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只有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社会,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劳动价值论都无法解释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问题。那么在实践中所通行的是什么理论呢?是“生产力价值论”。

概念

所谓“生产力价值论”,是指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财富),是由投入生产的各生产要素所聚合而形成的合力即生产力所创造的。我们通常说,人力是一种生产力,自然力是一种生产力,物力是一种生产力,科学技术更称为第一生产力等。严格地说,它们都是生产力的要素。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仅有某几种生产力要素,还无法形成生产力,因而无法进行生产;必须将各种生产力要素加以有机聚合,继之,按一定目标,循一定次序,协力运动,才能达到生产的目的,创造社会财富(价值)。因此,生产力是各种要素有机组合而产生的一种力量,而生产是生产力中各要素所形成的合力之发辉。因此,“生产力价值论”就是生产力中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

生产力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区别却是原则性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劳动者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不创造价值;生产力价值论则认为,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共同创造价值。

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及其价值分配

理解生产力价值论,首先要考察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人类社会已经历了若干经济发展阶段。大体有资源经济阶段,劳动经济阶段,资本经济阶段,目前正向着知识经济阶段迈进。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生产力中要素的变化。简单的低级的生产要素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复杂的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出现,标志社会的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了。资源经济阶段,相当于狩猎与采集业阶段,人类以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为生。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着该阶段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自然资源即自然生产力也就是该阶段最主要的生产力要素,成为人们获得价值(财富)的主要源泉。劳动经济阶段,大体是农业经济阶段。在这一时期,土地是自然提供的,劳动工具简单,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一分劳动才有一分收获。劳动力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是人们获得价值(财富)的主要源泉。到了资本经济阶段,人类步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的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机器所取代,生产要素开始多元化、复杂化了。除了劳动力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力要素之外,还需要有强大的物力资本。资本这一要素开始独居鳌头,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的统率者,担当了组合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使命,因此被称为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在大生产的舞台上殚精竭虑、东奔西走,唤风呼雨,成了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目前,人类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以知识创新为前导的科学技术开始成为生产中最突出的要素,所以,有人称这一时代是“知本家”主宰的时代。

各种生产力要素的先后登台以及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角色更替的历史现象启示我们,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三元价值论”(土地、劳动、资本),不过是那一时期生产力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斯密这样论述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人的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决定意义。他写道:“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末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⒂ 这段话被视为“劳动价值论”的经典论述,但是我们不应忽视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限定,这就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末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这个社会大体是人类的狩猎社会和早期农业社会。工业革命之后,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以机器为动力的大生产逐步取代以人工为动力的小生产,商品价值构成中对应于人工劳动量的价值部分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劳动量作为衡量商品价值尺度的做法势必为社会实践所抛弃。正是由于生产要素结构的这一深刻变化导致价值构成的改变,使斯密将“三元价值论”作为资本主义时代分析价值的工具。

其实,“劳动价值论“或”三元价值论”虽尚能成为一定时期分析价值的方法,但应看到其相对性。就斯密所说的那个“初期野蛮社会”中,劳动对价值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但是自然资源与简单的工具难道对价值的形成一点也没有作用?同样,在工业社会中,如果说物力资本对价值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土地和劳动力二要素难道对价值的形成可以忽视。对任何时代来说,生产力价值论都将避免这一片面性。生产力价值论申明价值是由生产力的各要素共同创造的。但是,生产力要素的构成是一变数;其中,各要素的重要性也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前所述,在游牧经济时代,生产力要素主要是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要素显得比以前的时代重要得多了。到了工业时代,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首先需要有雄厚的物力资本的投资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同时,资本还起着聚合其他要素的功能,因而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与智力在生产中的作用雄踞首位,资本主义时代物力资本的重要地位被智力资本所取代。总之,对于生产力价值论来说,不论在任何时代,既肯定某种生产要素的特殊重要性,也不忽视或抹煞其他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于价值是由生产力各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价值应当在各要素中加以分配,其分配额应以各要素在生产中作用之大小而定。在农业经济时期,土地、劳动力与工具三要素中,以劳动力要素倚重,因此劳动者应分得较多的剩余价值。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剩余价值应少于劳动者所分享的剩余价值,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分配方法。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时期,如果生产要素仍分为三类,即三种资本: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力资本,那么扣除其各自的成本外,剩余价值应在这三种要素中按其创造价值贡献额之大小进行合理分配。但在分配中事实上远非这么简单。因为工业生产不像农业生产是一种简单的小生产,不需要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可以说,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是大生产的核心和灵魂;没有了他们,大生产不能创立,也不可能持续进行,他们理应获取相当的剩余价值。此外,工业经济时期,科学技术开始应用于生产,成为一种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力要素,科技工作者显然应当从中分享一份剩余价值。这里还没有谈到那些与大生产发生间接关系的某些部门的劳动者对社会化生产所作出的贡献,如教育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文艺与学术工作者等。总之,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后,价值的创造与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劳动价值论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生产力价值论克服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

资本剥削的新界说

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力价值论都承认,资本家是剥削者;但对剥削概念的界定上,两者出现了差异。

劳动价值论认为,生产中的全部利润,即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剩余价值,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在这里,利润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因此,资本家的剥削所得是利润的全部,剥削率是利润的100%。

如果用生产力价值论来计量资本家的剥削所得,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全部利润即扣除成本的新价值是由几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些生产要素大致有:第一,土地为代表的自然力资本;第二,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第三,资本为代表的物力资本;第四,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智力资本;第五,生产的组织与经营为代表的管理资本。假定这5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利润)创造中贡献额相等(其实不然),那么,各种要素所创造的价值各占总价值(利润)的1/5。即使劳动力所有者(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家所占有,那么,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只有占总价值的1/5,即只占全部利润的20%,这就是资本家的剥削量,与劳动价值论相比,剥削量(也可以说是剥削率)减少了80%。

当然,资本家的实际剥削量一般会超过利润的20%,这是因为,我们把5种生产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额设定为一个平均值。还因为,资本家还要从别的要素所有者那里尽力获取剥削收入。但是,资本家作为物力资本和管理资本的投入者,其投入生产中所创造价值的贡献额,都应当是资本家的合理收入,不能归入于剥削的疆域。问题是,对物力资本和管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额的界定,应当也有科学、合理的方法;如同对人力资本(工人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额的界定应当科学合理一样,不应夸大,也不应缩小。但是有一点恐怕是应当承认的,即物力资本和管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额应当高于各要素所创造的总价值的平均值。这是因为,物力资本是其他生产要素的基础,是配置、聚合各生产要素的前提,如果把其他生产要素看成是一种资本,那么,它是资本的资本,是资本之母。至于管理资本,其投入者所付出的劳动的复杂性、创造性与风险性,也不能与普通的体力劳动相提并论。

因此,资本家在利润中应享有以下几项合法收益:第一,风险收益;第二,投资收益(机会成本);第三,经营管理收益。只有当收益超过这几项收益的总和才是剥削收益。由于劳动价值论将资本家几项合理收益划入为剥削收益,夸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是否定资本家的历史价值并遭之无情贬斥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客观、正确地认识资本家的剥削是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但是,只有在正确的经济学价值论的指导下,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使人们的认识接近于客观实际。否认、掩盖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固然是错误的,然夸大资本家的剥削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工人的权益应当受到保护,特别在劳资之间他们往往处于弱势一方,其权益容易受到侵犯。另一方面,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同样也应当受到保护。但是,什么是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也只有在正确的经济学价值论指导下,才能有正确的答案。

知识经济时代价值观的转向

如果将生产力仍界定为三项基本要素: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自然力资本,那么,可以将人力资本又分解为体力劳动资本和脑力劳动资本,后者即智力资本。所谓知识经济就是脑力劳动的智力资本在生产中发挥着主导的和基础的作用,以致体力劳动只起着辅助的作用。这是对知识经济通常的理解,却是一种肤浅的理解。

我们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类的智力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创造发明以及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可以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如电力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自然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却是有限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矿物资源等都是有限的。当人类的科学技术还不能使人类迁徙到地球之外的星球中去生存,或还不可能从别的星球上获取人类生产与生活所需的各种资源,以满足地球人的需要,那么,人的智力资本与自然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将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地球上的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着,人的消费需求在日益膨胀着。智力资本能满足贪婪的人类无限的物质需求吗?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污染,气候的恶化,资源的短缺,灾害的频发,这些都是这一矛盾尖锐化的警告。罗马俱乐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如不抑制人口和经济增长,地球与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粮食不足而在一百年内毁灭。2010年9月,天才物理学家霍金又爆出惊人言论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因为“人类基因中携带着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与此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亦指出:到2030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将出现衰退,除非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减少使用地球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世界自然基金会与霍金的预言可谓不谋而合。⒃ 即使没有这些科学家的警告,每一个地球人也已感受到逼仄的空间、恶劣的环境正日甚一日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几千年来,人们竭尽全力发展生产力,渴望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能为人们带来愈来愈丰富的物质资料与社会财富,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以索取与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为前提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掠夺与贪婪的占有。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称王称霸的后果是什么呢?生产力无节制地扩张和经济的日益“繁荣”,是否能给人类带来锦绣前程?近一个世纪无数的事实足可证明,人类在无限制的追求物质财富中正在使人类自身快速地走向毁灭!因此,我们所面对的前景是:生产力无节制的扩张其结果不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而是人类生存力的下降。“生存力”,这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地球人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亟待认真讨论的大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未来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过是闭门造车,远离现实的乌托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显然没有考虑到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再沉湎于以GDP为纲,年年盼着GDP升帐,更不能与发达国家攀比GDP的总量。所谓知识经济时代,人类首要的任务是实现价值观的转向,即从财富价值转向精神价值。知识和智慧更多的应当引导人们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保护生态,敬畏自然,节约每一点资源,应成为每个公民的公德;要使人们学会如何节制消费、合理消费,使挥霍财富的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愚昧与可耻的行为;要控制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力求使人口与经济的增长控制在环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内。总之,人类要把智慧和知识用于如何使人类持续生存、永久生存、文明生存。

从财富价值转向精神价值,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应当成为世界各国、更应当是中国治国的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