滥，叙述由恶带来的人道灾难，是《古拉格群岛》的核心内容。这部伟大的作品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受到“思想体系”支持的恶，到底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在这种特殊形式的恶的压迫和扭曲下，人性到底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和异化？
恶是人性深处无边的黑暗，也是社会生活中昭彰的事实。恶是人类的影子。凡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恶的存在。人们固然是可以遏制恶，可以通过有力的制衡手段，使它不至于暴戾恣睢地危害人类，但是，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恶，永远地消灭恶，却是不可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及《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认同托尔斯泰对人性的看法，认为人类彻底摆脱恶的过程是极为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最后，人的心灵活动的规律还很不清楚，科学对其很不了解，它们很不确定很神秘，所以说不可能有医生，不可能有最后的评判者，而只存在道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那一位。唯有他才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奥秘和人的最终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第26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在信仰上帝的伟大作家看来，如果不借助神的帮助，人类根本无法认识恶，也无法实现对苦难的救赎。
如果说，善的德性需要经过艰难的努力才能培养起来，那么，恶的野草却无需施肥，无需浇灌，便可以疯狂生长，便可以侵略大地。恶是一种狡猾的德性。它知道善的价值，所以，它常常寄身在善的形式里，借助善的力量、以善的名义大行其道。极端形态的恶是一种反伦理、反人性的道德故意，它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自我扩张能力。几乎所有社会性的恶，都要通过有组织的宣传，赋予自己的行为以不容置疑的道德合法性，让自己拥有可以无尽地利用的道德资源。它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欺骗性，使人们几乎不敢怀疑它的虚假性。即使面对那些给人们带来可怕灾难和巨大痛苦的邪恶，人们也会因为它的“善意”而原谅它，因为它“神圣”的光环而敬畏它。
二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恶的产生？恶的精神基础和心理根源是什么？
恶产生于人的几乎与生俱来的消极欲望和野蛮冲动，例如，贪婪和虚荣。外部的制约机制和惩戒机制的失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的内心生活的混乱，容易造成道德约束感的丧失，从而造成恶的普遍泛滥。别尔嘉耶夫专门研究过恶的问题。关于恶的产生，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非理性的自由是恶的本源。在他看来，自由的本质就是非理性的，因此，它“既能生善，也能生恶。但是如果因为自由能够生恶而拒绝自由，就会产生更多恶。因为只有自由的善才是善，受美德诱惑的强制和奴役是反基督的恶。全部疑难、矛盾和奥秘就在这里。”（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也许就在于他不能不追求自由，却又不能理性而正当地利用自由。自由指向解放，但却导致奴役。获得自由之后的傲慢与自负，很容易使人放纵，使人堕入恶的深渊，“结果是，自由变成放纵，放纵产生恶，恶招致犯罪，犯罪按其内在必然性，必遭惩罚。”（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第48页）而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人生来有罪，因为他必然作恶：“恶与人相关，只有人能够作恶并承担恶果。非人格的力量不可能为恶承担责任，不可能成为恶的本源。……如果在深度向度中存在人、人格，恶就拥有内在的本原，它就不可能是外部环境偶然条件的结果。”（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第49页）这样的思想，深刻得使人恐惧，正确得使人害怕。
与别尔嘉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无神论者拒绝按照如此简单的方式观察和认知恶，因为，恶固然是一个与人性相关的心理学现象，但也是一个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现象。也就说，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会产生不同的权力和不同形态的恶。在极端异常的“外部环境”里，失去制衡的权力，往往不可避免地沦为可怕的恶势力，常常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会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强烈而持久的恐惧感。所以，在所有的邪恶中，由“外部环境”造成的权力之恶不仅是最可怕的，也是最难对付的。
文学与“外部环境”和权力之恶的遭遇和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富有怜悯心和同情心，由于对正义的本能的热爱和忠诚，文学对一切形式的邪恶都非常敏感，都难以忍受。对抗包括暴政在内的邪恶，注定是文学的责任和使命。如果说，俄罗斯作家在对抗邪恶方面所表现出的态度异乎寻常地坚定和勇敢，那么，索尔仁尼琴则是其中的一个令人敬仰、堪称楷模的伟大代表。索尔仁尼琴可能会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与人相关”的观点，但不会同意仅仅在宗教的狭隘范畴里，静态地封闭地来谈论恶，来叙述恶。他似乎更倾向于这样来认识恶：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作恶方式，也产生不同形态的恶的后果。在《古拉格群岛》中，他反复对比契诃夫笔下的萨哈林岛流放犯与古拉格群岛的“泽克族”的境遇的不同，似乎就是为了说明恶也有文明形态上的差别。
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黄金时代”，权力之恶固然也是普遍存在的，迫害无辜者的事情时有发生，在监狱里虐待犯人的事情，也并不少见。但是，权力在作恶的时候，还是表现出一种良心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克制，“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57页，群众出版社，1996年），所以，苦役犯的劳动时间被严格限定在八个小时之内，“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可以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报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古拉格群岛》，中册，第189页）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里，苦役犯的生活也是痛苦的，因为，除了强制性劳动，他们还必须过令人反感的“集体生活”。但是，很多时候，犯人们还是被当做人来对待，尤其是到了圣诞节，他们会吃到很好的饭食，会体验到节日的快乐：“查点囚犯人数的值日官走进来向全体犯人祝贺节日。囚犯们也同样友好地回答他。……在晨雾中，囚犯们披着短皮袄在院子里窜来窜去，大家都奔向伙房。也有少数人已去过酒保那里了，这都是一些性情急躁的人。一般来说，大家都举止端正，态度温和，而且显得格外彬彬有礼。”（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更为重要的是，囚犯与外部世界的正常联系并没被切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被完全与世隔绝地关押起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机会正常地感受来自社会的关爱。施舍品送来了。“送来的施舍品很多，其中有面包圈儿、面包、奶渣饼、油煎饼、千层饼、小油煎饼以及其他各种甜食。我相信全城所有的商人和小市民家庭中的主妇没有一个不送面食到监狱来的，他们都向这些‘不幸的人’和囚犯们祝贺伟大的节日。……当施舍品多到堆积如山的时候，便把每个狱室的头目叫去，由他们在各狱室之间平均分配。没有争吵，也没有谩骂；分得诚实、公平。”（《死屋手记》，第172页）神甫也来了，他捧着圣水和十字架，在圣像前做完祈祷并唱完赞美歌以后，人人都怀着真诚的虔敬心来吻十字架。这时候，要塞司令也赶到了。“要塞司令深受我们的爱戴和尊敬。他由少校陪伴着巡视了每个狱室，向大家祝贺节日，然后到厨房尝了尝犯人喝的菜汤。菜汤十分香甜：为了祝贺这个节日，给每个囚犯配了一磅牛肉。此外，还有浇了很多奶油的黍米饭。”（《死屋手记》，第173页）也许，正是这种“轻快”的甚至不乏“幸福感”的叙述，使书报检查机关担心《死屋手记》的出版“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因为，它会使人们对监狱生活产生误解，使人们把温情的感化当成监狱生活的全部，却忘记了惩罚也是监狱的一部分，忘记了司法机关之所以囚禁一个犯罪的人，就是因为要通过限制自由等惩罚措施来威慑犯罪者，从而保障人们免遭不法分子的侵扰。
然而，到了索尔仁尼琴所处的“黑铁时代”，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与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比起来，索尔仁尼琴所面对的社会性的权力之恶，显然有着更为狰狞的面孔和更为严重的性质。在古拉格群岛这个绝对封闭的世界里，普遍存在着一种极端形态的恶。囚犯便是敌人，可以像蝼蚁一样被踩在脚下。成为“泽克族”的犯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最基本的人身安全。无辜的囚犯被残暴地虐待，被任意地虐杀：“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古拉格群岛》，中册，第49页）恶已经发展到了按照正常的道德准则无法理解的程度了。施虐者肆无忌惮。他们心里不存在对他者的一丝一毫的爱。人性的藩篱已被拆除，道德的堤防荡然无存。对于上帝，作恶者毫无敬畏之心，对于最后的审判，他们也毫无恐惧之感。“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击几下，才进去洗澡……”（《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69页）在一个有着漫长而稳定的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里，如此疯狂的渎神行为，显然包含着令人震惊的恶意。
三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索尔仁尼琴这样问道。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在过去的文学中，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在莎士比亚、席勒和狄更斯的笔下，恶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知道作恶是不道德的，于是，在作恶的同时，为自己的罪孽忐忑不安，感受着良心上的煎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物没有“思想体系”，或者说，还没有彻底丧失对正常道德规范的敬畏。而“黑铁时代”的人之所以能够问心无愧地做灭绝人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有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使他们免除了正常人会有的精神负担和道德痛苦，可以心安理得地作恶和犯罪：“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能够使他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所以，“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而最终的后果是：“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0页）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个体的道德行为的状况，受到“思想体系”巨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正是“思想体系”造就了许多的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人的苦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呢？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力量？
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所谈论的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人人都明白，个个都知道。
然而，时间的流逝和人们的健忘症，会使真相变得模糊不清，会使常识变得令人费解。事实上，索尔仁尼琴言说的，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思想体系”。它有非凡的道德理想。它把解放所有人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却又自相矛盾地把人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把消灭一些阶层当做解放另一些阶层的前提条件。即使那些“有罪”的阶层被彻底消灭，“思想体系”仍然要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对抗意识，要人们接受这样一个“绝对真理”：社会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殊死较量是没有止息的。“斗争”将是一种永恒的现象，暴力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形形色色的人们被置入非敌即友的简单的关系模式里。怀疑、冷漠、仇恨和敌意成为普遍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也没有爱，就连那些天然的情感，例如亲情和爱情，都被严重地扭曲和异化了。互相伤害是普遍的事情。残暴成了一种社会习惯。而这种可怕的习惯，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它不断发展，最后发展成一种变态。我认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血与权令人陶醉，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腐化堕落；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人和公民被毁于暴君之手，到那时要想恢复人的尊严，要想忏悔，要想得到复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恣意妄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因为这种权势是有诱惑力的。如果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那么，社会本身的基础也就会受到传染。”（《死屋手记》，第251页）后来的事情，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幸言中。古拉格群岛以及“大清洗”证明了“残暴”的可怕，证明了“血与权”如何给俄罗斯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黑铁时代”的苦难终于结束了，然而，正义却迟迟没有到来。遗忘和遮掩成为普遍的事情。人们受到这样的暗示和鼓励：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咬着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近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索尔仁尼琴接着以他特有的反讽语气说道：“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1页）
然而，索尔仁尼琴拒绝沉默。他要找出那些“应付罪责的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审判他们。他研究了德国对待纳粹罪犯的态度。战后的德国社会没有宽恕那些纳粹的“英雄”。在德国，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而前苏联在巨大的灾难过后，却只判处了不到三十人。由于严格的绝不饶恕的审判，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感到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索尔仁尼琴说：“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显然，审判邪恶的过程，就是摆脱邪恶的过程：“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古拉格群岛》，上册，172页）
然而，在俄罗斯，人们却选择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只抓了几个替罪羊，就万事大吉。成千上万的杀人犯和施虐狂依然若无其事地逍遥法外，有的甚至还享受着他根本不配享受的赞美和荣耀。索尔仁尼琴于是很悲哀地说道：“……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2页）
是啊，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了：人们必须怀着感恩的心情，向伤害自己甚至剥夺了自己亲人生命的罪犯纳贡。罪大恶极的人依然安然无恙；他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依然头顶各种名不副实的光环，依然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那里攫取荣耀和赞美。
四
那么，怎么办呢？是饶恕，还是审判？
先审判，后饶恕。没有经过审判的饶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饶恕，而是对罪恶的不负责任的纵容，是对无辜者的再次伤害，是埋下更大灾难的种子。
所以，我们应该倾听并接受索尔仁尼琴的理性的声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拯救性的审判：“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鞋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袋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是，我曾经是刽子手和杀人犯。’”（《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3页）
是的，要让作恶者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不安，要让他们受到必要的惩罚。如果我们毫无原则地饶恕那些受“思想体系”诱导的作恶者，就等于在助长邪恶，就等于在鼓励我们的后代像他们一样犯罪：“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们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这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古拉格群岛》，上册，173－174页）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认识和理解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纯粹的想象和外在的了解，一个作家无法认识恶的真面目，也无法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在他看来，文学前行的路途经过地狱：只有经过苦难的煎熬，作家才能看到人生的真相，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的道路。”（《古拉格群岛》，中册，第475页）他甚至将不幸的遭遇和苦难的经历，当做成就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古拉格群岛》，中册，第476页）
索尔仁尼琴终于从可怕的人造地狱古拉格群岛活着归来。这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最值得庆幸的事情。这位伟大的归来者没有辜负自己所承受的侮辱和苦难，没有辜负“泽克族”们的眼泪和死亡。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他正确地选择了高贵的写作态度——直面邪恶，向恶而写。向恶而写，便是趋向善的写作，便是趋向希望的写作，便是趋向拯救的写作。他创造出了“伟大的文学”。他通过自己的写作，审判了反人性的“思想体系”，清算了极端形态的恶。他用自己的作品完成的审判，其效果相当于德国法庭的八万六千次的审判，不，它的力量比这八万六千次的法庭审判还要强大，因为，文字是不灭的，因为文字会持久地发出声音，这声音会抵达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会帮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认识恶和战胜恶。
向恶而写，是索尔仁尼琴选择的写作态度，也是那些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人应该选择的写作态度，因为，这有这样写作，才能赋予文学更大的价值，才能赢得人们普遍的尊敬。
2010年10月18日再改，北京
——原载:《文学自由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