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少谈一点民主，多解决一点民生”的观点大行其道。一时间，似乎“民生”两个字已经成为衡量这个时代成败的准绳。其实，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成功，最基本的标准是：民主程度，法治环境，国民生活水平以及国民素质。“民生”是如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指标。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世人瞩目。按照“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或许已经现代化了。但是，人们的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有这么一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中国民生的现状：“住房改革把钱包掏空，教育改革把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把生命送终”。住房、教育、医疗被称为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现实当中，很多人仍然受制于看病、上学、住房、养老、腐败等诸多问题，很多社会群体没有享受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福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紧张，离和谐社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由于历史积存的问题导致改革的高成本，执政者采取了放下历史包袱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了东北三省和其他省市区的工人生存困境；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的三农问题，在新时期的矛盾尤其突出，近年很多省市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和公检法司机关滥用权力，吏治腐败，造成大量侵犯民权之事件，受侵犯的弱势群体没有渠道可以正当表达，把上访视作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缺乏社会保障体制的状态下，贫困人群看不起病，上不了学，朝不保夕，今天担忧明日生计，身心不安，情绪焦虑，怨气冲天；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阻碍人们向上流动获得更高层次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尚未形成，使人群缺乏归属感，产生不安定的急躁的功利心理。为了住房、子女教育，为了出现大病时有钱医治，为了避免一些突发的不可抗力事件到来，民众拼命积蓄。国家银行一再降低利率刺激内需，仍无法吸引人民将存款取出进行消费。不仅普通民众如此，即便是享受体制之内的种种好处，年收入在十万左右的白领阶层和社会管理阶层，也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在体制内外，除少数占有资源的人之外，广大民众弥漫着对未来生计担忧和不安的情绪。

国民一次分配造成的事实上的两极分化，在国民二次分配时没有得到有力的政策矫正，甚至在很多方面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比如，北京地区规定，凡拥有双高（高学历、高职称），年收入十万以上的高新科技企业人员，可享受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待遇。在许多农村地区，接入电话的农户拨打电话要收高于电话费三倍至十倍的所谓“农化费”；又如，农民一年辛苦劳作之收入，尚不能弥补购买国家垄断的生产资料（如化肥等）和农业税收之费用。管中窥豹，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而忽视公平的分配制度，事实上起到了“杀贫济富”的效果，造成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事实，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有不少学者纷纷撰文警告，中国的基尼系数每年以0.001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接近0.5，很多专家普遍认为已经达到0.5以上，已经引起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变化和深层矛盾。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此谶语，令人警醒！

如果把抽象的基尼系数变成具体的数字，则是：在20万亿左右的国内金融资产中，40％被只占总人口6％的少数高收入阶层所占有。其他的一些调查证实这种财富不平衡的格局可能更加严重，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高低相差63.6-88.9个百分点。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惨案，则用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诠释了这种基尼系数：四川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的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为交不出区区600多元的学费而羞愤自杀，这点钱还不够城市富裕家庭给同年龄的孩子买一款时髦的手机。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后果。事实上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经济上的主要后果就是内需不足，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后继乏力；社会后果则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分层和对立。去年在武汉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受到制度、政策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目前实质是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是“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

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商恶炒房价的商业投机行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这些不当商业行为的恶劣后果已经逐步显现

(一)九年制义务教育贯彻不力，很多地区的办学环境、师资力量、教育水平极为落后，而且至今不能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完全免费，而高层次的教育则是一般民众花费数十年积蓄才能得到的。一方面，民众为了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在支付大量的成本，另一方面，大量失学儿童的存在为未来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教育产业化的变相后果是剥夺了穷人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剥夺了穷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使21世纪的中国形成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并存的局面。事实上，在平民教育上加大投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中国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前，至少派出十万名各级官员到英国进修培训，占出国培训干部总人数的三分一”。“由于这一培训每年2.5亿英镑的市场利润高达七成，许多英国大学及语言学校已展开激烈角逐”。英国的这个培训计划，“每年2.5亿英镑”近30亿人民币，如果按一个贫困大学生第一年入校平均需要筹集6000元，30亿可以解决50万个大学生的全部第一年入学费用。？

(二)“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95.8%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医疗卫生事业关系亿万民众的切身健康与生存，医疗事业变成攫取高额利润的产业，造成普通民众不能看病之事实，将极大地消弱执政党的民意基础，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并引起更大范围的民怨和民众焦虑和不安定情绪。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43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15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据《经济参考报》载，５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些数字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从理论上讲，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为什么会出现发病率上升而就诊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呢？这组数据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束手无策。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５%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60.60%，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有学者发问：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60%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三)全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是中国当前经济过热的集中体现区。以北京地区为例：四环以外的房价平均在5000元/平方米，一间50平米的房子，相当于年均收入在3万元的中等城市居民在不消费的情况下分期付款10年的收入总和。中等收入以下的城市居民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大多数人居住环境无力改变，与此同时，当城建工作到居民小区，进行无偿拆迁或低额补偿拆迁市民房屋时，就可以理解民众的强力阻挡和所谓“过激”行为了。

二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同一家族“前赴后继”参政的依然比比皆是。例如，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美国的家族政治就相当普遍。美国政坛一直被60个富有的家族“掌控”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大家族”——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然而，这些自幼生活在“朱门酒肉臭”中的政治人物，一旦踏入政坛，并非对“路有冻死骨”的民生问题熟视无睹。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并三次竞选连任成功的罗斯福，就是一个致力于“让穷人能够丰衣足食”的“民生”领袖。他在第二次当选总统后发表就职演说：？？

我看到，数百万家庭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生活，时刻为生计问题担心。

我看到，在城市和农村中，数百万人因贫穷而生活条件恶劣，和我们这个自称为文明社会的国家极不相称。

我看到，数百万人因贫穷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享受的机会，失去了扭转自身和下一代命运的机会。

我看到，数百万人因贫穷而失去购买力，也失去了为其他人提供工作和生活的机会。

我看到，数百万人住在破旧的房屋里，衣衫褴褛，营养不良。

我给大家描述这样的景象，并不是对未来绝望，而是充满了希望。既然我们国家出现了这些不合理现象，那就应该消灭掉。我们的任务不是让富人更富有，而是让穷人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决心是，关注每位美利坚公民，让大家都成为国家的受益者。

罗斯福说到做到。他向国会递交并获通过的——

《联邦紧急救济法案》，把需要救济的人分为没有工作能力的和具有工作能力的。前者由地方政府和慈善部门提供救济，后者则由政府负责提供就业机会。为此专门设立承担救济和就业职责的工程振兴局，实行以工代赈，解决了全国1∕3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该局设立了青年管理处，先后为360万青年找到了工作；设立了艺术计划处，为艺术人才提供就业机会。

《社会保障法案》，确立了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对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的制度。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九岁那年在单身母亲精神失常后，就是靠着这部法律生存下来的。

《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工人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小时工资不低于40美分；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作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禁止资方派遣密探打入工人队伍。保守派为此骂他是工人的走狗。

累进税制度法案规定了对5万美元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筹集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

上述以抑强扶弱、抽肥补瘦为特征的罗斯福新政，赢得了史家的一片赞扬。为什么出身名门望族、自幼锦衣玉食的罗斯福，却勇敢地背叛自己出身的富人群体，干出劫富济贫的事业呢？仅仅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吗？不是！对政治家而言，选票比良知更重要。富人再富，手中也只有一张选票；穷人再穷，手中也不缺少一张选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穷人数量迅速增加，富人数量急剧减少。谁能得到穷人手中的选票，谁就能进入白宫。面对当时穷人日益恶化的环境，罗斯福的前任及竞争对手——胡佛为代表的共和党人，迷信市场的力量和“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的教条，对穷人的呻吟听之任之。而罗斯福则举起“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的大旗，发誓利用政府的力量，保障穷人权利的实现。在当时人口中占据多数的弱势群体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罗斯福。看来，民生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执政者的良知，更在于弱势群体手中拥有选票。这选票可以使坏人不敢做坏事，好人放手做好事。选票重于良知，民主决定民生！

中国近代以来残酷的现实，逼着中国人把矛头对准了腐败专制的政治制度，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君主专制是“恶劣政治的根本”，民权主义（即民主）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是胜利了，但紧接着是帝制复辟、军阀称雄，人民“于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单纯的“师夷长技”、发展经济行吗？从洋务运动失败了的结局中，我们不难得到明白的答案。诚如梁启超当年所说：“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地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历史一再警示国人，单纯强调、依靠某一方面的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战略，无法全面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陷入过同样的困境，企图通过“大跃进”、“大炼钢铁”从经济上赶英超美，结果带来三年极其困难的时期，通过“四清”、“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所谓“走资派”的问题，结果使国家陷入内乱，濒临崩溃。

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又是一个“世界第一”，可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世界第一”。2004年我国GDP向上调整了2.3万亿元，由此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海外媒体说，中国已经超过英、法、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我国的GDP已跻身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偏低，即使这样，也不能为基本民生投入占GDP的比例比不上非洲那些穷国这一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

我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政府架构和最高的行政成本。尽管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官民比例数字颇为不然，频频出面否认，不过，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恐怕谁都无法否认。许多基层陷于“吃饭财政”，甚至是“举债财政”的泥潭，纳税人的钱都不够支付行政管理者的“人头费”、“吃饭钱”，还侈谈什么基本的民生投入？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投资参与营利性项目的经营活动，成为“经济人”。与民争利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经济环境的公平与自由，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基本民生投入，在经济学上是只有投入不产出的“沉没成本”，不符合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政府对基本民生投入不足，保障不力，势必影响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进而影响公众的投资、消费信心，这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害无利的。

之所以民生投入过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无法有效监督公共财政的投入和支出。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民生项目投入数量多寡、轻重缓急，话语权全在政府官员手上，既不必事先征求公众意见，也不必经过公众同意——人大对政府预算虽有审议功能，由于诸多原因，依然存在权力虚置、监管不力现象。即使基本民生投资不足、效率不高，公众也无权问责政府。

深究民生投入过低的原因，关键就在于还没有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等与和谐，而这有赖于民主的发展和完善。

三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关于民主的好处不用多说，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稍有远见的中国人都知道，民主已经是人类文明中的基本价值观。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目标，它有相应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要求。就政治方面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发展和完善。如果没有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民生不能得到全方位的改善，即使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接近或达到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算是达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市场经济和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权利的上层建筑相结合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建设的正常发展，达不到“够格”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民主发展程度，要实现社会和谐与民族复兴也是不可能的。

民主和民生一样迫切，没有民主的民生只是空中楼阁。民主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而民生只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民主是方法、途径；民生是结果、表象。民生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也可以不需要民主。封建社会短暂的盛世中没有民主，百姓的日子也算凑合；希特勒时代没有民主，但德国百姓实现了高福利。在眼下的中国，对于亿万中国人而言，最需要的肯定是解决看病难、上学贵这些实际问题，至于是不是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有许多人不大关心。住房、教育、医疗、就业这些民生问题喊了一年又一年，哪一个解决了呢？深层原因是什么？只能是落后的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笔者认为，民生是中国最实际的问题，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等的确是普通中国老百姓目前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但是，没有民主这个途径，万万不能达到民生这个目的，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只能由最缺乏的民主来解决。所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没有民主，就无以保障民生；没有民主的民生，靠“主子”、靠少数富翁恩赐的民生，不会有长久的民生。

改革开放约三十年以来，主要权力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人民失去了监督和制约能力，没有彻底打破官僚集团的权力垄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因此，中国的改革应该重点从政治体制改起，而不是经济体制。有媒体称，中国政府一直在打民生牌，以此反驳外国对自身人权状况的指责。此话恐怕不是空穴来风。高层不断放出民主的风声，却不见实质进展，反而是这几年说话越来越小心，一切讨论只能止于民生。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关于政治改革的风声让很多人感到提气，但是，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缓和压力的手段？前不久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一篇名为《政治改革并非当前急需》的文章称：虽然政治制度不转型始终是中国的隐患，但政治改革并非今日中国最迫切的需要。第四代领导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思路，且亦早公之于众，它不是政治改革，而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此段话的核心意思即“民生比民主更重要”。如果把民主问题一直往后拖，只能是回避实质问题，这无论如何不是最好的选择，用民生掩盖民主其实很危险，最终异化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或曰权贵资本主义。

事实上，当前的民生问题无一不是由民权没有得到伸张所引起，而民主制度就是民权的保护神，只有民主才能保障民生。

其一，教育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公平地分配。由于教育体系缺乏民主监督，所以教育系统内的腐败极大地浪费和滥用了本应全民共享的教育资源；再进一步追溯上去，财政体系由于缺乏民主监督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由此导致教育投入不足，是当今教育问题的另外一个本源所在。所以，教育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民主制度的实现作为前提。其二，住房问题其实就是房价问题。有人说房价太高，也有人说房价不高。其实价格高不高不是关键，关键是形成这个价格的机制是否公平正义。土地归地方政府支配，地方政府的工作成绩由上级政府评判，GDP就是评判的重要指标，在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交易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民主制度的监督。这样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不可能能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并且以其利益作为出发点去考量，高房价显然更符合它的利益。所以在开发商与普通买房者的交易过程中，开发商必然占据绝对优势。该披露的信息它不披露，该透明的程序它不透明，面对航空母舰般强大的开发商们，普通买房者根本就不具备搏弈的能力，而法律又不能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和制约。所以房价的形成机制必然缺乏公平正义。所以，解决房价问题的关键仍然在民主。

其他的民生问题，如医疗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工人权益保护问题，等等，其解决的唯一突破口无不在于民主制度的实现。屡屡绕开民主而张口闭口“民生”的人，显然，倘若不是出于无知，应该可以归为无耻。

四

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主政后，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客观地说，在民生凋敝的当时，破除各种保守力量阻挠，全力启动经济建设，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形势，并且符合追求现代化目标的国家利益和实现民众福祗的根本要求，但在经济改革业已启动，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已经蓬勃兴起的今天，明显表现出局限性。

以经济发展衡量地方政绩，导致官员忽视民生和公益事业，甚至以牺牲大部分民众利益为代价，为资本力量张势，成为外资、国资和大中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代理人，不从本地区的客观经济实力出发，一味求大、铺新摊子、搞新项目，导致大量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上马，将工程项目的沉重负担转移到民众身上，造成一人得益，万人贫困之事实，严重背离了改革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初衷。例如，《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地处贫困山区的四川省万源市在年财政收入4000万元左右，2002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多元的困境下，在今年“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耗资约2000万元的惊人事实。据报道，“请来宋祖英一直是市委领导的心愿”。为此，请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万元，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而且还把请明星、看演出变成了“政治任务”，下发红头文件强行摊派购买门票，当地一名公务员月工资400多元，竟被强行扣除近1／5。从这些数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万源市委组织举办的这场劳民伤财的演出完全超出当地财力，是违背当地百姓意愿的一次“政治作秀”活动，是动用行政强制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粗暴干预，是赤裸裸的“权为己所用，情为星所系，利为官所谋。”

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领域需要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出于作大作强的考虑，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和市场准入方面做了限制，比如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的要求，是阻碍人们创业的重要政策障碍之一。这一要求并不能约束那些有着不规范资金来源的人，而只能阻碍那些自身积累较少而又得不到贷款的普通百姓的创业，导致大量个体商业户的锐减和市场准入的限制，钳制了经济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取消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门槛，将能激发相当多的人进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行列的积极性。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极端短视的功利政策，不仅造成民怨沸腾、民众生计举步为艰的事实，而且对当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对社会结构的良性完善，有着极为凶猛的杀伤力。譬如，一些地方政府不从当地的经济实力出发，为维持所谓的形象，动用工商税务力量将自发形成的民间市场集散地彻底打掉，建立高成本的市场交易场所，一些靠出售蔬菜、水果等维持生计的百姓，特别是失业工人，在不得不支付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摊位费的条件下，生计极为艰难。

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继续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忠实执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病态社会结构依然坚如磐石，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发达城市，都被户籍制度牢牢钳制，在贷款、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不到当地的同国民待遇，这样一个庞大的受到身份歧视待遇的社会群体的存在，是社会转型和进步的严重问题。

总而言之，经济能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之一，应是广大民众可以承受改革和转轨之痛，但目前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到达极限，不惩治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不调整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大力推进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面临绝大多数人的抵触甚至反对，这将是不争的事实。如继续下去，将发生极为严重的后果，经济发展停滞，解决民生问题陷入困境。如果仍忽视或者回避这个问题，将在经济发展中设置一个个定时炸弹，并时时有引爆的危险。所以，必须彻底改变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局面，改变一般平民无力买房的事实，在发展贵族教育和医疗的同时，格外注重平民医疗和教育事业，在发展高档公寓区的同时，格外注重平民的住房问题，并将此视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大事，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与信赖。然而，当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失去了经济地位，成为弱势群体，尤其是当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为生存而在私人老板的工厂里累得直不起腰，或在街上饿得站不稳脚跟的时候，甚至无奈无助地在暗无天日的黑砖窑里遭受非人性的奴役和摧残时，进城卖苦力打工追讨工资不成反被打被砍甚至被故意制造车祸撞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生问题。

没有民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民生困境。一切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仁人志士都会衷心希望，一是执政党内的民主建设能够切实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二是以执政党的民主建设为整个社会的民主发展和民主建设树立一个样板，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甜美果实，让人们由衷地体会到生活的幸福，这无疑就是和谐社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