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璀璨的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殒落

由于正在做反右派运动受难者名录的数据性工作，所以看到石贝小姐《纪念父亲划右派五十年》(《开放》二OO七年三月号)后，就立即写信向她索取更详尽资料；结果不索不知道，一索吓一跳，原来石贝的亲人和亲戚中竟有六个右派分子：她父亲欧阳静戈先生及两姨夫嵇成武先生、杨烈先生，她三个舅舅梁其昌先生、梁其田先生、梁其琛先生。

欧阳静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民航局民升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

嵇成武，福建农学院教授。

杨烈，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家。

梁其田，美资联恰公司上海「南京电影院」、「美琪电影院」经理人。

梁其昌，水产部高级工程师。

梁其琛，医学博士，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

这是六颗璀璨的明星，六个民族的精英；然而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殒落，精英为毛泽东阳谋所扼杀。六个原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便因此陷入了绝境，在十八层地狱中受了二十多年的煎熬：有的人给害死了，有的人给逼疯了，有的人家散了，所有人的事业都被摧毁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为共产党夺权卖了大力气、还牺牲了一个儿子的黄炎培老先生，不但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外孙是右派分子，他自己在毛泽东眼中也是个不戴帽的右派；至于夫妻联袂、兄弟同榜、父子同科，就更不胜枚举了。丁抒教授在《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中就举了大量例子。

然而，这个犯下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罪、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的中国共产党，可曾作过一点反思么？石贝一字一字地从空军后勤部政治部抄回来的《一九七九年政字第0一九号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这张由空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魏锦国等四人签署的文件，为认识共产党政权的野蛮、残忍、血腥、无赖、死不认错的本质，提供了大大有力的证据。

二、共产党从来都是为了掩盖一个罪行，而犯更大的第二个罪行

中共在三反、肃反中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搞红色恐怖，早已弄得怨声载道，天下沸腾。欧阳先生就是三反、肃反的见证者、受害者；他亲眼看一个会计，明明「没什么问题」，但还是要整他，把人逼死了，又「说他是畏罪自杀」。欧阳先生也是无辜者，被「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他采取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他囚进牢内一个多月，一直不准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还逼着十二岁的女儿给他写信「劝降」。欧阳痛哭流涕地说：「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他感到共产党「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整得「几千几万」人，死的死，残废的残废，有的人得了神经病。「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毛泽东、邓小平、彭真一伙为堵天下悠悠之口，发明了一条「攻击肃反」罪，把在三反、肃反中无辜被整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欧阳静戈如是，《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如是，《新湖南报》的朱正等十几个青年亦如是，无一幸免。结果反右比「一团糟「的三反、肃反更糟糕，欧阳静戈「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的希望不但落空，陆续发生的反右倾、四清、文革、天安门事件、镇压法轮功竟一场比一场更残暴、更血腥。至于私设牢房、严刑逼供，更是为堂而皇之的发扬光大而成了今天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治理天下的法宝了。

三、 共产党死不认错

空后政治部在这张《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中对「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只承认这些是「错误作法」、「违反政策」，而不承认违反《宪法》，违反人权；既不道歉，也不赔偿。最后还坚持欧阳静戈本身「有怨气」，「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无非告诉你：你罪有应得！过去整你，是党对你的教育改造；今天纠正你，是党对你的宽宏大量；雷霆雨露，皆是党恩，藤条下面乖儿女，天下无不是父母；所以赔偿固然免谈，道歉也莫妄想。

君不见一九九0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不予改正」的理由居然是他们「顽固不化，死不认错」么？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包括邓江胡温在内的、所有对中共历史稍有认识的人形物体都能明白，这世界上最「顽固不化，死不认错」的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邓小平处理天安门事件「一步不能退」的原则，就是这一伙窃国集团对承认错误的恐惧心理的最佳表白。难得一见的空后政治部这一张《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便是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四、必须追究为恶者的罪责，才能阻止罪恶的不断产生

追究为恶者的罪责，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中共当局承认错误，向受难者赔礼道歉，惩办为恶者；中共几十年一贯制的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祸国殃民，就是因作恶者没有被追究责任，他们不但无罪、没有得到惩罚，反而有功；毛泽东固然还霸占着天安门广场那块风水宝地，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利瓦伊汉一帮刽子手也永享尊荣，世袭罔替，代代簪缨。

二必须作出经济赔偿。

据《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康涅狄克州被判强奸罪蒙冤入狱十八年的蒂尔曼获得五百万美元的赔偿。蒂尔曼今年四十五岁，一九八八年被捕，一九八九年被判四十五年徒刑。在DNA检验证实之后，他在二OO六年被无罪释放。康涅狄克州长代表州政府公开向蒂尔曼道歉；州议会投票决定赔偿蒂尔曼五百万美元。
 
中国的右派分子们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追讨赔偿可以参照这个案例，以五百万元美元为底价。一向热衷「与国际接轨」的胡锦涛和温家宝肯不肯在这里也接一次？
 
中国右派分子和蒂尔曼比较，有如下几项特点，不可不留意：
 
1、中国右派分子的蒙寃时间长—-一般都超过二十三年，即是从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七九所谓「纠正」为止；而很大一部份人拖的时间更长，到今天为止仍沉冤待雪的还大有人在。如一九四五年参加中共地下党、一九四九年领导重庆渣滓洞监狱暴动死里逃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一九六四年三月被诬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首犯而遭杀害的周居正，至今未能平反。
   
2、中国右派分子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即受的惩罚比蒂尔曼严重得多—-除了被剥夺自由之外，要被批斗、打、骂等人身侮辱以至有许多人自杀，要从事超体能劳役以至许多人累死，要忍受长期的饥饿以至有许多人饿死，要受如戴手铐脚镣、吊打、坐小监、喂蚊子、曝晒、冰冻等酷刑以至许多被折磨死，要在冰天雪地睡觉、地穴安家、有病不给医等以至有许多人被拖死。
 
3、中国右派分子的株连效应—-中国的「株连九族」的恶法经中国共产党的发扬光大，变得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和无孔不入。一人当右派，全家成贱民：不但在政治上备受岐视和迫害，失去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的机会，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找不到对象、结不上婚；更可怕的是失去生存的机会，全家被扫地出门，失去居所；失去工作，全家陷入饥饿的恐怖之中。如宋云彬《红尘冷眼》记载：

杭州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王平，在整风运动中向书店领导人提过意见和为右派分子宋云彬送书上门，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处分结果是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但王平一家有老母、夫妇、子女四，七口人靠二十元本已无法过活，最后还把他开除，完全断了他一家生路，以至王平因刺激太深，精神失常。共产党之绝灭人性，残暴无良，大致如此。

所以，中国的右派分子们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追讨赔偿应该大大高于每人五百万美元。

五，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应该赔而且有钱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二OO六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二十万九千亿元，居世界第四位；二O一O年即十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二O三五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二OO六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贸易去年为一万四千亿美元以上，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德国。贸易顺差今年将达一千五百亿美元。

据二OO六年世界银行报告，二OO四年的一美元只等于一点七七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二OO四年中国的GDP还比日本多百分之八十七，早居世界第二位了。总之，中国是全世界第一等富国，是不争的事实。这从胡锦涛、温家宝对亚非拉兄弟的捐输，对朝鲜、古巴的兄弟般馈赠之无比大方、慷慨，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国库充盈，傲视全球；并且有丰厚的党产、小金库。例如，换领身分证，香港人是不花一分钱的。但伟大祖国却对每一个主人翁收取二十至八十元不等的「成本费」和「服务费」，按十亿人每人二十元计，仅此一项便是二十亿。所以，即令李先念复活，他也不能再有理由耍那种“要命一条，要钱没有”的无赖、痞子、流氓相了！

一百多万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遗属，其它如土改、镇反、三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地方主义、工啇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事件、宗教迫害等一切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受害人，都要理直气壮地对中共大喝一声：

赔我的命来！

赔我的青春来！

赔我的幸福来！

赔我的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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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空军后勤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政字第0一九号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石贝提供)

空军党委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党秘字0一七一四号批复，确为极右分子。总政治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示，撤销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由卫生技术五级降为医生三等十级。主要依据：

一， 对三反、肃反

六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小组鸣放，说「三反时，我在民生医院，运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么？死得不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说，他没什么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说话，而说他是畏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我采取了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内一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说。还逼着我十二岁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么？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神经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况。这可见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这样。」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有人说国民党残酷，而共产党有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希望运动本着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合的场合下面给摘帽子，我的贪污帽子，至今还没摘掉。用口袋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产党说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有小汽车，较好的房子，每月三千斤小米(三百元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当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说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说，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六月五日在小组鸣放时说，「我们单位的政治空气不浓，除了政治运动外，其它时间无协理员也可以。共产党一搞运动，别人就得跟着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令人有老虎临门之感……在运动中，有的人自杀了，有的被整得半疯半癫，身体也搞垮了。在门诊部的病人中就有公开说是「三反、肃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后不要用恐怖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我有顾虑，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员会，如果有报复，可以向该组织控诉。」

二，与社会上右派共鸣

读葛佩琦反动言论后说，「共产党善变，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配有弹簧床，转椅，派公务员送水送饭，今天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连老教授的开水都没有人打了」，并说，「人家还享受了几天，我们就更冤枉。」

读章伯钧，罗章龙言论后说，「章罗言论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认为「十二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有一两位可以胜任，不无理由」。

读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后说，「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言者无罪嘛，而现在反击是否恰当？」

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复查意见：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这些错误作法是违反政策的，事后又没有很好的作善后工作，所以有怨气，在帮助党整风之际，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并非恶毒攻击，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是爱国的，全国解放时，亲友来信动员他出国，他自愿留下不出国，参加革命工作后，工作表现较好，一九五六年对针灸工作钻研有成绩，被评为空后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授二等奖，其根本立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六不划中第二条规定，「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魏锦国(空后副政委)、李建辰(空后政治科保卫科科长)、蒲增明(空后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冯造兴(空后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