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刘晓波获奖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我相信，中国民主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非将狭义的「民运」概念扩展为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反对派」不可、非走三大反对派联合一致的路不可。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三大派别，但一般而言，它们都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肩前进的；而中国的情况比较不幸，这三大派别如今被分而治之，三者之间还常有相互攻击，如最近围绕刘晓波是否应该得奖、无敌还是有敌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并非单方面的求全责备而已。弄清反对派三大派别的分野，然后才能更好地联合，并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而团结一致：结束一党专制，重建民主共和。
本来奥斯陆最后一天下午三个小时的会议是探讨民主运动的未来战略的，太多的贵宾需要加到前面，结果只有两分钟时间无法完整宣读此文，更来不及加以讨论。很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所以按会上的说明发到这里。
封从德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于挪威奥斯陆，诺奖颁奖次日
三大反对派的分野与联合
封从德
经过百余年的激荡，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结束专制，再造共和，发达民生，实行均富，推进和平。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结束专制，顺利完成中国五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为了结束中共一党专制，需联合一切反对专制的民主力量。而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一九八九年蓬勃兴起之后，逐渐一分为三。目前随着刘晓波获诺奖这一标志性事件，而明确了分野，现在是探讨如何才能团结一致的时候了。
当今中共专制的反对派，按思想理念划分，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传统派，其特征是认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价值的，以法轮功和信奉传统儒释道的人士为主体，虽然在国内居多，在海外也不少，尤其是华侨和法轮功，因此人数相对较多；二是自由派，其特征是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推崇自由主义及西方文明体系发展出来的一些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及基督教世界观等等，并推崇非暴力的社会变革方法，他们目前构成狭义民运的主体，但总人数最少；其三是新左派，他们强调平等，但常常采用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同情甚至怀念文革，目前在中国大陆人数极多，是未来可能的暴力革命的温床。
这只是大体的划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一方面，三派多有交叉，如有些传统派也包容甚至倾向自由主义，有些民运人士和新左派也认同传统价值，等等。另一方面，因为价值理念的差异，这三大派相互攻击的情形时有发生。较为西化的自由派，尤其是亲基督教的人士，常常发表否定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价值的极端言论，他们一般都贬低甚至鄙视法轮功和传统儒释道的价值理念，但有时也会为后者遭受的人权迫害而批评中共；而后者也时有反弹，最近一个特出的例子，就是围绕着自由派的领军人物刘晓波是否应该获诺奖这一议题，而爆发的自由派与传统派之间的论争，导致二者的分野越来越清晰。最后，新左派与自由派相互攻击的情形也很常见，网络上针锋相对的有如新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与自由派右翼的“右派网”。
那么，三大反对派如何联合呢？首先需要理念的结合，形成基本共识。其实，这三支力量都反对中共现行专制体制。传统派所坚持的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价值，与中共政权采取的先是西方极左共产主义、后又极右法西斯化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相互具深层的价值冲突；自由派推崇的西方普世价值，也不为中共所容；而新左派倡导平等，他们在中共政权的现行政策下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地位。总之，三大反对派同样遭受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差别只是轻重而已。只有这三支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合力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共和，完成中国五千年未遇的大变局。而这三支力量的思想基础的共同点，则早已由孙文学说尤其是其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与民生三大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建国大纲则是一个简明扼要而合理的程序。可以说，孙文学说经过一定的改造后，可以成为协调三大反对力量的共同纲领，由此才能形成合力，共同结束一党专制。
这一点，在很多反对派朋友看来，觉得不可思议。这其实是中共教育体制造成的后果，是中共一方面打着孙文革命继承人的幌子，一方面又刻意遗漏和贬低孙文及其学说具体内容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八九民运的主要诉求，其实就与三民主义暗合，只是因为我们当时知识的局限，才未能明确提出而已。八九民运的主要诉求是什么？绝食学生要求当局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当时最受民众欢迎的口号是反贪污反腐败要求均富。“爱国”对应的就是民族主义，“民主”对应的就是民权主义，“均富”对应的就是民生主义。追求自由、民主、均富和强盛的新中国，正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念的体现。八九年的诉求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百年强国梦重要的一环。百年来，这三大主义的诉求一脉相承。八九年没有明确提出来，是因为我们受到中共的洗脑教育不了解历史。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后来也分别汇入这三大反对派。练着气功绝食的同学、受国学热影响的人们，很多汇入了传统派，加入法轮功或传统儒释道的行列；这场运动经过西方媒体强势的筛选报导，“爱国”自然不见了，只剩下“民主运动”，致使广场上的民众运动逐渐蜕化为媒体上的明星运动和精英运动，构成自由派的主体，即狭义的民运；而那些抬着毛泽东、周恩来画像反贪污反官倒、要求平等的人们，则汇入新左派，留在国内与下层民众的诉求相结合。
大体而言，传统派易于认同孙文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易于认同民权主义，新左派则易于认同民生主义。进一步观察，除非为数极少的极端传统派，一般的传统派也比较认同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同样，新左派除非执着马列主义的毛派份子，也会认同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而部分自由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民生主义，但一般都对民族主义这个词比较敏感。对孙文的民族主义的主要障碍，是一些人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局限，由于中共控制的教育，尤其是早年的教育，致使西化倾向的朋友既认识不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也不清楚孙文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大同理念，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将有极大贡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性路径。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步增高，对孙文学说的认同也必然增强，尤其是国内贫富悬殊极度加剧的危险现状，让更多的人越来越认识到孙文学说的现代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未来的政治文化，必当建立在融合中华文化道统与西方文明精华之坚固基础上，这种集大成式的大融合的基础，已由孙文学说敷陈大义，而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平现代化转型的仁人志士，则应在孙文学说坚实基础之上，向前迈进。孙文去世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文的革命，就是国民革命，也就是民族、民权与民生三大革命。这三大革命至今均未完成，马列思想与集权专制依然盘踞大陆，民生发展依然不足而且极度畸形，贪污腐败与贫富悬殊都达到古今中外罕见的地步。因此，三大反对派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思想理念上达成基本共识，并依此共识联合起来，组织民众，结束专制。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于旧金山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