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恻隐之心，所以每当灾难发生，纵使受难的不是我或我的亲友，我们也难免会感到伤恸，甚至想做点什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慰解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受难者家属。这里头没有半点造作，也不含丝毫计算，纯系人性而已。那么，假如有人阻挡我们的表达，或者不愿意让我们公开显示哀怜，我们可不可以说这叫做没有“人性”呢？
上海特大火灾之后的第七天，数以万计的上海市民自发走到火灾现场，或者献花，或者默哀。这群可爱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属，他们只是不忍同胞之殒命，遗属之悲怆罢了。那天还有一支业余人士组成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他们在现场演奏了舒伯特的《圣母颂》，得到网民一片好评。我注意到有些评论赞颂他们“有良心”甚至“有勇气”，似乎他们干了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可既然公开致哀只是人性使然，顺着本性而为又怎能叫做“有勇气”的表现呢？另一边厢，南方广州亚运现场，大火发生之后的三十多个小时，中国男篮的美籍主教练邓华德在一场比赛之后如是说：“在我家乡上海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对那些在灾难中遭到伤害的家庭表示最诚挚的祝福”，然后默默祈祷。媒体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为第一个在亚运赛事中提议为上海火灾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同样地，这回也有网民说要为邓华德的“良知和勇气”致敬。
人有恻隐之心，何以把这颗心表现出来的正常行动，却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献花那一幕，尽管最后场面平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众相安无事。但那一天开头却有部分警员试图制止市民，而且态度恶劣地喝问他们“是不是家属”，仿佛不是家属就没有公开展现哀思的权利。在“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成员取出乐器的当儿，更有警察命令他们不准奏乐，叫他们把东西收回去。至于广州亚运，原来邓华德事前曾向赛事组织者申请全体球员默哀一分钟，只是遭到“有关方面”拒绝。正是这个“有关方面”和那些不想让市民献花奏乐的警员，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动变成了“有勇气”的行动。在这两个相似的例子里面，主动展现哀伤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试着制止他们的都是掌握权力的人。因此部分网民很容易就会推导出后者“没有人性”的结论了，甚至进一步把它上升至“拥权者违反人性”的说法。
然而，我不太愿意使用“没有人性”这种说法，也不相信那些警员和赛事组织背后的权力违逆人性，因为就算不谈人性单讲政治，这两件事也分别为上海和亚运带来了极佳的形象效果，精于此道的掌权者不可能不知道。我更加不能相信那些站在现场的警察是群异于常人的怪物，那些紧张比赛进程的组织者是个冷漠无情小机器。我相信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不能不感到火灾之惨烈，也不能不被难属（死难者家属）那哭天抢地的哀号打动。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些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举动呢？
先来看看那些负责亚运篮球赛事的组织者，正如有些论者已经指出的，他们既不主动安排公开默哀，也不理会他人要求致意的申请，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把亚运当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下几乎和“喜事”是同义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里头平添一股哀愁气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市民献花奏乐的警员，可以想象，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管理现场维持秩序。在他们的秩序观念里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进入现场都是对秩序的破坏。
不论来者是为了凭吊亡魂还是真的想要扰乱现场证据，只要上级没有为他们作出有关区分，只要上级没有给过因应不同情况的指令，他们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即使良知告诉他们，老百姓和平献花没有什么不对，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不晓得回去之后会不会受到指斥。
这就和那些不批准邓华德致哀申请的亚运篮球赛事组织者一样，他们只知道上头很看重亚运这场盛事（或者喜事），于是不敢肯定任何联系到上海火灾的行动会不会惹来上头的不快。在我看来，要这些人本着良心去冒险是不公平的。假若他们也像邓华德和数以万计的上海市民一样依循本能，不只不阻止哀悼活动，甚至还协助大家；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人性”“有勇气”了，当然值得敬佩。不过就算他们按章办事，不敢妄动；尽管有些可惜，却也不应受到大家的苛责，因为惧怕犯错同样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问题恐怕并不在于这些人“泯灭良心”，而在于他们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个严密的框架圈定了他们的视野，使得一束鲜花看来和一个爆炸品一样可怕，使得一分钟的默哀就像是婚礼中的哭丧。正是这同一个框架的存在，才凸显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和邓华德的人性与勇气。要消除这个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让他们的上级明令通报“市民和运动员可以为火灾死者致哀”，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灵活的空间，少一点“死命令”，少一点“政治任务”，让他们舒张人性，就像常人一样地能够依照环境去判断是非。没错，他们不是没有人性，而是没有本着人性去判断的权利。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多的判断空间。机器人也可以表现得很温婉很亲切，但是我们绝不会误以为它是有人性的，因为机器人和人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后者更加温婉更加亲切，而在于人不用凡事听从指令，他有足够大的自主判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