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先生在《民主中国》发表文章：“两种价值论与资本家的价值定位（之一）”。在应先生看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的死结来自于一个经济学“谬误”劳动价值论。在应先生看来，劳动价值论错误很多，矛盾无法化解。然而，应先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刻意将“劳动价值论”归结于是马克思的“功绩”。然而，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劳动价值论不是原创于《资本论》。就是说，您如果批判劳动价值论，首先应当批判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创造“劳动价值论”的人。
劳动价值论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提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巨大贡献。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反对传统的“重商主义”，把经济学对价值的思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最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他把地租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他的自然价格相当于价值，他指出：假如一个人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用劳动时间和从秘鲁银矿中生产一盎司白银并运到伦敦所需劳动时间相等，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可以看出，配第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他还提出了商品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一六六二年出版《赋税论》）亚当.斯密则反对传统的“重农主义”，指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工理论”。（一七七三年完成《国富论》书稿，一七七六出版）
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但也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一八一七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过是以上几位的重复，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严格意义上，剩余价值的提法也不是马克思的原创，只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做了另外一种解读。剩余价值实际上就是资本投入所获的利润，马克思认为这部分利润是剥削。一八六七年九月十四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
您在驳斥马克思的“劳动时间”时，举出的例子也十分不妥。比如，您举出的，作曲、作词家，作者的劳动时间无法计算这是对“劳动”（马克思所指的劳动概念）这一概念的严重曲解，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都没有排斥脑力劳动是劳动的一部分。而您却将其说成是“体力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您刻意加上的“体力”不知出处何在？就劳动而言，亚当.斯密使用的是“劳动一般”，马克思使用的是“劳动的凝结”这两个概念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解释，而是有丰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就像我们不能把“物质”只理解为看得见，摸得着物品，我们也不能把“劳动”解读为体力劳动。很多人有这个曲解，这主要来自于资本的持有者资本家，资本家在投入资本后自然要对资本的运行情况给予关注，进行管理，这也是脑力劳动，但是，这种脑力劳动与其它脑力劳动的重要区别在于资本的参与。在举例上马克思使用了一般劳动，在理论上马克思使用的是抽象劳动，这并不矛盾，前者他想说明价值的量，后者他想说明价值的产生过程及每一件产品（或价值）所用时间的平均值。就像我们统计数字中的“平均收入”一样，在计算平均值时不考虑个别收入的多少。
再有应先生文中说的“解放劳动力”的问题，也只做了狭义的解读，劳动力的解放也涉及很多方面不仅是体力劳动，一方面是指，不再为了资本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另一方面，劳动者也会在不断进步的工业化过程中减少体力的付出。就像您举得那个例子：无人看管的大机器可以自己运转，无需体力的付出。但是，您的这个例子不能证伪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原因在于，大机器离开人是无法自行生产出不同于本身的价值的。人在此时，没有付出体力，却在付出“脑力”（或精力）。至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您应当首先清楚地是：那时马克思已经命归西天。况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只是指两种劳动的区别，并没有由此否定脑力劳动也可以产生价值。而您竟能把这种“对立”理解为“消失”，并在消失的前提下推演出必然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就没有“对立”？有的话又要“消失”到何处？）
关于应先生文中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二个错误：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问题。您说这是一个悖论。您的反驳是，资本本身就会产生价值，因此不存在不变资本。首先马克思已经明确界定了是资本，只不过这个资本是不变的。这个不变是相对于可变而言的。通俗的讲，这个不变资本在没有人及人的劳动的参与下是不会自动产生高于本身的价值的，只有通过劳动才可能产生出新产品（新的价值）。机器是个价值的外壳，购买它不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自给自足不是经济学范畴的话题）而是为了创造更高的价值，实现这一更高价值不是变卖他而是在劳动生产完成后才可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物化的机器只是谋取更高价值的工具，这个工具由于参与了创造价值的过程，所以，它是资本，又由于它本身不能独自实现，为此，它是不变的。固定资产折旧到现在依旧是个常识，这个常识就是在说，固定资产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其价值递减而不可能递增而劳动却能始终创造新的价值。
关于应先生文中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三个错误：土地是价值之本的问题。您实际上不是拿马克思开刀，而是拿亚当.斯密开刀，正是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对于您质疑的劳动时间长其产品价值就高（在您看来是荒唐的结论）的问题，其实是个经济学上的常识性问题，其一，劳动时间长，成本相应就高，其二，生产量低在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价值就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时间概念不包括偷奸耍滑耗费掉的时间。那是个例，可以忽略不计。您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也质疑马克思真有些匪夷所思。
其实，我知道应老先生之所以拿马克思开刀，就是马克思将资本视为万恶之源。我也常常拿马克思开刀，但不敢逐段逐句的拿《资本论》开刀，它不是看上去严谨的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就是在抄袭，抄袭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研究方法，那些可都是经典。直到今天，保守的，自由的，激进的经济学派无不留下古典经济学派的痕迹。当然，马克思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主要问题是：一，他对剩余价值作了剥削的解读，而实际上剩余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利润。经济学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没有利润就不再是经济学范畴的话题。二，从剥削话题中引申出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论。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程产生剥削，而杜绝剥削就需止步于生产，生产出来的物品为了不出现剥削，就不需进入流通，交易环节取而代之的是“等价交换”，由此，也就没有了货币概念。四，共产主义的设想。但是，客观的讲：马克思也有不容忽视的一面，那就是他在关注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当时的情况下生活举步维艰。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也反映在他的《资本论》中，很多详实的资料都是来自于已经资本化，工业化的英国。而应先生文中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生活的很好，实际上是“二战”以后的事了。
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应先生文中说的经济制度的资本化，政治制度的独裁化，而是官僚资本的垄断。官僚资本的垄断是制度的产物。民间资本只能依附于官僚才能在强大的市场垄断中苟活。为此，笔者认为：中国转型的最大障碍不是什么价值观与资本的问题，而是采用什么有效方法使专制制度消亡的问题。也只有在专制制度消亡后才可能实现“资本不仅可以造福于资本家，同时也可以造福于社会”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