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月似乎很不平静，从六月一日的厦门反PX游行开始，无锡臭水事件、云南6.4级地震、印花税上调引发股民狂骂••••••持续不断的震撼性事件刺激着民众的神经。斜刺里，又有著名作家王朔拍马杀将出来，向网友大爆猛料：6月10日，在开设于鲜花村网站的个人博客上，王朔以“公民王朔”的身份公开举报中国电视剧审查腐败黑幕，要求反贪机关进行查处。
王朔介绍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绝对权力之下，这些审查小组的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长期借审查之机向剧组索取贿赂，如今的“审片费”已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3至5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
作为一种行业潜规则，电视剧审查中的行贿受贿问题被揭露并不出人意料，但王朔的举报仍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众所周知，王朔曾是多部热播电视剧的编剧，属于电视剧制作的重量级圈内人，以圈内人的身份公开举报审查组腐败，而且公开声言“诬告（就）反坐我”，显示他对此事的态度严肃认真，其冲击力自然不可小觑。
王朔的举报上网之后，6月12日，《新京报》发表了《王朔举报电视剧审查有黑幕，叶京称深受其害》的报道，报道中转述了导演叶京的话：“当时《贻笑大方》在北京审片，审片小组一共六人，每审一次便要缴纳审片费，并且都是自定的，动辄上万。但他们不会让片子一次性通过，因为多审一次就要多收一次钱，每一次审片还得给这些审片员在五星级饭店租下房间，某些审片员甚至还要带上家属，如同前去度假。《贻笑大方》一共审了三四次，花了高达十几万的审片费，但最终也没有让我的片子通过。”
《新京报》的报道出来之后，6月13日，著名学者徐有渔发表《审查制度应该合法、合理》一文，对王朔举报信中所谈的审查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审查小组往往成为悬在创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某些老同志过分的审查热情已经焚烧了不少好作品。”
至此，关于电视剧审查中的受贿犯罪，举报者和证人都有了，媒体也开始予以跟进关注，同时，王朔又施展开一贯的嬉笑怒骂“炒作术”，进一步刺激媒体和读者：“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喜欢炒作娱乐圈潜规则么？这次我报了个潜规则看你们敢不敢炒作。不敢炒你们就是脏！敢登给你们平反，取消妓的封号。不用找我核实，你们不都认得点导演制片主任么，找他们核实去。”而且，按照王朔的说法，他是在看了9日的《焦点访谈》后决定写举报信的，因为高检反渎职厅发言人讲得很明确，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
王朔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接受公民王朔的举报了吧！可是，至今为止，我们看不到高检反贪污受贿渎职监察厅兑现“只要有人举报就立案侦查”的承诺。这实在很令人感到困惑。刑事案件的特点要求查处行动雷厉风行，尤其是王朔的公开举报和叶京的证言已经惊动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如不及时采取行动，很可能导致他们建立攻守同盟或畏罪潜逃，使案件侦察工作更加困难。另外，从司法程序上讲，既然王朔选择了公开举报的方式，有关方面也应尽快给王朔答复，以保护公民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检察机关对公民举报无动于衷的局面呢？
将这一懈怠与无动于衷归因于发生在山西的奴工事件有失偏颇，看上去有些牵强。但历史地考察近年权力与民意的互动关系，却又无法否认二者之间的某种关联。当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几乎全力投入到对山西黑窑奴隶主和当地官员的声讨中，“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当然可以舒口长气：王朔举报这事，肯定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了。
古今中外，权力都不会倾向自我约束。而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却又几乎不存在制度层面的有效权力制衡，于是，除了周期性的反腐秀和权斗引起的内讧，我们看不到社会全局性反腐的积极动力，在这一令人绝望的制度背景下，网络时代的民意聚集，几乎成了对权力加以制约的唯一外部因素，孙志刚案、哈尔滨宝马案等的最后处理结果，无不与铺天盖地的网络抗议有关。应该说，王朔的举报本身是有杀伤力的，但他无法预知山西奴工案正好会在他的举报之后被捅了出来。与山西奴工事件比较起来，黑暗的审查组腐败问题实在显得有点小儿科了，还有什么比当代奴隶的大量存在更能刺激民意的冲动！于是，王朔和“退休的老同志和艺术家”就被暂时忽略，民意本能地将目光投向山西而不是北京，王朔为人们树起的反腐枪靶，便远离了民意愤怒的枪口。当网民和媒体致力于解救那些生活于非人状态的山西奴工时，“退休的老同志和艺术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从来没收过黑钱。一个小小的王朔算得什么，既然站到腐败的对立面上，那么，以后会有苦头给他吃的。不管怎么说，值得“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们庆幸的是，由于解救奴隶逃亡的迫切之需，人们没有把愤怒齐齐地转向他们，也就是说，王朔为反腐树起的靶子，没有成为万众唾弃的反面典型。奴工们的逃亡避免了他们成为众矢之的。
看来，名人也好，大腕也好，当他站到反腐的第一线，除了民意力量的支持，他几乎一无所有，于是，大腕作家王朔的举报可能就白白举报了，最终，有关部门可能连个“外交语言”式的反应都懒得做出来。没有公众的注目和强烈反应，权力实际上是不会触动顽固性腐败的，哪怕这腐败明明白白就在它的眼皮底下发生着。
“退休老同志和艺术家”的自由自在暴露了民意反腐的局限性。以中国疆域之大、腐败现象之普遍，怎么可能依靠民意的汹涌怒潮推动腐败个案问题的解决！就算民意一年365天都处于愤怒状态，又能关注得到几起腐败和侵权案件！更何况，即使面对最强大的网络民意基础，腐败和侵权个案的解决也不总是乐观的，湖北襄樊的高莺莺案以对高天虎维持“诬告”的二审判决终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即使在民意最为关注的焦点事件上，权力对民意的尊重程度在明显下降，孙志刚案发生后那种当即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积极态度已消失不见。在山西奴工案曝光后，权力机关竟先声夺人地将其定性为一个“非法用工”问题，就连倒卖奴工的劳动监察部分的工作人员，也只是受到“开除留用，降两级工资”的处分，而黑窑主王兵兵的党支书父亲，至今不见人影，有关部门根本就懒得打听他去了哪里。呜呼，王朔先生还是不要感到失落吧，就算电视审查组的腐败问题被媒体“炒”到尽人皆知的程度，那又如何？要知道，那些“老同志和艺术家”的活动能量，哪一个都比山西偏远山区的党支部书记大上百倍千倍，以你一个作家之力，如何能撼动那个强大而统一的利益共同体？！
这样看来，真正对王朔树起的靶子起到保护作用的，并不是众目睽睽下的奴隶逃亡，而是黑幕重重的权力结盟，奴隶逃亡最多只能使“老同志和艺术家”们逃脱万夫所指的愤怒谴责，起到一个小小的掩护作用，而不是他们逃脱法律制裁的真正原因。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中，对腐败和侵权犯罪者的追究，应有制度性和程序性安排，而不关乎民众对事件的关注程度，更无须以民众的高调呐喊为前提，但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显然只是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么，当民间的反腐努力屡屡撞在强大的体制之上如同拳头击打棉花，人们的反腐信心究竟能维持多久？不要忘记：曾经向人民网投书的黄金高已在监狱中度过几个春秋，黄金高案的重重疑云却仍然挥之不去。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与黄金高比较起来，王朔的命运大概会好得多，但可以预言，针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种种防范和限制措施就要开始了。如今，腐败与侵权成了一对共生体，它已不再具备搞活经济之初的“润滑剂”作用，而是每每以对民众利益的侵犯与剥夺为实施代价。于是，只能由民众之痛作为反腐的动力，否则，以反腐的难度之大，谁又会屡败屡战地以长矛冲击风车？！
如今，有赖民众不可消除的痛感，有赖人类无法消除的正义观念，民意仍然游荡在网络和少数良知媒体之上。作为个体，他们不具备冲击腐败的能力，而只能以扎堆发贴和顶贴的方式聚啸网络。愤怒和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成为网络主流民意，权力与民意渐成分道扬镳之势，这使本应上下齐心挽救社会未来的前景越来越难以看到。那么，权力对民意的漠视与防范，民意对权力的反感和对立，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