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天是是我手术的三周年。三年前的今天，我被切除了一叶肺，活检为谈之色变的癌。然后，又过了一年半，身患肾癌的老伴去世。我终于度过了算得上最艰难的日月。癌症预后，三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时间段。蓦然回首，三年一瞥。现在我体质状况很好，看来度过五年痊愈期是有把握的。我老伴是因为切除了一个半肾，后来癌细胞转移扩散，加上肾衰、心衰，还是熬过了将近四年，但其遭遇的痛苦，我是朝夕相伴，感同身受，莫可名状。人都希望长寿，但以度日如年的生理痛苦延长生命，并非幸福。
我的爷爷患肺病，英年早逝，大约在30岁左右，可能是癌症。父亲74岁，二弟57岁，都是肺癌，不过他们终身吸烟，我则反之，所以，一方面看家族病史，另一方面还要看其它条件，正面的，负面的，社会的，个人的，才能综合起作用。我却活过了76岁。
打右派是老毛的恩赐，得了癌症还活着是上帝的恩赐，都该感谢，否则我就写不出惹当局讨厌的文章了！
（二）健康长寿是人人追求的目标。此外，人各有志，人各有好，则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选择。回顾我这10年的经历与成就，则是10年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本来，在退休之后，只想到如何卒岁，如何了此残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还可以写出这么多的文章，应该是超过了百万字。
日前有一位47岁的研究鲁迅的教授来访，也只是匆匆一访。他是来山大有事，事情办完了，特地来看看我，说在网上，他凡见到我的文章，都要读，对他的研究启发很大。落坐不久，茶还没喝一口，手机频频响，催他吃饭，老同学要和他聚别，所以只算匆匆一访。又有一位兰州的陌生的朋友来电话。他83岁了，打过右派，是大学教授，还在上课，可见老而不朽，大概是位名师。给我打电话是告诉我，凡《往事微痕》上我的文章都读过，对我的文章表示赞赏。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这就算是最大的安慰与鼓励了。知音难觅，自古而然。我的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我不要写了，热心的，冷心的，深交的，浅交的，几十年的，不几年的，都谆谆相劝：你自己反正是快要翘辫子的人，还有儿子孙子，可不要连累他们啊！
（三）我是每天，除了游泳之类活动运动，还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所以活得很累很累，但不寂寞，更不空虚。近日，正在写的是《章伯钧，一条被毛泽东引出洞的蛇》。这是三五天前才立定主意写的，并且放下了一个正在写的长篇。这是因为看到两个材料，加上1957年的《人民日报》和章氏爱女章诒和的著作，可以综合做一篇大文章，应当是很有意义的文章。它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头号右派章伯钧的传奇，谁也杜撰不出的传奇。章伯钧的右派是怎么打出来的呢？原来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深夜两点钟打电话给他，苦苦央求他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就某个问题发言。因为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可是几天后这个发言就成了他的右派大罪状。老鼠过街，全国声讨。“章伯钧开始时，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并且有恃无恐地顽抗。他说：政治设计院、两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泽束的！後来彭真亲自上门拜访章伯钧。两人关门密谈了半天，达成了某种协议。章伯钧全面接受批判，定为极右派。又有章伯钧说共产党借他的头，他也同意的活。中共没有亏待章氏的投降，保留了优厚的待遇，这是后话。”
23年后，据章氏爱女章诒和所云：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
“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这样的传奇，在稍稍有一点法治观念的西方社会，从古至今，都是编撰不出来的。“天方夜谭”也设想不出这类传奇故事，可是它就发生在半个世纪前具有华夏文明的敝国国度里。何谓中国特色？此一例也。
（四）写作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事，除了当年癌症时写检查交代汇报，任何人被逼是逼不出文章来的。从前靠笔写，现在靠键盘敲，但都要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孜孜矻矻。打右派时的青年作者，好大一群，例如王蒙等等，改正以后，一度文思泉涌，风光文坛，出尽风头，可是“风波”之后，忽然都江郎才尽似地了。他们，如王蒙，和我同岁，大多年龄和我相差不大。这既有环境逼迫的原因，更有主观原因。一位和曹禺交往颇多的晚辈作者毕汝谐说：“将曹禺作品质量下降，归因于1949年的政治变迁，是最便当的理由和借口；我却以为不然。自《雷雨》、《日出》震惊文坛后，曹禺作品于整个四十年代已呈现质量下降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至解放前夕， 曹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除了作者署名依旧，与公众认可的曹禺水平相去甚远了。因此，1949的政治变迁，反倒成为曹禺写不出高质量作品的最好的饰布；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巴金、沈从文、冰心等文坛名宿。”（《忆曹禺》）
中国的老一代作者几乎都有这个问题。曹禺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但那是不可比肩的。英国的莎翁，俄国的托翁，法国的巴氏，人家是老而弥坚，老而愈辣，大器晚成，越写越成熟，写出可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而且确实是著作等身。如王蒙们，已经功成名就，可以犬儒迎合，安度晚年了。但即使如此，想想他们，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展示了右派的苦难，但是在当时他们不可能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这个任务不是由右派作家提出的，正好是在他们沉寂之后，由另一批没有文学造诣的老右派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实际打击提出的，大体是在反右运动50周年前夕，从此出现了此起彼伏的上书，要求维权、补薪、索赔。我们被边缘化，受到监控，连走亲访友也会被当地警察或非警察关照。我们又成了“敌对势力”。
现在，王蒙成了主流社会的贵族、宠儿、供品、喉舌，但我们不羡慕，也不嫉妒。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五）但是，我们缺乏文采。我真想创作出绝世之作，但是年岁无情，学力不逮。编戏剧，谁不想做莎士比亚？写小说，谁不想做托尔斯泰？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者，文采也。也许有几位文采斐然的作家在偷偷摸摸地创作，准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可能我来不及看到了。最近，北京有人又把老舍的《四世同堂》改编成了话剧上演，成了重要新闻。与其说乱世可以出英雄，不如说乱世可以出文学巨著。这一百年是一个风云变幻、奇异诡谲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的时代，轰轰烈烈，多姿多彩，举世无可相匹，历史不可再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饥荒、文革大造反，等等，等等，从文学艺术的创作来看，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可以够一百个一千个莎翁托翁巧取豪夺，可以造就出多少科学、文学、艺术的巨人，栽培出多少参天的大树，为中国科学文化文学的繁荣，贡献一大批旷世之作，不幸的是60年来，科学没有大家，文学没有大师，文学艺术的原野是一片荒漠，满目苍凉。这固然可以加罪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但是我们的文学家们也太不争气了。还怕什么呢？这三十年，虽然当局者极尽打压之力，却比毛泽东时代毕竟还是有了进步。你可以偷着写，拿到网络上发表，拿到香港出版。果真是文学精品，绝对埋没不了。延安时代批判萧军、丁玲，我当然无幸看到，但是从1949年批判萧也牧开始的每一场文艺大批判，我都与闻与见。从毛泽东直到今天，中共的统治，最伟大、最成功、最不朽的功绩就是彻底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浩气，彻底摧残了造就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繁荣的自由思想，彻底摧塌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文人立世的精神支柱，彻底践踏了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东方的人本主义。这是无论多少个GDP也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真是居功厥伟，流芳百世，万寿无疆！这六十年，使中国文化遭到万劫不复的大灾大难。
摧残者树立的丰碑就是文学艺术百花园里只有枯木朽株狼籍遍地。
积八十年的观察，我唯一可以预言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永远创作不出传世之作。
我希望《往事微痕》或《黑五类忆旧》的作者们怀抱大志愿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遗世之作。
（六）我预言：刘晓波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授予中国人，是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早在明年，晚在后年。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2010-12-5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