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是权贵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政治体制改革，连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也表达过这种意见。
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颇合当前的改革现实，然而，所论不仅是表面化，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轻了。
的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对姓“社”姓“资”“不争论”， 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从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论争表面停息。但是，执政党既没有就此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而且死抱马列毛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对垄断真理的作法更是摆出一幅没有商量余地的架式。而意识形态没有松动，由意识形态全面论证并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体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点门儿也没有。
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前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全面移植于苏联，这套政经体制由马列主义论说，被吹嘘为无比先进，即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东风压倒西风”。然而，经过不足百年的实践，不但西风没有被压倒，反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苏联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溃。苏联模式的那一套经实践检验，证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进，反而相当封闭落后。不但经济上效率低下无活力，政治上也专制官僚臃肿腐化，其用强力进行无数次灌输宣传的意识形态，更是“假、大、空”充满偏见，成为愚民工具，现已被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唾弃。苏联模式的全面失败表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死路，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条路再怎么变换花样也走不下去了，“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摆脱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间曾进行过意识形态论战，比谁的列宁主义旗帜举得高，争论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藉此毛泽东得以操弄意识形态，发动以反修防修为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亿万愚公被伟大导师愚弄得团团转，战天斗地瞎折腾。然而，建国来向私有制全面宣战一大二公纯之又纯的高调意识形态实践，却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同时，兴无灭资极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产也让人“大彻大悟”。毛死后荒唐的革命得以结束，因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谓是悬崖勒马!渡尽劫波的党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另寻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改革首先从经济上突破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突破了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摸式，搞市场经济，到今年我国GT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这显然也与马列主义相去遥远，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泽东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此，邓小平对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勇敢地摆脱教条束缚，从而“杀开一条血路来”。
然苏联模式不光光是计划经济体制，还包括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苏联垮台后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反思苏联模式是：“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三项垄断形成一整套的极权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部门发挥着极其恶劣的祭司功能，不仅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为维护统治还编造谎言指鹿为马。三项垄断都是社会进步的拦路虎，是需要改革抛弃的对象。
经济垄断已抛弃，另外两项垄断也应该抛弃。改革如何改，其实已很明确，就是开放，改革一开始就与开放分不开，叫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就是开放的结果，放开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和西式管理，中国政府并主动争取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使被教条束缚的生产力一下子迸发出来。
经济开放之后下一步就是政治开放，胡赵改革路线图也是先经济后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开放，说穿了就是逐步开放政权，抛弃苏联模式集权于党的那一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叫“还政于民”。不开放政权的行政改革，对苏式党国体制的修修补补，仍然垄断政治，都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牵涉到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难度和风险，搞不好有天下大乱之虞，所以要谨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骤渐进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制造借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准备放权，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强化党政体制，并出现与金钱的结盟，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使腐败丛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权旁落，竭力阻止政改，于是危言耸听打意识形态牌，有开历史倒车的动向。
二、索尔仁尼琴说把主义留给中国
苏联党政模式用意识形态刻意包装，理论上吹得好听，实践上已经全面失败，其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管一切，即一党专政。这个极权政体的行政作为，从苏联斯大林到中国毛泽东，再到朝鲜金氏父子，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教训相当惨痛!但是，意识形态说教却颠倒黑白，硬说其具有“先进性”，“规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采取了封闭性强制灌输和铺天盖地宣传的办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反复宣讲并要死记硬背考试这一套。
垄断性宣传灌输不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过时的法家愚民之术，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相当落伍，是政权脆弱的表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向秘书林克承认搞的是愚民，文革时连“偷听敌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闭得犹如铁桶，被称为“竹幕”。现在也有人认为当今是“训政”时期，要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于是又有了“唱红歌”的做法。由于害怕群众探寻历史真相，不敢公开挡案，连文革真相都设置“禁区”不准研究。
我国从中小学的辅导员，大学的学工部，到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政治部，及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干部，其数约在千万，相当多的大官甚至将军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干什么，就是搞意识形态，相当于祭司神职人员，他们不事生产不做业务也不搞真学术，光靠耍嘴皮子，却要纳税人去供养，可谓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国党政合一庞大的干部官僚体系，早已呈现苏联灭亡前勃烈日涅夫时代的那种臃肿衰败症状。据统计，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即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吃冤枉的人超过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为“维稳”不敢触动官僚特权阶级利益，干部再人浮于事也不下岗。而对不满者异见人士，则采用各种手段封堵，据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铲除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办法，在中国却行不通，反倒宣称共产党员有“先进性”。越是腐败丛生的危机时刻，越更抓紧意识形态宣传，不惜血本耗费巨资大搞马列毛邓工程，最高层甚至提出抓意识形态要向朝鲜学习。
其实，朝鲜就是腐朽没落“三垄断”的苏联模式的活样板。金氏政权死抱斯大林体制，垄断一切权力竟搞三代世袭，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了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封闭落后造谣生事，其邪行鬼道丑态让世界侧目。这个活样板昭示的就是苏式马列主义的破产，向他们学习，还能有什么出路?
那么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开放!放弃苏联模式，与世界接轨。经济开放之后是政治开放，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开放的难度，陈小鲁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开放松绑问题，即解放思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干扰被邓小平一锤止音，其成功就在于剥离马克思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加严重，在苏联垮台的情势下，中共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但当局不是顺应世界潮流放弃空洞的主义，对高举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松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回到祖国时曾说：“把马列主义留给中国，领土一寸也不放!”那一声“炮响”送来而又被人遗弃的主义，现在除了一点点“维稳”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维稳也主要是维护统治者的特权，为既得利益集团耍耍花腔打打圆场而已。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将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径搅乱，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中国要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去意识形态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求当局切实放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政教分开。
三、邓小平说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
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动。有人会说政教分开就是颜色革命，开放政权就是颠覆政权。其实，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就说过五十年以后可以搞普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还政于民”， 就是开放政权，只不过有个五十年的过渡期。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蒋经国临死前，毅然在台湾放弃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永远执政，于是开创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情况较台湾复杂，邓小平提出五十年的过渡期，先把经济搞上去，意识形态作淡化处理，虽然过渡期略嫌过长，但应该说是饱含睿智。过渡期有如清末“预备立宪”，国民党的“训政”，最后要“普选”，终归要立宪。这就不是颠覆不颠覆的问题，而是政权开放时间早与晚的问题。
我国改革要突破苏联“三垄断”的极权体制，现在经济上已经开放，不再是极权，被称为“威权政体”，确切说应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的“开明”就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上，不搞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时的“全面专政”，取消思想言论罪，反党反社也不为过，在开放政权之前先开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
开明专制可暂不开放政权，反而加强中央权力，推行市政经济，集中资源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也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开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绩获得民众拥护，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既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放弃对真理垄断的同时，执政党搞区别于马列毛的“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搞意识形态创新，使自身社会民主党化，这值得欢迎。但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党民众还有权探索选择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执政当局要做到足够开明，容纳反对的声音。开明专制不但要求经济开放，也要求思想开放，最后是开放政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权开明不开明，人民的言论自由是最主要标尺。
我国宪法明载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从来都只停留在纸上，虽然言论尺度也在逐渐放宽，但仍有因言入罪，距开明专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阻止开放，当局也明显强化了意识形态管制，这是极不自信的表现。对于政改，官方反复强调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苏联模式党在国上、议行合一那一套，又为什么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肿腐败的党国政体，连批评反对都不允许，又如何谈得上开明?
从开明专制到开放政权似乎遥远，邓小平说的五十年后可普选竟还要等三十年，清朝“预备立宪”所定预备期不过九年，且邓所说“普选”后的政体又如何?不搞三权分立，还坚持议行合一吗?对此应解放思想，允许民众探讨。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苏联模式，到底怎样的政体好，也不是一个政党说了算，更非少数既得利益权贵说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提出搞一个“政治设计院”，选拔一些专家来精心设计，我看是一个忠心体国的好主意。清末立宪时也设立了“宪政编查馆”，并派员出洋考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提出“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政权早晚要开放，为避免乱局，开放前先统筹设计，全民讨论全民公决，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如此，流落民间的陈毅元帅之子、赵紫阳在任时的体改委调研员陈小鲁就可重操旧业，参加政治设计院搞政体设计工作了。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明专制也要求放弃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除掉守旧权贵官僚势力的华丽包装，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碍。
对于中共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乱的情势下尽快开放政权，并考虑如何在普选中仍能当选执政。然而，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企图死抱政权永不开放，面对经济开放后日益活跃的思想界，惊恐万状，封堵打压要向朝鲜看齐。改革三十年后能不能继续前进，在于敢不敢进一步开放，眼下最要紧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全面开放。垄断真理的祸害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教训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识形态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当法老，只能从开明专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极权统治，最后是全面专政开历史倒车。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这样的机会对于原教旨顽固派来说，实际上已没有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2010-12-23
